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依旧需要人文精神？

“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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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中，文科似乎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尴尬的存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以及管理体系的日渐精密，使得谈论人文精神越来越不合时宜，而数字化的考核标准也经常使那些有志于学术的师生们在表格、课题、报销之间疲于奔命。当我们想恢复人文精神本身的魅力和号召力时，却往往屈从于琐碎与枯燥的现实。文、史、哲似乎失去了曾经的意义与光辉，而成了皓首穷经式的 之学。当文科失去了引领和启迪的价值取向，在更多元的价值和选择之间反思自己往昔的“傲慢”，对于寄托了对真理骄傲求索的“文科”，我们又能有哪些新的期待呢？

而与之一起变得“边缘”的，还有知识分子们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人文精神”。长篇小说的作用，很轻易地就被自媒体上的一篇特稿所取代；看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不如去抖音搜索“5分钟给你讲完XXX”的短视频。越来越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及视听彻底被媒体占据的娱乐工业，已经习惯让别人代替我们来思考，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意见。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不再承担起人文精神的“重负”，不再思考那些沉重而理想主义的命题，我们会活得更轻松吗？

《“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是日本社会学家吉见俊哉为以上问题所做出的答辩词。跳出了“有用”与“没用”的二分法以及文理分科之间思维的对立，吉见俊哉尝试从大学的源头来解释文科的不可或缺性。而在他看来，文科的意义在于找到在商品社会日渐消逝的“博雅”传统。在这种传统里，人的价值不在于分工和社会的需求，而在于一种通过知识与思考才能获得的普遍性。已经成为现代公共生活重要原则的批判精神、对不同价值尺度的尊重，以及推己及人的反思能力，其实恰恰是被淘汰的人文精神的重要遗产。

大学的危机

就个人经验而言，高考招生咨询工作一般包括前线“摆摊”和后方“深谈”两部分。所谓“摆摊”，便是在出分当日，各高校在目标省份的某大学操场抑或会展中心摆开阵仗，高分考生及其家长在诸多名校的热情竞逐中尽情享受自己为期一周的人生高光时刻，而平日里自视甚高的大学此时也只能放下身段，沦为被选择对象，任人品评；所谓“深谈”，则是将目标考生邀至各自后方的营地（为考生便利计，各高校往往被安排在同一宾馆），一对一深入交流、辅导，当然，同档友校间自然也少不了一番刀光剑影的竞逐。在这楼上楼下短兵相接的比较——被比较、审视——被审视之间，无论是否愿意面对，当下中国大学的境遇、专业的冷暖都会以一种极端得令人尴尬和意外之形式呈现在你面前。大学中人所全心捍卫者，在招生市场上时而也会遭受赤裸裸的冷遇或蔑视，不过或许在高校毕业生招聘市场上，那种冲击感会来得更为真切。高考招生、大学招聘的趋势，既是一个国家经济、产业、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又折射出社会对大学专业的普遍认知状况，表里、因果尽在其中。

具体到招生策略，近年来，除了各校的王牌专业有幸在招生目录上“拥有姓名”，那些就业前景不被看好的专业只能混迹在各类“实验班”的名目之中，管见所及，基础学科和传统工科便是其中常客。在分数上距离王牌专业（学科实力和就业前景双重意义上）略有差距的考生和家长对此藏“拙”操作也大多心领神会，毕竟报考是一门关于性价比的学问。招生搏杀时，我们常常从考生那里听到竞争对手直击灵魂的杀手锏——“学XX专业有什么用？”无论是否靠谱，此言可谓一语拿捏了家长的死穴，毕竟在他们看来，就业意义上的“有用”几乎便是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基础学科和传统工科不受待见似乎已是一种市场与时代的选择。2020年出台实施的“强基计划”自然是管理部门意识到这一趋势后采取的积极干预措施，但在其背面恰恰说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不再是被社会普遍认同的优先项。

我想，吉见俊哉（1957— ）的《“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以下简称《冲击》）近来对中文读书界形成的冲击，或许可以理解为某种超越国界、物伤其类的共鸣感，或者说痛感。在这本讨论“文科危机”的著作中，作者直言：“实际上这一‘危机’所威胁的不仅仅限于文科。倒不如说，恰恰是这一‘大学危机’，超越了文科和理科的鸿沟，它才成为日本大学需要直面的现实。”或许，将此言中的“日本”置换为当下的中国甚至美国、法国、德国，都似无不妥。直面“废除文科学部”的危机对中国而言或许为时略早，然而以“文科危机”为表征的全球大学的普遍问题实则却为各国所共有，无论是此刻抑或未来。我生于20世纪80年代，那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度是社会的普遍共识；2000年前后，新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也被人津津乐道；而今理化生却似乎只能被包装在“自然科学实验班”中艰难求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愿景亦不等同于实情。在这个意义上，文科的落寞恐怕只是“先退为敬”而已，大学的危机将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人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而《冲击》作为域外经验对于当下学界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有用与无用

《冲击》中所胪列的大学生存环境问题（全球化、高龄少子化、人才竞争战）乃至“国立大学改革方案”之因应，对我们而言都似曾相识。从“理科有用、文科无用”的社会认知、文理科竞争性经费的失衡，到文部科学省指导下的大学改革、竞争原则的引入、周期性学科评估、研究生扩招、教育管理部门对人才培养的强调、对组织调整和功能分化的凸显、对“创新”服务社会经济的期许，莫不尽然。这一时移——世易——备变的应对策略背后则是不由分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进化论逻辑。其结果是，文科从业者们“在日益窘迫的环境中，也更容易采取防御性的态度，不求发展，只求守住自己的领地”。在“创新”成为衡量大学国际竞争力水平和资源配置依据的时代，文科的相形见绌、不合时宜似乎无可申辩。

