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科技

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2002）利用“虚构与真实的模糊”的叙事技巧，通过讲述美国犯罪预防中心“先知”系统引发的一系列危机事件，对科技进行伦理审视和价值反思，展现出独特的科技伦理思想。

《少数派报告》探讨了未来科技发展与公民个人安全之间的冲突。美国犯罪预防中心为了防止社会犯罪，利用能够预测未来的超能力人——“先知”，来侦测人的犯罪企图。约翰作为犯罪预防中心的一名主管，在依据“先知”预测而成功阻止一起因外遇而引发的命案之后，却被“先知”预测为下一起命案的凶手并遭到全程追捕，为此他不得不选择逃亡。在此过程中，他不仅发现这套系统的运作是以牺牲三位“先知”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为代价的，而且还发现了这套“完美的”犯罪防控系统不可告人之处——少数派报告。犯罪预防系统依赖三位“先知”一起判定某人是否有杀人企图，但这三位先知毕竟不是无所不能之神，当面对同一情况，三位先知也有意见不统一之时，如若出现这种情况，系统将会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确定结果；但如若最终结果是少数一方正确，系统则会自动密存一份少数派报告。为此，约翰要想证明自身清白，就必须找到属于自己的少数派报告。在约翰的行动过程中，无数有关“犯罪预防”和“公民安全”的秘密、谎言、背叛、阴谋一一浮现。

影片在围绕约翰逃亡与证明自身清白的行动展开叙事的同时，也极力呈现这座犯罪预防中心“先知”系统所引发的二元难题：一方面，“先知”系统的确可以发现社会中任何一人的犯罪企图，从而让犯罪行为无从发生，公民个人安全得到保护；另一方面，“先知”系统的核心由三位超能力人构成，但他们不可能像精密仪器一样精准，一旦犯错，就意味着抹杀了一位公民的生命自由与安全，抹杀了大众一心谋求的个人自由。影片通过大量画面点出其中隐藏的悖论，显现出现代科技发展与公民自由之间对立又互补的辩证关系，并呼吁人类以科技伦理思想为指导来获得利益，同时探寻“科学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人文价值与工具价值之间冲突的新平衡点”。

现代科技与自由——伦理环境的困境

影片中的未来世界，无论是极具科技感的概念汽车，还是垂直90度的公路，抑或是无处不在的电子扫描，这一切都表明未来世界中普通民众的个人安全自由受到科学技术的支配，而这种支配又是极其隐蔽的、普通人无从感知或者完全忽略的。毫无疑问，在影片所呈现的未来世界中，一切人或物都成为迅猛发展的科技机器上的一枚螺丝钉，科学技术在其中发挥着真正的统治力。

“先知”系统的成功制造，宣告着人类自此将生活在被这座系统控制的灰暗地带。在影片所展现的任何一帧画面中，人们始终被掌管技术的当局监控，不论他们去向哪里都会被记录下踪迹。在这种情况下，“先知”系统从其诞生之时就具备一种判定他人是否有罪的权力。

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认为现代社会中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场被看作一个“超级全景监狱”，“超级全景监狱”是波斯特从福柯的“全景监狱”话语出发，结合资本主义时代对个体的监视景观提出的理论术语。福柯将社会中某个机构控制大部分人的一种科学技术称为“全景监狱”，人们在这种被现代科技分割的封闭空间之内，其任何行为都会受到监视和记录。

相较于全景监狱，超级全景监狱的监视对象更加集中、精化，从技术时代中的一群人扩展和细化到单个的人。因此，在极具未来科技感的后工业电影 《少数派报告》中，无论是无处不在的电子眼球扫描仪，还是强制扫描约翰眼球的热成像蜘蛛，以及犯罪预防中心的“先知”系统，都可以看作是福柯所言的全景监狱中的“中心瞭望塔”，一旦其发挥作用，公民个人自由与安全将被剥夺，形成“全景敞视”。此外，犯罪预防中心又极力掩盖其监视者身份及其预测结果的错误，“先知”被置于“圣殿”的营养液中，等闲人不可靠近，而少数派报告也被置于“先知”体内，除中心高层之外，其余人无从知晓。

