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象到熊猫：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动物与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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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9月16日，北京动物园发布了大象阿拉莉雅去世的消息。通常情况下，大象的平均寿命是60～80岁，阿拉莉雅去世的时候只有44岁。即便是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这头在1979年由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作为珍贵的国宝赠送给北京动物园的大象去世还是显得有些年轻。更何况，在它的故乡，斯里兰卡的锡兰象已经濒临灭绝。

大象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它们有着丰富的情感和超群的智力，但是目前因为人类生活的干预，大象的数量急剧减少。无论是斯里兰卡还是印度，大象在当地的宗教和文化中往往有着特殊的含义。大象在佛教、印度教、耆那教中是极为重要的元素，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佛教的重要象征之一。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还会把大象作为珍贵的礼物赠送给其他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大象在动物园的生存环境往往是衡量一个现代意义动物园水平的重要标志。

1970年代以来，随着动物权利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在史学领域也逐渐出现了所谓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与“动物转向”（the animal turn），西方史学界开始对传统的人类为中心的历史叙述方式进行反思，研究者所关注的历史主体从人类转向了动物。这种去人类中心主义化，更加强调历史发展过程中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对于动物园的研究也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动物园作为现代城市公共空间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研究也得以日渐丰富。西方学术界对于动物园的管理体系、现代动物园（如美国国家动物园、柏林动物园、日本上野动物园等）的成立和展示、动物园与野生动物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相关的研究如伊丽莎白·汉森的《动物景点：美国动物园的自然展示》（2004）、加里·布鲁斯的《穿越狮门：柏林动物园的历史》（2017）以及伊恩·J·米勒的《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2021）等。

上野动物园与动物园的现代化转型

成立于1882年的上野动物园目前是国际上最为知名的动物园之一，也是日本第一座公共动物园。人们对于日本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总是耳熟能详—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核武器等等，但是《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伊恩·J·米勒（Ian Jared Miller）却提供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上野动物园诞生于明治时期，正是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屡起兵燹、摧毁东亚秩序的时代，尽管上野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非西方的动物园—或者用作者的话说，是世界上第一座在非西方帝国主义政权的势力范围内建成的动物园。

在谈论动物以及它们的命运之前，似乎需要了解现代意义上的动物园在西方国家是如何广泛出现的。1752年，在欧洲出现了近代意义上第一所真正的动物园（位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夏宫中），标志着人类对猛兽开始从猎取转变为饲养。动物园地位和作用转变，展现了动物和历史、动物和自然以及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关系。1826年，英国伦敦动物学会成立，此后不久，英国的伦敦动物园成为世界上第一家现代动物园，动物园的缩写zoo也始于伦敦动物园。所谓“现代”，是指动物园成立的初衷是在人工饲养条件下，更好地了解野外的相关物种，其目的是为了科学研究而不是贵族的赏玩。此后，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陆续建立了规模不等、风格各异的动物园，到20世纪又建立了大量的野生动物饲养基地和各种各样的自然保护区。回顾近代以来人类对待动物和动物园的态度，可以发现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法国学者埃里克·巴拉泰（Eric Baratay）和伊丽莎白·阿杜安—菲吉耶（Elisabeth Hardouin-Fugier）在《动物园的历史》一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动物园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满足欲望的历史：16—18世纪的动物园是贵族阶级的爱好，是荣誉的象征；到了19世纪，动物园是帝国征服的彰显。

在《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一书中，米勒追溯了上野动物园的历史，告知读者日本政府曾经如何利用动物来支持其各种政策，动物园在此过程中通过动物的搜集、展览和宣传起到了形塑帝国公民的作用。米勒在写作中较为全面地使用了东京动物园协会的档案。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上野动物园的动物展览是伴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脚步逐渐扩大的。

1871年12月，岩仓使节团开始出访欧美12个国家。访问团成员之一久米邦武编写了《特命全权大使欧美周游纪实》一书，在书中多次描写使节团在欧美各国参观动物园等展览复合体的经历。日本政治精英们受到欧美的启发，于是日本国家博物馆和上野动物园在1882年正式开放。上野动物园最初只有少量捐赠的宠物，包括一只兔子、一只纽芬兰狗和一只睡鼠。此后，随着日本逐渐向亚洲国家伸出侵略的触角，作为侵略者的日本士兵和日本人开始将殖民地的动物带回日本进行展览，动物的数量大大增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大象、战争与上野动物园

数千年来，人类一直以某种形式圈养动物，这些动物可能是马、牛、羊，也可能是禽类或者用于陪伴和狩猎的猫、狗。在古代埃及、两河流域和古罗马的壁画上，经常有珍奇异兽出现，这表明人类已经有意识地搜集一些动物用于观赏。在殖民时代，随着西方国家对非洲和亚洲众多国家的殖民，有着狩猎习俗的部分国家（如英国、美国）热衷在非洲捕猎大象获取珍贵的象牙。

继伦敦动物园后，美国在1859年建成了费城动物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动物园。进入20世纪，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保护动物的必要性。比如后来成为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园长的威廉·坦普尔·霍纳迪，早年间他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哺乳动物灭绝的危机，收集了美国最后20余头野牛的标本并公开进行展览。随着越来越多的动物园在世界各地建立，动物的繁育、展览和动物园的现代化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动物不再被关进铁笼子，而是生活在园方竭力打造的类自然环境中。

