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主题的文化差异

“轮回”思想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具有哲学、叙事学、美学的多重维度，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外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在拉丁美洲，以轮回方式超越生与死的界限是传统印第安文化的重要元素。而在中国，从庄子时期“生命有尽而灵魂常在”的轮回观，到以“灵魂转世再生”和“因果报应宿命”为内涵的本土佛教轮回观，“轮回”已在无形之中成为对生命存在形式的解读之一，体现着中国思想家对于命运的思考，同时也为古今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中国作家苏童与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轮回”主题小说创作皆建立在对传统轮回观的吸收和对现实的反思上，但由于创作土壤、文化背景的差异，展现出不同的侧重点。

苏童小说中的“轮回”主题

从主题上看，苏童的小说立足于表现个体命运和家族史处在无意义的轮回当中。这种无意义的轮回作为一种无法逃离、无法改变的永恒困境，体现在个体生命的毁灭倾向上，体现在不断重复上一代悲剧的家族中，书写了社会发展进程中那些脱离于时代之人的孤独与迷惘。

个体层面：难以逃离的毁灭

苏童小说中的人物并非麻木无知，他们对于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有所察觉，并努力试图逃离毁灭的命运。然而他们却始终被视为异类，在外部世界的规训和审判下不断内耗，最终走向难以逃离的毁灭结局。

这些人物也并非对命运逆来顺受，他们往往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但这种生命力最终在轮回中消耗殆尽。例如小说《米》中的五龙，他拥有强烈的抗争意识，为了生存，尽一切努力抗争着米店店主、当地地主、殖民者以及城市文明带来的压迫，但最终其生命被内外部的压力所耗尽，一无所有地来，又一无所有地回到家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轮回。又如短篇小说《逃》中，陈三麦因为害怕自己的妻子，在新婚夜逃去田间、逃去城里，甚至逃去战场，但经历许多次逃离后，他最后还是死在了妻子身边。“你还是追来了，我逃到天边也逃不掉了。”正如“追逐的妻子”只是命运的实体化象征，陈三麦“逃离——被妻子找到——再逃离”的循环也象征着人宿命式的轮回。正如摩罗、侍春生指出的：“逃遁完全是无望的挣扎，因为新的可能总是迅速变为不可能，新的希望总是迅速变为绝望。”

可以看出，苏童小说中常常通过循环的形式表现出人与自身命运的抗争过程与失败结局，展现了在神秘命运面前的一种无力感和迷惘感。

家族层面：代代相因的困境

苏童笔下的一个家族中，父子、母女、同辈的身上总是表现出遗传般的相同缺陷，并且相互倾轧，使整个家族如同死水。这些在家族中争斗的人无法打破轮回进入社会，而逐渐与社会格格不入。

在中国父系社会，以血缘为载体的父子关系是家族传承的基础。但在苏童的小说中，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往往是对抗的。《罂粟之家》中，刘老侠隐瞒了沉草的身世，让他活在怀疑和流言之中，这种失去归属感的恐惧使得沉草的性格更加懦弱疏离，不能理解刘老侠寄托于他的家族复兴愿望，他的自杀和刘家的覆灭是父辈罪恶所带来的必然命运。

从女性关系上看，苏童笔下身处父权社会中的女性们饱受压迫和改造，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家庭中的一员，都与社会主流话语存在着天然的对立性。一群在大环境下失声而只能内部斗争的女性形象，展现给我们一种无意义内耗。《妇女生活》中，家族里的三代女性同时具有母亲和女儿的双重身份，当她们做女儿时，她们厌恶母亲的生活方式，试图依靠自身追求新生活；但她们一旦做了母亲，却又成为压迫者，用遗留的缺陷影响着女儿的生活。故事中，“1938年”“日本人开进城市”“大炼钢铁”“农场插队”等标志性事件都表明了社会发展的正常时间轨迹，但家族中的母女代代相因的矛盾关系，却从内部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

可以看出，苏童小说中的“轮回”主题主要表现在人的命运和家族命运上，更多的是展现一种外界社会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矛盾与隔阂。

马尔克斯小说中的“轮回”主题

马尔克斯的小说中也常常以“轮回”作为主题，也同样描写个体在轮回过程中的孤独与虚无感，但与苏童轮回观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尔克斯更多地展现出生命与历史的同构性。人的命运是无意义的轮回，而整个历史亦是如此。这种人与历史的同构轮回，似乎永远看不到出路，从而加剧了小说的悲剧感；同时魔幻的轮回与拉美现实的困境相互映衬，引发读者对民族未来的进一步反思。

个体层面：追求存在意义的轮回

马尔克斯笔下的“轮回”主题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追寻——失败”。例如其代表作《百年孤独》，主人公布恩迪亚家族的每一代人都重复着无意义的循环，他们试图寻找到生命的意义，然而最终发现生命本就充满了无意义的荒诞。奥雷连诺上校为了自由、公平与正义参加了多次战争，最后却发现自己并非为了建立理想的马孔多村庄而战，而是为了自己的骄傲而战。他的晚年陷入虚无主义中，认为人生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荒诞和虚无，竟要毁掉自己存在的证据。他躲在屋子里不断制作又销毁小金鱼，重复着“创作——失败”的循环过程，实际上他的人生也是一种对存在意义的“追寻——失败”。何塞·阿卡迪奥学习使用磁铁、放大镜和炼金术的过程也是一种追求意义而不得的过程，他做的每一件事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是一种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行为。布恩迪亚家族的人们总是重复着对意义的追寻和失败，重复着创造与毁灭，在轮回中陷入无意义的虚无状态。

