走近伏契克：四十载春秋，六个人生驿站

2023年，对于伏契克（1903—1943）的读者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年份：2月23日，是伏契克诞辰120周年纪念日；9月8日，是伏契克被德国纳粹杀害80周年纪念日。

尤利乌斯·伏契克，捷克作家、文艺评论家、新闻记者，其代表作《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自1945年在捷克出版以来，已被翻译成9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成为捷克文学史上译成外文最多的作品（外文版本多达200多种）。《报告》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于194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此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多家出版社相继出版了20多个版本的《报告》中文译本，成为影响几代中国读者的经典作品。

作为伏契克的忠实拥趸，笔者几年前就计划在2023年这一年前往布拉格奥尔沙尼公墓，拜谒伏契克雕像，献上中国读者一瓣至诚至敬的心香。而此时，我要沿着伏契克短短40年的生命轨迹，“探访”其重要的人生驿站，再现他那充满戏剧性一生的主要场景，体味他独特的个性与不凡的业绩，理解他作为作家与战士的情感与抉择，或许是当下对他最好的纪念。

比尔森理科中学：崭露头角

伏契克1903年2月23日出生在捷克布拉格斯米霍夫工业区一个充满音乐氛围的工人家庭。父亲平日在工厂做工，业余时间在剧院演唱。叔叔（名字也叫尤利乌斯）是捷克著名的作曲家，他创作的进行曲和华尔兹舞曲在世界乐坛享有盛誉。自小受到音乐熏陶，颇具表演天赋的伏契克两岁半就登台演出，每年演出数十场，直到小学毕业，梦幻的舞台伴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小伏契克扮演过的那些善良、勇敢的天使、王子、勇士的角色，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将来要做穷人的朋友和保护者”的种子。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奴役下的捷克卷入了战争。同年秋，随父母搬迁到工业重镇比尔森的伏契克，跨进了比尔森理科中学的大门。中学学习期间，伏契克的兴趣大大超出了学校教授的范围，他广泛涉猎诸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等世界文豪的名著，大量阅读扬·聂鲁达、伊拉谢克、聂姆曹娃等捷克爱国作家的优秀作品，写下了厚达600页的读书笔记，为他日后成长为作家提供了文学滋养，也为其民主主义思想的萌芽提供了精神涵养。

酷爱书籍的伏契克并非只是埋头于书房的书生，相反，他以同龄人少有的成熟，观察与思考战争给捷克人民带来的苦难，努力从书籍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1915年，年仅12岁的伏契克创办了杂志《斯拉夫人》，“报道”来自前线的消息和日常生活。这是伏契克平生第一次做编辑。1916年，伏契克又创办了杂志《愉快的心》，用幽默故事和图画等形式帮助人们驱散战争的阴霾，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不久，他创办了第三份杂志《捷克人》，主要刊登自己撰写的关于捷克文学的评论，观点虽显稚嫩，但见解独立，已初具文学评论雏形。

俄国十月革命加速了战争的结束，奥匈帝国瓦解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于1918年10月28日宣布成立。年轻的共和国并未给人民带来美好的新生活，人们依然饱受贫困与饥饿的折磨。战争和书本启迪伏契克用冷峻的眼光审视社会，用批判的态度评价现实，他迅速成长起来，努力寻找自己的道路。17岁那年，他加入了比尔森社会民主党左翼机关报《真理》出版合作社，成为该杂志最年轻的撰稿人。1921年，伏契克加入了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左翼成为共产党），开启了为争取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的人生历程。

