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着故事之舟划入印度深处

印度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个特别的国度，人们往往以“神秘”形容她，或者有不甚恭敬之辈称之为“奇葩”。“神秘”也好，“奇葩”也罢，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大部分中国人对印度社会不甚了了，甚至还将印度视为“佛国”。2000年以来，国内出版的有关印度历史、文化、文学的书籍不断增多，也有很多知名作家将自己的印度之行诉诸笔端，如西川的《游荡与闲谈》，于坚的《印度记》等。我们会发现，中国作家的印度印象呈现两极化特征，或被披上浪漫主义的面纱彰显为信仰之国，或被自然主义加持暴露为脏乱差的混乱之地。这两极的印度印象体现出难以跨越的中印之间的文化距离。曾以《花季雨季》开启中国青春文学的作家郁秀，2023年推出新作《故事在印度—一个中国作家眼中的印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她没有让“神秘”遮望眼，也没有让“脏乱差”挡住深入印度的脚步，而是以其独特的视角，运用田野调查般的方法，与一个个印度人展开对话，上至总统，下至贱民，铺排出广阔的社会场景，打开了读者了解印度社会的多面视窗。

印度知识分子的荣耀与遗憾

郁秀的父亲郁龙余先生是中国当代知名的印度学家，因为这一独特的家庭背景，郁秀得以接触印度的汉学家、梵学家等高级知识分子，听他们娓娓道来各自的人生故事。这是其他作家难以触及的印度，却是郁秀先天的优势，她可以随着父亲这个印度学家轻松进入中印文化交流的历史前沿，不必流连于光怪陆离的表象。

说作者记述的印度人“上至总统”，并非博人眼球的噱头。郁龙余先生2016年获得印度总统慕克吉亲自颁发的“杰出印度学家奖”，之前获颁该奖的是季羡林先生。2016年12月，郁秀随同父亲前往德里，得以亲见慕克吉总统。作者对慕克吉总统的记述并未聚焦其政治生涯，而是重视其从底层成长的经历，写他如何从一个“农村娃”成长为印度总统。因此作者写道：“这本书只想写印度百姓形象，不写政治人物，现在却也将印度前总统慕克吉列入其中。我想，出生贫穷家庭的‘农村娃’慕克吉也会同意的。”作者写到慕克吉幼时“光着脚走路”的贫穷生活，勤奋的写作习惯，从政后“常年保持每天工作10到15个小时的常态”，“他有着深厚的写作功底，出版过一些著作，内容多与政治、经济有关”。这些记录不由得让人对慕克吉总统心生敬意。

在中印文化交流中做出重要贡献的金德尔家族，作者称之为“印度最显赫的文化家族”，书中介绍了这个家族与中国的历史渊源，以及凝聚几代印度学者心血的著作《印度与中国》。金德尔教授的父亲拉古·维拉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印度的玄奘”，书中记载了他与季羡林的书信往来，与常书鸿在伦敦的交往，还提到了一串与金德尔家族有联系的中国学者的名字。书中详细摘录了《印度与中国》中金德尔教授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受到邀请来中国并受到周总理接见的情景，为中印文化交流史补充了生动的细节。

著名的梵文专家、德里大学梵文系主任夏斯特利教授，作者极为形象地称其为“会呼吸的知识、能行走的图书馆”。书中记录了他孜孜以求，心无旁骛，将一生都献给梵文研究的故事，感人至深。他的勤奋虽到老年依然毫不减退，“从来不给身体一个休息的机会”“在图书馆找资料时，经常因为过于专注不小心摔倒”，“夏斯特利一生多次远渡重洋，传播梵文。他到哪里，哪里就是梵文”……这种执着的学术精神令人感动；虽然学习梵文，家庭也是传统的婆罗门家庭，但他在挑选妻子时并不纠结女方的嫁妆，甚至其父亲说：“我们不要嫁妆，我们就要教育。”这也让我们对印度人的“嫁妆制”有了新的看法。