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经历了“保卫共和国的战争”的上校同样经历着“追寻——失败”的轮回。15年间，他一次次前往轮船码头，希望拿回政府承诺的退休金，却总是空手而归。他所等待和期盼的并不仅仅是金钱和地位，更是对他英勇作战、拯救共和国这一人生价值的认可。然而，他存在的意义却被无止境的轮回抹杀。

民族层面：追求民族进步的轮回

除了表现个体在“轮回”中的迷惘，当这一主题上升到一个民族整体的层面，则体现了马尔克斯对历史潮流中停滞、轮回的拉美民族史的深切关注。

从《百年孤独》的内容上看，马尔克斯通过人物群像的塑造，将个人的轮回困境升华到整个民族的层面。正如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所说，真正的文学是人们“在自己优美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并复制他们在其中生活、受教育，共同过一种生活、共同做一种呼吸的那个民族的精神”。经历无意义轮回的不只是小说中的某个人，而是整个马孔多村庄及其指涉的整个拉美民族。

小说运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建构起一个循环的、停滞的马孔多历史，展示了生活在此地的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吉普赛人的到来和马孔多对新文明的抗拒展现着马孔多的轮回与停滞：代表先进文明的吉普赛人进入封闭落后的马孔多，本应带来进步和发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孔多人宁愿认同他们自己旧的时间体系，也不愿去适应新的时间体系。老布恩迪亚曾试图接触世界却以失败告终，在他之后的马孔多人也正如他所说的一样，永远被困在这个封闭停滞的地方。对于马孔多来说，一旦囿于这个固步自封、麻木善忘的循环，再多的百年也不过是千篇一律的缩影。

正如马尔克斯所说：“与其说马孔多是世界上的某个地方，还不如说是某种精神状态。”轮回带来的孤独与迷惘是具有普遍性的，马尔克斯将他悲悯的、充满人文精神的目光投向那些被时代抛弃的个体以及他们的整个民族。

马尔克斯与苏童“轮回”主题的文化差异

拉丁美洲和中国都曾经历过漫长而痛苦的殖民化历史，之后又都面临着文化何去何从的问题。这种相似的历史背景使得苏童与马尔克斯的“轮回”主题小说创作产生了联系。他们都将“轮回”看作是人的一种存在困境，人的命运总是处于轮回当中，无法发挥主观作用打破循环，逐渐陷入一种无意义的虚无之中。两位作家都对这些迷惘而痛苦的人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马尔克斯的许多小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而魔幻现实主义的内涵本身就与拉丁美洲多变的文化紧密相联，这种内容与形式的选择有助于马尔克斯表现拉美地区特有的民族文化。1925年，拉美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将欧洲超现实主义与拉丁美洲文化相结合，发表了拉丁美洲第一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雨》。此后，拉美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人间王国》中指出，魔幻现实主义理论中的神奇建立在拉美现实之上，是对拉丁美洲特有民族心理、民族现实的强调。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同样体现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现实意识。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马尔克斯的作品被评价为“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将幻想和现实融为一体，勾画出一个丰富多彩的幻想世界，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的生活与斗争”。《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等小说中都体现着马尔克斯对于哥伦比亚社会民生的关注。小说中的“轮回”主题也正是在拉丁美洲现实的土壤中产生的，他一方面积极反思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对民族的未来抱有乐观的期待。

这种深厚的现实意识和民族意识是有着历史基因的。自1942年起，南美土著文化遭到欧洲文明的入侵和改造；拉丁美洲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后，文学上仍然受到西班牙、葡萄牙等欧洲文学的影响。一方面，马尔克斯受到系统完整的西方美学教育，能够用更具文学自觉的眼光看待本土文化；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能够摆脱文化上的隐性殖民，以拉美民族原始思维中具有魔幻和神话色彩的集体无意识为素材，走出一条属于拉丁美洲的文学发展之路。因此他主动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责任，牢记第三世界国家落后于人的历史，对本民族存在的问题做出积极自省，以免拉丁美洲的未来如“马孔多村”的不断“轮回”一样，重复着停滞和覆灭的命运。

相比之下，中国作家苏童则更加关注个体的内心世界。作为一位1980年代晚期登上文坛的作家，无论是 “文革”后在他看来没有历史、没有现实、没有文化，“只有孤零零的自我感觉”的时代以及大量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还是他从小多病孤独的成长环境，都让他自认为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因此他的作品尤为注重对内在自我和心灵世界的表达。

1980年代，不少中国作家受到西方存在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自为的意识世界同集体社会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使人陷入存在困境。苏童笔下的人物往往深陷于客观现实和集体社会的压迫之中，没有意识到自身主体性，即使意识到也无力完成精神世界的突围，最终在轮回和宿命之中迷失自我。在世界性的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苏童更加关注造成轮回的内在原因，聚焦于命运的神秘以及人的无力。如果说马尔克斯的小说常常描述社会精英背后的残暴和虚伪，反思“究竟是什么使得民族陷入轮回”这一问题，并且尖锐指出正是有权力的上层阶级使得拉美民族陷入停滞与轮回，使得人民遭受苦难，那么苏童则更加关注历史车轮下的小人物，在展示这些承载着“轮回”悲剧命运的人们内心世界的迷惘与孤独中，从他们身上寻找“轮回”的内因。

印第安文化中跨越生死的传统思想和拉丁美洲的苦难历史共同孕育出了马尔克斯的轮回观，而中国1980年代的文学同样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展现出独具特色的轮回思想。这两者从内在的民族意识和人文精神，到外在的艺术形式，都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具体表现在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上。而二者也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对于马尔克斯而言，他更多地将文学向着当代政治转向，其笔下人物与事件常常取材自拉丁美洲的人民和历史事件；对于苏童而言，“轮回”主题常常表现为社会、集体、父权等凌驾于个体生命的权力是如何抹杀人的存在意义，使人陷入逃避而不得、抗争而不能的境地，从而传达出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