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罗佩《大唐狄公案》：狄仁杰形象的真实与虚构

狄仁杰（630—700）是我国唐代卓越的政治家，以“清官”“神探”著称，千古传诵。自20世纪中叶以来，狄仁杰在国外备受瞩目，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这得益于荷兰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的小说《大唐狄公案》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

狄仁杰的卓越历史功绩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和升华。清代出现了六十四回的《武则天四大奇案》（即《狄公案》，作者佚名），兼备公案小说和侠义小说特色，虚构描写狄仁杰屡破奇案、断案如神；忠于朝廷，智斗武三思，扶庐陵王复位。

真正使狄仁杰享誉世界的是高罗佩。高罗佩（1910—1967），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Robert Hans Van Gulik），荷兰学者、外交官、汉学家，精通汉语，深谙中国传统文化。高罗佩在翻译公案小说《狄公案》时，对该书不甚满意，遂于20世纪50至60年代，另行创作了一部英文小说《大唐狄公案》（Judge Dee Mysteries）。全书由15个中长篇和短篇集（8篇）组成，约130万字，各篇独立成章。该书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引起轰动，再版不断。其实，高罗佩在写作内容和风格上都对《狄公案》有所借鉴，还借鉴了他曾经翻译的《棠阴比事原编》等，融合了中国古代司法案件和公案侠义小说的特色，展现了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感等方方面面，揭示了人性的善恶及各种伦理关系。

《大唐狄公案》中的虚构是“谨慎的虚构”（见【荷】伊维德《高罗佩与狄公案小说》），狄仁杰（狄公）的形象大致符合真实的历史人物，也有合理的想象。小说形象生动地刻画了狄仁杰缜密的逻辑推理、曲折的破案过程、亲身勘案的大智大勇。

政绩卓著

历史上的狄仁杰深受百姓爱戴，断案如神，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清官之一。《旧唐书·狄仁杰传》记载：“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新唐书·狄仁杰传》记载，“稍迁大理丞，岁中断久狱万七千人，时称平恕。”（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5）狄仁杰在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为大理丞，明察善断，审理陈年积案，一年处理的案件涉及大约17000人，没有鸣冤上诉的，由此名声大振。

狄仁杰刚直不阿且足智多谋。公元692年，他和其他大臣遭武则天滥用的酷吏来俊臣诬陷为犯谋反之罪，被投入大牢。很多忠臣因不承认谋反而遭受酷刑，狄仁杰则爽快承认谋反，使来俊臣放松警惕，没有动刑，而是将其投入大牢。武则天再审时，狄仁杰坦言如果不承认谋反，将会受鞭笞而死。武则天免去狄仁杰等大臣的死罪，将他贬职为彭泽县令。

狄仁杰被贬为彭泽令期间，体察农民的疾苦，在上疏中要求免除农民的田租，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他关心百姓，促进生产，百姓们自发地为他建造了生祠，表达敬仰之情。

神功元年（公元697年）以后，狄仁杰又被调回朝廷，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再一次担任宰相。武则天对他非常信任，称其为“国老”而不直呼其名，并且采纳其直言进谏。狄仁杰忠心耿耿，深谋远虑，多次向武则天推荐张柬之，后来张柬之终于被任为宰相；狄仁杰劝说武则天立她的儿子庐陵王李显为太子，而不是立她的侄子武三思为太子，武则天最终听取了他的建议。

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武则天哭泣着说：“朝堂空也！”此后朝廷有大事，群臣不能解决，武则天感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张柬之发动兵变，簇拥李显即位，即唐中宗。足见狄仁杰的深谋远虑。

狄仁杰的一生功绩卓越，也反映在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实践上。首先，依循孔子提出的“正名”主张，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狄仁杰在武则天在位时忠心耿耿，遵循君臣等级；后来为恢复李唐王朝立下不朽功勋。他励精图治，为官为民，充分践行了孔子的“仁义”思想。