有趣的是，很多现代动物园的建立和大象都有着直接关系。传统的观念认为，没有大象，动物园就不是动物园。1930年，日本动物学家小泉丹前往欧洲考察，他认为：“要想被认可为二流以上的动物园，必须拥有象、河马、狮子、虎、熊、白熊、骆驼、鸵鸟、长颈鹿、鳄鱼、海豹等，此外还至少要有一种类人猿。”大象身躯庞大、性情温和且富有智慧，象房的建造和大象的展览格外考验现代动物园的整体水准。以中国为例，北京动物园和上海动物园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改建都和大象有关。1953年尼赫鲁赠送了一头大象，但由于中国当时缺乏建造象房的技术，只得向苏联求助。1954年6月，北京市园林处举办动物管理人员训练班，聘请苏联莫斯科动物园主任萨斯诺夫斯基和兽医奥列安德诺娃来华在西郊公园讲学，他们来到中国的另一项任务是帮助中国规划设计新型动物园。他们两人先后前往北京和上海指导动物园的建造与设计工作，特别是象房的规划设计。

对上野动物园而言，最有名的大象是“花子”。1943年，日本秘密对上野动物园的动物进行了系统性的屠杀，上野动物园的三头大象—花子、Tonki、John拒绝食用下毒的土豆，最终都被活活饿死。而它们因为擅长拟人化的表情，一直是上野动物园的大明星。1949年，泰国重新赠送了一头大象给上野动物园，这头可爱的小象又被取名为“花子”，并且一直活到67岁。

在战争中，动物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一战”中有广为人知的军犬斯达比中士；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马发挥了重要作用，数量庞大的马和牛等牲畜代替机器进行耕作，西伯利亚集体农庄约有14万余匹工作用马（几乎占所有马匹的20%）被动员到军队。

在日本对外侵略的过程中，动物以及上野动物园又被用作日本军事宣传的机器。上野动物园里展示着日本南下掠夺而来的动物，还有从中国东北劫掠而来的虎豹。正如米勒所言，上野动物园此时扮演的更像是一个殖民地知识的掮客。1937年，上野动物园特意购买了一只孟加拉虎来宣传第二年的虎年；还发行了7万套以老虎为形象的明信片—老虎和士兵杂糅的形象象征了日本不断扩大的侵略战争。从气势如虹的老虎到源源不断流入上野动物园的殖民地动物，再到被大规模屠杀的珍稀动物，仅仅只过去数年。米勒用冷静而辛辣的笔触勾勒了战争背景下，人和动物的异化。曾经在都市生活中被人为构建的“自然”成了残忍的“祭坛”。日本的孩童在给动物园园长的信中表达了深深的哀痛和为动物们复仇的信念。极为讽刺的是，下达屠杀动物命令的是逃脱战争罪责的甲级战犯、战后吉田茂内阁时期的文部大臣大达茂雄。

熊猫与战后上野动物园的转型

米勒在书中反复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动物园的功能究竟是什么。其一是观照自身的一面镜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将动物园的动物当作了宣传机器；战后，泰国和印度先后赠送给日本两只小象，一只叫花子，一只以尼赫鲁总理的女儿英迪拉命名。在大熊猫到来之前，大象是上野动物园最受欢迎的动物明星，截止到1952年，仅花子和英迪拉就接待了超过1000万的观众。

上野动物园加上与裕仁天皇紧密关联的“东京都上野恩赐动物园”，都变为吸引儿童的乐园。1970年代以后，上野动物园因为持续半个世纪的熊猫热而广为人知。

尽管中日官方外交一度关闭了大门，但是中日之间始终保持了民间往来。上野动物园早在1954年便和北京动物园建立了动物交换关系。1956年，日本上野动物园又向北京动物园赠送了一只雌性非洲狮“里比”和幼犬“梅莉”。日本一些地方动物园如北海道旭川动物园、神户王子动物园、鲭江市动物园、名古屋东山动物园等也和北京动物园建立了动物交换关系。从1972—1982年，中国先后送给日本四只大熊猫：兰兰、康康、欢欢和飞飞，上野动物园又先后诞下三只熊猫。熊猫引发的热潮也推动了日本战后第一次中国热的出现。中川志郎是中日熊猫外交的灵魂人物，他早年毕业于宇都宫农林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为上野动物园的兽医，在伦敦动物学会进修后担任饲养科科长。1971年，裕仁天皇参观了伦敦动物园的大熊猫，日本社会再度将目光投向了大熊猫。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中国赠送了康康和兰兰给日本，将之视为对田中政府的支持和中日友好的象征。20世纪七八十年代，熊猫一直是中日双边关系的重要纽带。

时至今日，大熊猫仍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晴雨表，它们是国家间开展外交的载体，也是情感的纽带。今天的动物园更多地带有保护动物和教育公众的职责，如何开展动物丰容、保障动物福利以及开展相关研究成为重要的课题。近些年来在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发展理念的同时，动物园在兴建中不断发展出动物保护、科普教育、科学研究、休闲娱乐四大功能。动物不再是隔着玻璃的“展品”，各国动物园也试图模拟动物栖息地并教育公众如何保护它们。

在《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一书中，米勒以上野动物园为切入角探讨了“生态现代性”这一概念，追溯了日本社会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大众消费文化的转变，对于日本史和动物史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公众号《上海书评》，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