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迷失·重塑

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认为：“人类在与外界世界的交互过程存在着焦虑感，即困顿于所谓的空间迷失状态（或对空间迷失的想象）的经验中。因此，存在状况构成了某种表征欲望的基础。”在空间流动的基础上，我们与外界的互动过程也随之改变，由此造成的空间迷失伴随着陌生感与恐惧感一并而来。这种存在状况便构成了表征欲望，这种表征欲望通常以叙事的形式表现出来。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1926）现实指向性较为明晰，记录了一次从法国巴黎到西班牙的出游。其中故事情节的展开空间集中于法国巴黎和西班牙，这两个空间对于来自美国的海明威而言皆是陌生的，也就是说其存在状况发生着改变。

海明威自身的经历成为构建小说空间流动的基础。“一战”后，海明威以记者身份从美国来到巴黎，在各种聚会中畅谈文艺，进而逐渐获得创作灵感乃至个人声誉。海明威在晚年创作的《流动的盛宴》（1960）中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他1921—1926年在巴黎的生活图景，其中写道：“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而《太阳照常升起》中表现的空间流动即源自现实中的一次出游经历。1925年夏天，海明威去参加西班牙潘普洛纳市圣费尔明奔牛节，同行的还有杜芙·特怀斯登夫人和她的两个情人帕特·格里斯、哈罗德·勒布，而海明威似乎也渐渐迷上了特怀斯登，这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相契合。因而，海明威于美国、法国巴黎、西班牙这三个迥异的文化空间中的流动转换，在《太阳照常升起》的创作乃至其整个创作生涯中都留有痕迹。

追忆中的美国空间

《太阳照常升起》中对于美国空间并没有作正面描写，而是通过人物的话语和追忆体现出来，在小说中有着“家园”的表征。受到“家园”的影响，在离开美国空间之后，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后面的巴黎空间和西班牙空间中。美国空间蕴含着曾经的信仰，而在巴黎空间和西班牙空间中，信仰则被打破与重建。

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这两个空间铺展开来的，然而具有海明威自传性质的主人公杰克·巴恩斯是一个美国青年，小说以他为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事，所以对美国空间—“家园”的感情亦时常在叙述中流露出来。巴恩斯的朋友比尔·戈顿对他说：“你是一名流亡者。最最不幸的典型中的一分子。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人只要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就写不出任何值得出版的作品。你已经和土地失去了联系。你变得矫揉造作。冒牌的欧洲道德观念把你毁了。”对于离开美国来到巴黎，海明威称之为“和土地失去了联系”“流亡”。因此小说中的美国空间蕴含着主人公曾经坚定信仰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

小说中对美国空间的追忆时有流露。比如，在讲述出身于纽约富有的犹太家庭的作家罗伯特·科恩时，说他虽然在欧洲过得很幸福，但仍然认为居住在美国更好；在旅行路上，比尔·戈顿与巴斯克人聊天：“美国怎么样？”“哦，我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好地方。”“你在美国喝不到这种酒吧，呃？”“只要你买得起，那里有的是。”从两人的对话不难听出，众人追忆中的美国空间是令人无比向往的。在空间理论视域中，人们在已经熟知的空间中难以产生同恐惧、陌生相连的迷失状态，而当处于新的空间时，对于现实的逃避倾向以及随之产生的自我慰藉使人们不由得追忆熟悉的空间。这种追忆出现在以叙事为主要形式的表征欲望中，往往体现为新旧空间的对比以及对过去空间的依恋。英国学者迈克·克朗对此认为，“‘家’被看作是可以依附的、安全的同时又受到限制的地方”。因而，美国空间在这部情节集中发生于巴黎与西班牙的小说中，以一个使人怀恋的“家园”空间出现。在新的巴黎空间与西班牙空间中，美国空间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念被冲击破坏并重新建构。

迷失自我的巴黎空间

巴黎对于海明威的影响体现在他整个创作生活及人生哲学中。咖啡馆可以说是浓缩着巴黎空间的一个典型意象。杰克·巴恩斯一行人在咖啡馆里喝咖啡、酗酒、调情，这里是一个欲望泛滥的空间。在《太阳照常升起》中被命名的咖啡馆就有15家之多，咖啡馆也是小说中出现频率最多的场所。咖啡馆在巴黎空间中的多次出现产生了反复空间意象的叙事效果，这一空间意象的反复出现，为我们不断描摹出人物在巴黎空间中的迷惘与沉沦状态。

对于巴黎空间，小说中的人物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主人公杰克·巴恩斯表达了对巴黎的喜爱，但又不想沉迷于此；罗伯特·科恩则对它充满厌恶，他可谓是一个坚定维护美国空间信仰的人；女主人公博莱特·阿施利夫人觉得巴黎既奢侈又肮脏，后来又有了“谁离开巴黎，谁就是头蠢驴”的言论，从中不难看出她的情感倾向随着空间流动而产生波动。在这三个人物对巴黎表现出的鲜明喜恶倾向中，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态度是较为清醒的，与其记者身份相呼应，他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在小说伊始，他表明“我喜欢巴黎。夏天我到西班牙去”，预示了巴黎与西班牙的特殊意义。而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杰克·巴恩斯一行人经历了西班牙斗牛节盛宴的精神洗礼后，巴黎于他而言则有了更多的沉醉于寻欢作乐的意味。