《大唐狄公案》里的狄仁杰政绩卓著，为官清正，体察民情，断案如神。这与历史上的狄仁杰是一致的。在很多故事的开篇，经常描写狄仁杰的新任职位和新业绩。《黄金案》的开篇即以“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真。冰心一片奉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的豪迈诗句，总结了狄仁杰“居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扶正锄恶的高风亮操”。（见【荷】高罗佩《大唐狄公案》，陈来元、胡明等译，海南出版社）《红丝黑箭》的开篇：“狄公在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理政事，导风化，听狱讼，察冤滞，及督课钱谷兵赋、民田收授等公务，与驻守蓬莱炮台的镇军互不干预。”显示了狄仁杰全面的治理能力。《柳园图》描写由于京师长安时疫蔓延，狄仁杰临危受命，任京都留守领大理寺正卿，“总摄京畿政务，频诛杀黜陟，巡理京营，放赈抚化，以待时疫缓息”。后来，他连破命案，智擒真凶。衙署外百姓欢奔雀跃，狄仁杰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迷宫案》开篇，兰坊新任县令狄仁杰孤立无援，“新任县令下车伊始，一县文官武职隐迹，乡宦望族潜踪，商贾藏匿，百姓麻木，真乃旷古未闻”，后来他用智慧摧毁了恶霸的谋反阴谋。《紫光寺》开篇，“狄公整肃吏治，劝课农牧，恩威并施，宽严中的，很快就将这兰坊城管治得井井有秩，百业盛兴，士民仰服”。《四漆屏》中，滕侃县令夸赞狄仁杰，“论文学，年兄乃是当今泰斗，自领一代风骚。况且政绩昭著，朝野播扬，专断滞狱，勘破如神……”《铜钟案》开篇，狄仁杰调任濮阳任刺史的第一天，稍事安顿，即赶到内衙查收刑狱案卷，批阅文牍簿册，处理前任刺史遗留的公务，“狄公秉性慎肃，律己谨严，事无巨细，皆必躬亲”。

可见，《大唐狄公案》描写的狄仁杰担任县令直至宰相，涉及政治、经济、司法、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的案件，他尽职尽责，造福百姓，与历史上的狄仁杰非常符合，用行动践行了孔子的“正名”思想，为官一任，克尽职守，造福一方。

执法严明

《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执法严明，伸张正义，惩恶扬善，与历史上的狄仁杰形象基本一致。

《铁钉案》开篇即引用狄仁杰的诗句：“断狱寸心间，千古费详猜。生死决于我，能不谨慎哉！”小说描写高宗皇帝仪凤年间，狄公调任河北道北州刺史，到任后励精图治，迅速革除前任遗留弊端；在文化方面“大兴儒学，流播诗书，宣布德化”；在经济方面“劝农课业”。北方荒漠小城在几个月后，“甫及三月，地方靖安，滞狱尽断，无冤诉者，故囹圄常空，狱吏无事”。可见狄仁杰卓越的执法断案能力，使得塞北小城繁荣安定。

狄仁杰办案严格依照法律程序，绝不草草了事、草菅人命。《迷宫案》中，狄仁杰来到兰坊县城之前遭到抢劫，后来在县衙审问抢劫者方正，凭借对“贞淫善恶”的明察秋毫，看到该人“慈眉善目，一副直率的样子”，问他为什么不做打铁的体面营生而是落草为寇，方正反问狄仁杰为什么细细查问其来历。狄仁杰从容道：“本县力持毋枉毋纵，信赏必罚，岂能不问情由，妄下裁夺？”后来，他借助方正等人，捕获真凶，挫败谋反阴谋。

《铁钉案》中的狄仁杰不仅铁面无私，而且遭遇法与情的诸多难题。郭夫人是州衙女牢的典狱，提供关键线索，协助狄仁杰侦破铁钉案，由此却暴露她自己的往年旧案。狄仁杰“恍恍惚惚，神不守舍”，心痛地说：“郭夫人，律法是最神圣的，我们无论如何要维护律法的尊严，即使毁了我们自身。我知道在我最危难的时刻是你拯拔我出了水火，你是我的大恩人。衔环结草正愁报恩无门，转眼我却反脸要逮捕你。这无疑是痛苦的，但我不能因为个人的恩怨而徇私枉法。”郭夫人平静地表示，绝不要求狄公为了她而抛开国家法度，也无意苟且偷生，随后泪如雨下，与雪花、红梅一起坠入无底深渊。可见，相比于对史实的客观陈述，文学叙事更能揭示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活动，在难以解决的矛盾冲突中强有力地揭示人物的性格和价值观。狄仁杰对郭夫人的敬意与同情同严明法律之间的极度矛盾，随着郭夫人的香消玉殒而消散，而他却陷入无尽的懊悔，达到小说情节的高潮。猩红斗篷与白雪红梅的鲜明意象，描绘了郭夫人的品质高洁与舍生取义的决心，从中可以看出小说作者高罗佩的高超描写技艺和文学的强大表现力。