而吉见先生却试图为之一辩。对于主流社会相关议论中的关键词、理科思维下的单一尺度——“创新”，他援引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出了异议，他将广义上的“理科”与“文科”的意义维度区分为“完成目的的有用性”和“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其中，前者 “只针对事先给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价值尺度本身发生了变化，那么以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将变得毫无价值”，因此也“无法从内部突破既有体系”；而后者“则要求具有将那些可能在较长时间段中发生变化的多元价值纳入视野的能力”，而“在多元的价值尺度中，为了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用最佳的价值尺度，就需要与各种价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离，采取批判的态度。深陷于某一个价值尺度，将失去应对新变化时的灵活性”。这一区分中至少暗含着文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它可以象征想象力，更应是防波堤。吉见在可比的意义上，通过对日本索尼公司与美国苹果公司的比较，指出“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而陈平原教授的忧虑和提醒则更具普遍现实性。他在讨论人文与科技的关系时表示，“技术进步无法阻挡，但其对于人类思想及道德的挑战不能忽视，起码必须未雨绸缪，不能任凭某种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单兵突进”。这些年数字化、人脸识别技术、AI、人工智能摧枯拉朽地迅猛发展，而其问题在近年来也已逐渐凸显，当此时也，“文科何为”值得重思。

作为文科出身的东京大学的副校长，吉见试图回应的问题，毋宁说也正是我们当下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文科该如何活下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这个问题与其说是出给国家、社会、学生的问题，不如说是出给教育管理者们的问题，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身在“创新”风潮中的文科教师、学者们的生存问题，以及包括资源分配等与学科存亡息息相关的关键问题。作为一个从事日本文史教学与研究的“文科”从业者，笔者自然不难理解吉见的良苦用心，人同此心、感同身受；甚至不妨明言，文科危机，四海攸同。

不过，这里似乎依然有两个问题需要仔细推敲、斟酌。首先，这种宽泛的“文科”“理科”区分是否会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意义上混淆了理科与工科医科、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使命和功用。前文谈到的“强基计划”，在政策制定者那里，正是“要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信息学、生物学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招生”。基础学科的意义需要以官方政策强力倾斜支撑本身，其背后不正是人文学科和理科被认为“短期无用”吗？在这一点上，日本与中国别无二致，吉见就坦率地指出，“‘挣钱的理科’与‘不挣钱的文科’这一对立成了世间的‘常识’，这才是隐藏在本次‘废除文科学部问题’引发的事态背后的真正的根本性问题”。其次，吉见指出，今天日本的“重理”路线实则是战时“总力战”体制、“选择与集中”政策的惯性延续。这一战时日美争胜的逻辑转而在当下提高日本大学“国际竞争力”的语境下得以继承，此说堪称洞见。而在批判理科式“完成目的的有用性”时，作者给出了两个案例：“日本经历了这样的教训，战争时一说‘鬼畜美英’，大家都众口一词痛斥‘鬼畜美英’，战后一说‘高速增长’，大家又都朝着‘高速增长’奋力疾行。”在这一论述中，战后与太平洋战争时期似乎共有某种因理科式“工具理性”而形成的目的批判、价值相对自觉之缺失。关于前者，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做了具体的展开：

“二战”中的日本抱着战胜美国这一明确的目的，以能够直接贡献于此的理工科应用型学问为中心，全力动员大学的知识资源支撑战争，结果却是一切化为灰烬，国民遭受灭顶之灾。视目的为既定要求，一味追求作为工具的有用性——从这样的思考模式之中，无法产生“其实战胜美国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对目的本身进行客观批评的视点。在那个时代，担负知识生产责任的大学本应该做的，不是跟风设立有助于提高军事技术水平的研究所，而是勇敢地指出大家正在追求的目标从根本上是错的，从而转换价值标准，确定新的目标，开创出新的时代。

在目的——价值二元论中，吉见先生以“日本战胜美国是否可能”的问题（而非近代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为对理科“目的有用论”的批判，似乎暗含着对“如若可能，便可支持”的逻辑是否妥帖（在战时日本，理科以科学技术杀人，而文科用思想文笔杀人，虽强度、烈度有别，但在“目的/价值给定”的意义上别无二致，“笔部队”此之谓也）的质疑。需注意的是，这一观念实则是以流动性的“多元价值”之存在空间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是这一先决条件本身却并不是自明的。在某些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价值难以多元，如此若从多元价值的可能性上讨论文科存在的价值，恐怕就有些勉为其难。并非是要彻底否认吉见的立论基础，因为此书是在“‘欧美列强’的全球性学术霸权不断推进的当下”，以日本民众为预设读者的；落实到实践层面，这一论断并不具备超越时代和国界、可操作的普遍性。

此外，吉见先生的预设读者是日本普通民众，在观念层面人们会认为先生所言不无道理，但却无关自己的现实选择。尽管如此，这种发声依然是必要的、可贵的。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学术共同体内部不厌其烦地主张文科的价值，这显然是搞错了对象，实则无需多言，因为我们需要着意对话的对象应是“圈外人”——包括政府官员、普通民众乃至行外专家，因为他们或许在更大程度上左右、影响着文科的当下命运和未来走向。陈平原教授便曾明言其近年来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向圈外人发言，让他们明了人文学的意义；或者说，如何向已达成某种默契的‘社会共识’挑战，证明人文学的存在价值及发展空间”，强调“人文学者要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公开地、大声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贡献与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