除了国家总统、婆罗门学者，作者也写到了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奋斗故事，通过他们的经历触及印度社会的痼疾—种姓制度。作者与德里大学阿隆南教授的对话，让读者认识到印度社会种姓制度之难以撼动。阿隆南教授讲述了个人的成长经历，那是不断奋斗改变命运的贱民阶层的缩影。在父母的支持下，他们兄妹三人都接受了大学教育，有了不错的工作。他肯定贱民领袖安倍德卡尔的历史功绩，对圣雄甘地将贱民命名为“哈里真”（神的孩子）颇为不满。他虽然已是大学教授，但依然能够感觉到“贱民”身份如影随形难以摆脱，长期受到来自高种姓的歧视和冷暴力。他表达了内心的深刻不满，“我注视着高种姓人那种永远挂在脸上公然的、肆无忌惮的歧视，感觉到彻骨的寒冷，于是我心里产生了一个疑问—我面前站着的这个高种姓者，他的优越感如此之高，高得早已盖过他的人性；他的人性已被他的优越感完全污染了，那么我面前站的这个人，还可以称之为人吗？这个疑问一直保存至今。”种姓制度给阿隆南带来了永久的心灵创伤，“一生背负着‘贱民’的枷锁”。已经跻身大学教授的人尚且如此，遑论底层的“贱民”？作者通过阿隆南教授的故事，让读者直接而深刻地体会到印度种姓制度的影响。

这些知识分子让我们看到印度人对传统学术的执着，对精神生活的重视，对国家现状的关注，是印度的荣耀；同时，从底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也向读者展示了印度种姓制度的根深蒂固，不免令人生憾。

当代艺术家介入现实的精神

关于印度文化的特征，很多人会将其与宗教相联系，重视其遁世的一面，消极的一面。郁秀对于著名作家巴哈特与著名演员阿米尔·汗的采访记录，让读者感受到印度当代艺术家介入现实、改变现实的勇气。

奇坦·巴哈特是印度乃至世界上都颇为知名的畅销小说家，用英语写作。很多中国观众应该都了解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三傻大闹宝莱坞》。但他的写作并不仅仅为了畅销，而是有着严肃的现实关注。当被问及写作目的时，巴哈特回答：“我是为了改变而写作！许多重要的议题，它们不是头条新闻，也不是重大社会话题；但是，它们仍然重要，仍然需要我们的关注。像跨种姓、跨地域的婚姻，像女权主义，像教育体制……这些议题，每个人都有观点，却又不是我们日常讨论的议题。我用我的写作将这些议题与社会交流。”作者评价巴哈特的创作：“巴哈特的小说节奏明快，情节清晰，人物、结构简单，语言幽默犀利。精彩的对话描写是他的小说的一大亮点。”“希望读者在他中立、客观的故事中思考问题的根源所在，让读者在笑声中反思。这就是巴哈特小说的现实意义。”巴哈特的写作是面向青年的写作，这也可以看出作家对于社会改革的信心。“我就是要为印度的年轻人写作，可是我目前还只是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写作，我希望为更多的年轻人写作，包括印度农村和贫民窟的年轻人。”这样的写作宣言让人感动。

巴哈特的个人生活也让我们看到印度当代作家思想上的开放和进步。巴哈特的妻子每天出门工作，巴哈特在家中写作，照顾孩子。他摆脱了印度传统的家庭模式及男权中心思想，在创作中探索更理想的生活状态。

阿米尔·汗也是中国观众熟悉的印度演员，郁秀称其为“印度的良心”，书中介绍了他发挥艺人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故事。“2012年，阿米尔·汗走出宝莱坞完美的乌托邦世界，去触及人间质朴纯真的灵魂，去直视印度社会最惨淡的现实。”“他打造了一档深层次揭露社会问题的节目，主持印度史上尺度最大的电视节目《真相访谈》，主题包括嫁妆、种姓、强奸、堕胎女婴等一系列印度社会最为敏感的问题。”“节目力图以残酷真相打动和唤醒大众，进而努力改变现状、治愈丑陋伤疤。”阿米尔·汗的节目直接触及敏感的社会问题，可以想象他改变现实的热情和不惧强权的勇敢。作者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阿米尔·汗的敬重和赞美。

“我想作为艺人，并不只是为了娱乐大众，可以更进一步，就是影响大众。” 阿米尔·汗这句话表现出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当被问及理想的印度是什么样的，他回答：“应该是印度宪法第一页写的那个样子，就是自由、安全、团结、公正、平等、友爱，等等—这是我期待的理想印度。”