由此可见，小说中的狄仁杰秉公办案，严格执法，这与史实是比较一致的；而狄仁杰在法律与情感冲突之下严格执法，公而忘私，显示大义，这是文学的虚构和升华。

仁爱忠恕

历史记载的人物事迹较为精练，而《大唐狄公案》不仅彰显狄仁杰的严明执法之“义”，而且展现了他对无辜者和受害者的同情、仁爱和宽恕。

狄仁杰在结案时，对案件受害者及其家属往往有合理、周到的安排，包括财产、生活方式等，表现其体恤百姓、同情弱者的人文关怀。比如，在《铜钟案》中，狄仁杰断案如神，使冤案昭雪、真凶伏法，并且判决：结案后免除对王仙穹的体罚；将被害人家的财产按照其意愿的形式予以归还；命令王仙穹与其被害的情人肖纯玉的牌位完婚，孝敬岳父岳母，养老送终。此判决令王仙穹感激涕零，也赢得百姓欢声喝彩。

狄仁杰疾恶如仇，同时也悲天悯人，对于穷人、弱者，甚至有过错无大错之人加以宽恕、照顾，安排其日后生活，对于女性尤为怜悯。比如《断指记》中，狄仁杰拟让游民沈金和张旺服役一年后去边关战场从军，为朝廷立功；而对于女游民沈云，则没有根据朝廷律法发配充军，“不忍看她一步步堕到不可救药的田地”，而是想安排她到韩虞候家去当侍役，一年半载之后再帮助她嫁给那个钟情于她的长江船夫，成为贤惠勤劳的主妇。

狄仁杰尊重女性，怜悯弱者和卑微者。《铁钉案》中，狄仁杰对郭夫人长揖施礼，并对郭掌柜夸赞她将女牢管理得井井有序。《御珠案》中，狄仁杰在衙门大堂之上夸奖紫兰小姐“当机立断，见义勇为，维护律法，徒手拿获了奸恶凶徒，真令人可敬可佩”；对于作证的风尘女子牡丹问话也是“和颜悦色”，破案之后怜悯牡丹，妥善安排其赎身从良。

可见，《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体现了儒家“仁”的思想，“仁”即“爱人”（《论语·颜渊》）。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是“为仁之方”。小说中的狄仁杰对于下层百姓的同情与关怀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仁”的阶级等级，更倾向于博爱的人文关怀，也反映了高罗佩将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赋予小说主人公，赞颂狄仁杰的高尚品德。

断案如神

如前所述，历史上的狄仁杰屡破奇案，断案如神，这在史料中仅寥寥数语可兹佐证，而在文学作品中却得到了充分展现和发挥。《大唐狄公案》的狄仁杰执着追求真理，破案于他来说是履行职责，又是出于兴趣。《黑狐狸》中，罗县令沉溺酒色，钦佩狄仁杰侦缉勘破的本领，请他协助勘破杀人案，狄仁杰听到有杀人案，“早发了兴头”。《断指记》中狄仁杰对随从陶甘谈论破案方法：“你知道我最不愿相信的便是巧合，而最容易解释的也是巧合。”

狄仁杰的断案如神得益于有效的破案方法：实地勘查和缜密的逻辑推理。他经常扮作江湖郎中或游方道士，假借行医看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铁钉案》中，狄仁杰扮作江湖郎中把小女孩儿陆梅兰送回陆记棉布庄，后来找到重要的犯罪嫌疑人。《迷宫案》中，他微服私访，到旅店查访画师吴峰；后来去万寿山中寻访鹤衣先生，得到重要线索以及对人生、社会的重要感悟。《玉珠串》中，他假扮梁莫医生入住旅店，亲自到江边、江上、松林，勘破悬案，找回玉珠串，归还公主。《四漆屏》中，他扮作打劫的生意人，深入乞丐歹人出没的旅店，查到杀害滕县令夫人的凶手。《广州案》中，狄仁杰与陶甘化装成两个穷酸秀才，来到花塔寺，找到被害的官员柳道远。乔装打扮并实地侦查的虚构，展现了狄仁杰不畏艰险、勇于探索的精神，也符合儒家对于君子的标准，“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