布拉格查理大学：初试锋芒

1921年秋天，伏契克告别中学时代，迈进了中欧最古老的大学布拉格查理大学的大门。他没有屈从于父亲要他上工学院、做一名工程师的意愿，而是选择了文学院哲学系，他的理想是成为文学与戏剧评论家。他师从著名文学评论家沙尔达、杰出的历史学家涅德克等众多优秀学者和进步教授，听捷克文学、世界文学、哲学与艺术史的各种讲座，打开了视野，培养了观察问题的历史眼光和理性批判精神，同时也淬炼了坚强的意志，为他文学事业的启航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20年代初，伏契克与万楚拉、泰格、涅兹瓦尔、塞弗尔特（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一批经过战争洗礼的年轻艺术家们一道，怀着爱国爱民的理想与热忱，成立了先锋派文学组织“旋覆花社”。“旋覆花社”强调文学艺术的阶级性、革命性，主张文学艺术“要站在革命的工人阶级一边，同革命的工人阶级并肩战斗”，在捷克文坛引发了一场先锋文化运动，对战后捷克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现代捷克文学的基础。

伏契克把文学艺术视为人们追求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他在《社会主义者》等各种进步杂志上发表文学、戏剧评论，阐述无产阶级文艺观，尖锐地批评文化脱离社会生活，迎合小市民的低级趣味，以及政治上、艺术上的蒙昧主义倾向等。

为工人阶级发声的使命感，促使伏契克要办一份自己的杂志。1925年，他与几位大学生共产党员创办了大学生与工人阶级的杂志——《先锋》，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资产阶级的科学与文化观进行批判。从这一年起，伏契克开始为捷共机关报 《红色权利报》和《红色晚报》撰稿。

伏契克的文学活动很快受到了沙尔达的注意，他十分赏识伏契克的文学才华。 1926年，他请伏契克来编辑自己创办的文学杂志《创造》。在人们眼中要求严格、不苟言笑的大评论家，居然挑选了一个23岁的大学生来当编辑，这是极不寻常的事。任职伊始，伏契克就在《创造》上发表了一篇论沙尔达戏剧《奋战》的长文。人们推测，一名学生要评论自己的导师、杂志主编沙尔达，只能是大加褒扬，然而伏契克大胆的批评让人们大吃一惊：“沙尔达的剧本是轻松的，这绝不是他的归宿。剧本虽然大大高于一般剧作的水平，但它没有在工人阶级中引起强烈的思想共鸣，也就不能体现戏剧效果。它没有达到沙尔达应有的水平。”学生不唯上的批判精神深受沙尔达的赞许。

《创造》杂志：长缨在手

1926年，由26家出版商组成的出版者俱乐部决定出版一份自己的刊物——《树干》。他们看中了才华出众的伏契克，高薪聘请他担任主编。伏契克不仅亲自为杂志撰写文章，批评各种文学和政治现象，还邀请泰格、涅兹瓦尔、万楚拉等共产党员作家撰稿，把《树干》办成了一份具有自己的原则与态度的进步性评论类刊物。然而，出版商们希望所办的杂志是一份“不问政治”的广告类杂志，这与伏契克的办刊理念相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辞去担任了两年的主编职位。

1928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大选。大选前一个月，资产阶级当局查禁了共产党报刊，企图给共产党的竞选宣传活动致命一击。共产党岂能坐以待毙？伏契克想出一个主意：说服老师沙尔达，将《创造》 杂志交给共产党主办。这在伏契克的朋友们看来，简直是“异想天开”：沙尔达精心创办的刊物怎会轻易易手？难道他不怕受到当局的迫害？基于对自己老师坦荡正直品格的了解，伏契克向沙尔达阐述了自己的请求，沙尔达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坚定地说：“我同意将《创造》杂志交给你来主编。我作为出版者署名，愿承担一切责任。”

从接受主编职位那一刻起，伏契克怀着极大的热情投入新的《创造》的编校工作中。11月4日，经过24小时的紧张工作，伏契克主编的新《创造》杂志第一期终于出版了。他在《致读者》中写道：我们将沙尔达创办的杂志改编成论述文化问题的工人周刊，使之成为架在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之间的桥梁。