巴哈特与阿米尔·汗两个人物的故事，让读者看到不一样的印度文化界，看到艺术界“顶流”们的怒目金刚、浩然正气。他们是印度的良心，更是改变印度的希望所在。

印度女性的新面貌

作为女作家，郁秀也非常关注印度的女性问题。印度女性之悲惨经常见诸报端，近期还有一则新闻报道了印度女性被丈夫毒打致死的恶性事件。郁秀通过几位不同阶层的印度女性的故事，让读者看到在古老的文化枷锁之下，印度女性的抗争和奋斗，表现出印度女性自主独立的一面。

书中记录了舒明经教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当代印度女性知识分子的风采。长达16页的舒明经教授的自述，像一篇独立的女性自传，真实再现了一个印度女性知识分子的人生故事，特别是婚姻家庭中的经历尤其具有代表性。虽然接受了大学教育并得到大学教职，但传统观念让她一结婚便辞职回家。在家里受到婆婆的刁难，忍受丈夫的坏脾气，“我就像在牢房里一样没了自由”。不免让人感慨印度社会对女性的束缚，无论在职业上如何成功，在家庭中还是被婆婆和丈夫要求做一个好厨师，好保姆。她最终做出了反抗，重新进入社会，得到教职，并渐渐摆脱丈夫和婆婆的控制，过上了独立的生活。“我那平静、骄傲的一嗓子就像尖锐的凿子一样，给我窝囊委屈的生活凿出一个口子，从此勇气和自信哗啦啦地一直往外涌。”当上大学教授的舒明经教授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境遇，并最终得到家人包括丈夫的尊敬。舒明经教授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女教授不同凡响的人生经历，估计这也是她的故事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读者包括很多熟悉她的中国学者的视野之中。

郁秀还记录了底层女性的故事。在舒教授家里帮佣的慧姐，由于受到舒教授及城市生活的影响，逐渐认识到过去被丈夫颐指气使的不合理，每当再被丈夫虐待时，敢于大声喝止他，“丈夫知道慧姐早已不是那个清瘦的、低眉顺眼的、捏方捏圆由他来的小村姑了。”“今天的慧姐浑身是劲儿，也浑身是胆。”她有了自己的银行账户，可以负责孩子教育及家庭生活的开支，“丈夫在家里变得弱势，有点儿失落”。与慧姐有相似经历的还有满月，她也是农村女孩儿，没有接受教育，跟丈夫一起在城里打工，挣钱之后寄给农村的公婆，支撑起农村家人的生活。这些底层女性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印度当代社会的变化，离开农村的女性可以打工挣钱，逐渐改善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点，满月没有接受过教育，与丈夫在城里打工三四年，两人也没有去过电影院，一方面因为电影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一方面，“满月宁愿把钱用于请祭司做演讲会，也舍不得花在电影票上”。这让我们认识到印度当代社会传统宗教依然影响深远。

这些女性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印度女性境遇的变化，受过教育接受了平等思想的女性在逐渐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还受到嫁妆问题的困扰，也无法自由选择爱的对象，但她们的努力在一步步改变着现实，改变着自己的命运。

郁秀的印度故事与很多同类书籍的不同，还在于其明显的跨文化交流的立场和目标，作者不是狭隘地用某种单一的标准衡量印度，而是表现出了平等开放的胸襟，从中国看印度，也从印度看中国。作品虽然记述的是印度人的故事，但这些印度人与中国都保持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因此传递出中印友好交流的信息。如舒明经教授说：“我想以自己微薄的力量，通过文学来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而作者对印度也饱含善意，绝无任何狭隘的傲慢。

印度人善于创造故事，也可以说故事是印度为世界文明所做的重要贡献。印度古代故事《五卷书》的影响在《伊索寓言》里都有迹可循，进入《一千零一夜》之后更是渗透进广阔的历史时空，为不同地区的人们所聆听、讲述，传递印度智慧，影响人们的观念和生活。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故事老家都在印度。郁秀抓住了印度社会文化的一个古老的精神特征，以故事为舟楫，带领读者进入印度社会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