在对巴黎空间的描写中，一系列不高尚行为如酗酒、偷情、乱性等以伪装的形象展现出来。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而由美国空间带来的传统价值观在其中遭受着冲撞与毁灭，身在巴黎的人们难以形成自己的“生活价值的看法”—“你没有任何对生活价值的看法。你已经死去了，如此而已。”另一方面，对于杰克·巴恩斯而言，从美国来到巴黎，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在巴黎空间的影响下已经迷失，新的“生活价值的看法”亟待构建；在巴黎为了消除异域空间的陌生感与恐惧感而自我麻醉，终究是要去西班牙接受另一种精神洗礼。

重树精神信仰的西班牙空间

随着一行人来到西班牙，小说的高潮也随之而来。众人在西班牙空间的旅行是一场精神重塑之旅，斗牛场中振奋的精神以及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的理想人格感染着众人，彰显出西班牙空间的“地方精神”。

罗伯特·塔利认为，每个空间中都存有着一种“地方精神”；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劳伦斯认为，“地方精神”具有半科学半神秘的意味，这种“精神”渗透于—甚至指引并控制着—生活在那个地方的人们的思想。《太阳照常升起》中所描绘的西班牙空间，便充溢着西班牙的“地方精神”，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

对于主人公杰克·巴恩斯而言，在美国空间中认同且熟知的价值观以及与环境的相处方式，在巴黎被破坏，而当他们一行人来到新的环境后，新的人生价值导向在西班牙斗牛节的盛宴中得到构建。作为杰克·巴恩斯原型的海明威本人，在其创作生涯中，西班牙形象有着重要意义。他对于“生活价值的看法”在年轻的斗牛士佩德罗·罗梅罗身上体现出来：他不仅有着高超的斗牛技术，在斗牛场上以优雅的身姿大放光彩，而且英勇沉着，有着坚定的理想和精神品格，这明显区别于来自巴黎的一行人，杰克·巴恩斯称之为“是我平生所见最漂亮的翩翩少年”，可见斗牛士罗梅罗也是海明威心中理想人格的代表。

独特的空间经验

杰克·巴恩斯不仅遭受战争创伤而丧失了性功能，同时也成了一个丧失道德信仰的“无根之人”，他在由美国到巴黎再到西班牙的大空间中流动，又在咖啡馆等小空间中流动。他的迷惘感、隔膜感体现在人物与所处空间的互动关系中，不仅牵涉到空间的变换，更为关键的是其自身对于外界的反应。

小说最后一章，杰克·巴恩斯从西班牙返回法国后，经历了一系列心理变化过程。他知道，再次融入一个空间需要有舍弃旧空间和进入新空间的双重勇气。他在路途中更喜欢“一种处身郊区的安全感”，因为这是一个“过渡空间”；当抵达西班牙与法国交界处时，他的内心又发生了变化，重新融入了巴黎空间，回到欲望横流的所谓简单生活之中，正如他所言：“我不愿意再离开法国。在法国生活是多么简单。”杰克·巴恩斯心境的变化与他起初的预言相照应：“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你做不到自我解脱。毫无用处。”这映射了处于空间迷失状态的人物的内心世界。

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在空间领域内，有一组不可忽视的‘三元组合概念’：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空间实践”为真实的空间，“空间的再现”为想象中的空间，而“再现的空间”与前两者有所区别的同时又将它们包容在一起。美国后现代地理学家爱德华·索雅将“再现的空间”解释为“真实并想象的”混合空间，即“第三空间”。在这一空间中混合着神秘与想象，充斥着潜意识的无限可能性。海明威创作的空间可谓是“一席流动的盛宴”，结合海明威的现实经历，他在“第一空间”产生了实际的流动，在精神力的加持下进入“第二空间”与“第三空间”，在切身的空间观照下形成了独特的空间经验。就如《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向我们所展现的，在不断的空间流动中，他经历了从迷惘到确立人生信仰的过程。这也是海明威整个创作生涯的缩影。

在空间理论的研究中，文学如地图，提供了一种虚构的或比喻性的再现。对作者而言，是一种空间迷失状态下表征欲望的显现；对读者而言，通过阅读文学作品，了解已经涉猎或尚未体验过的空间状态，获得空间共鸣或是做好面对陌生空间的心理准备。《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正是如此，无论从作者海明威的创作经历，还是小说中具体的情节细处，其空间书写都为我们提供了认识生命、追寻人生价值的新的思路，不仅为我们展现了其“海明威式”哲学—“硬汉精神”，也为我们在迷惘人生中坚定追寻自己的人生价值、形成自己“对生活价值的看法”起到推动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

黄心怡，天津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

李艳梅，河南省登封市嵩阳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