《创造》周刊吸引了一批富有才干的共产党员作家、记者及左翼知识分子成为编辑和定期撰稿人，评论政治与文化，报道经济与社会形势，介绍世界工人运动现状等等，它站在文化和政治的前沿阵地上，逐步成为一本内容丰富、装帧精美、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的，在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作为主编的伏契克也由此开始了新闻工作者生涯。他常常冒着被逮捕的危险，深入罢工矿区、灾难现场、游行队伍之中，采访报道各种激烈斗争场面，揭示剖析社会不公现象产生的原因，启发读者与不公正的社会制度进行积极斗争。他认为，“新闻记者不论对什么，都不要缄默不言，缄默就是撒谎。要把问题讲个一清二楚，让那些谎言连篇或者什么也不说的书完全绝迹。”由于《创造》周刊鲜明的现实性与战斗性，遭到资产阶级当局的疯狂打压，文章屡屡被书报检查机关开“天窗”，杂志一再被没收与查禁，伏契克本人也因此数次坐牢。

二访苏联：探寻经纬

1929年底，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并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很快重创了捷克斯洛伐克经济，使国家经济陷入崩溃。为面包、为生存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席卷全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而当时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正在雄心勃勃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成为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瞩目的中心。

1930年春，作为《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伏契克应邀随代表团访问苏联，“希冀能在旧世纪的各种政体和社会制度之间发现整个新世界”。

在4个月的访问中，伏契克的足迹从莫斯科、圣彼得堡一直延伸到中亚的伏龙芝、塔什干。他参观水电站、拖拉机制造厂，访问国际公社和集体农庄。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苏联人民在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国蓝图的感召下，以空前的热情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实践中。整个社会为改变沙皇遗留下来的落后状况、建设美好生活而充满的乐观主义情绪，使伏契克这个来自深陷经济危机国家的共产党记者深为震撼。他像当时全球所有进步知识分子一样，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将一名正直革命者和文化人的满腔热情，投射到了正在尝试构建全新人类社会的苏维埃身上，坚信苏联的今天就是自己祖国的明天。

伏契克回国后，立刻投入到畅谈访苏观感的宣传活动中，他也因而多次遭到逮捕。他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在明天已变成昨天的国家里》，讲述了苏联沸腾的工业建设场景，描绘了人民昂扬向上的生活图景；他还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捷克的“民主”制度进行了巧妙对比，启迪人们从中寻找解决国家出路的答案。

1934年夏，伏契克以《红色权利报》常驻莫斯科记者的身份，重新踏上了阔别4年的苏联国土。两年的时间，他旅行了数千公里，遍访城镇与村庄，再次回到了中亚细亚。当他第一次来这个国家，他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着最伟大计划和最伟大牺牲精神”的国家；现在，他每走一步，都会看到建设的初步成就：“主要的变化不在于新建的高楼大厦，新铺设的柏油马路，新落成的宽敞厂房……因为这些都不过是处处可见的那些触动生活最深刻基础变化的表象而已。人的地位在变化，人的关系在变化，新人在成长。”他善于从教育平等、妇女地位提高、男女同工同酬等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中，洞察社会变革中的主流与本质，从精神层面反映新人成长的故事，启发读者以批判性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疾苦与病症”，思考如何破解资本主义对人的异化、建立一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公平正义的社会。

霍季姆涅日村：利剑出鞘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德国法西斯势力攫取了国家政权，战争的乌云笼罩着欧洲大陆。面对与日俱增的法西斯威胁和战争危机，从苏联归来的伏契克立刻投入到《红色权利报》副主编、《创造》主编的工作中，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发出了团结抗战的最强音。他写道：“我们现在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就是在为明天而斗争，这会使我们的力量、坚定性、勇敢和果断精神百倍于任何人。”

1938年9月，英法采取绥靖政策，同纳粹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割让给纳粹德国。10月，当局取缔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查禁所有的共产党报刊。党被迫转入地下。

1939年3月15日，纳粹德国的铁蹄踏上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土地。盖世太保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员，掀起了一场血雨腥风。伏契克为躲避纳粹的追捕，与夫人古斯塔来到位于波西米亚西南部的小村庄——霍季姆涅日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