所以，尽管科技的快速发展看似给大众带来自由，事实上其给大众带来的监控也相当严密。因为技术若要实现一种普遍的、纯粹的大众自由和便利，极有可能消解个人的情感、牺牲自由甚至扭曲个性，个人成为被剥夺对象。技术的无限发展同时意味着人类的自由被无限度地压榨，最后逐渐成为技术所奴役的动物。同时，被科技严密操控的不仅仅是普通人，即便是具有预测未来能力的先知们，也难逃被囚禁、奴役和驱使的命运。

但是我们有必要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很多时候是被监控者主动提供了自身信息。以影片中电子眼球扫描仪为例，很多人主动提供了自己的眼球基本信息，随后还输入了个人身份情况。换言之，只要用户使用电子眼球扫描仪并接入网络，就会有持续不断的数据被采集到数据库，一切事物都在被数据化。令人尴尬的是，如果用户授权应用软件读取自己的信息，则面临着个人信息被获取并监视的风险；但不授权则无法获得相应的服务。由此看来，《少数派报告》中所展现的未来科技其实是将所有人都困在一座“超级全景监狱”中，因为这些科技的存在，使得大众的所有意图甚至秘密都被牢牢监控，人们失去了拥有隐私的权利与自由，一旦判定某人犯罪，他将无所躲藏、无所遁形。正因如此，影片引人深思之处在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公然违背现代个体的伟大原则”，这也是现代科技与自由的矛盾所在。

臣服与冷漠——伦理选择的矛盾

科技对日常生活的殖民掠夺，是科技在资本逻辑支配下偏离伦理世界的另一重要表现。缺乏了必要的伦理审视和束缚，科技将包含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其固有的运行方式和构架中，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只有在科技的构架中得以检验，科技获得了支配一切的形而上的统治权，而且这种技术统治并不是随其发展被人为追加的，而是从技术诞生之初就包含这种统治权，人的全部生活及对生活的理解方式都被束缚在构架的背景中与技术的立场上，无法逃脱。

在影片呈现的后技术主义社会里，信息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改造着人类社会，不仅仅是公民的日常生活自由，甚至改变着人类情感。犯罪预防中心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其运行流程主要是：“先知”将脑海中预测到的未来，通过指示头盔传输到屏幕上，随后工作人员将看到的信息传输给上级，再由上级派遣安全探员阻止犯罪。由此看出，整个预防中心被横向切割成若干个单位，各单位的分工类似工厂流水线——每个人都参与了产品生产，但终端产品没有出现在任何单位的视线之中。这种工作方式使得各级工作人员“考虑道德寓意的可能性被大大降低”。以主人公约翰为例，他每次执行的都是上级交待给他的任务，他从不会考虑他的行为是否侵犯了普通公众的知情权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相反，他甚至认为他的行为是在保护普通公民。这样一来，过于细致的功能划分与任务分离带给工作人员的距离感，使得犯罪预防中心众多类似约翰的工作人员忽略了自身应有的道德关怀。

但这并没有抹杀个体的道德良知，影片中FBI探员威特沃在面对约翰有可能犯罪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暂时搁置抓捕，转而调查起犯罪预防中心“先知”系统的漏洞。但最终抓捕工作如期进行，这是上级对下级的强制命令所致。在这种权威的压迫下，下级个体选择上级作为道德代理人，而将自身定义为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这种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与坚决执行取代了自身的道德判断，使人成为没有情感道德的工具。在犯罪预防中心的上下级权力体系中，中心的创建者拉玛成为整个机构的发号施令者与道德权威，约翰在日常工作中从未质疑过拉玛的权威性，甚至在处于危险边缘时所想到的也是前去拉玛家中寻求帮助。正如上文所言，少数派报告只有机构高层才有权查阅，这意味着约翰在潜意识中早已把拉玛视为一切行动的掌控者，而他不过是执行命令的工具，于此，个体本该有的道德自主性已消失殆尽。

辩证的科技伦理观——人文理性的融入

《少数派报告》开端，自从犯罪预防中心运行以来，在先进的“先知”系统帮助下，整个华盛顿社区没有发生过一起凶杀案，已经成为一个零犯罪社区；而完全被黑白两色和金属质感所充斥的犯罪预防中心令人印象深刻。随着电影叙事的逐步推进，一个红色木球突然以特写方式出现在观众眼前，用以说明该中心防控犯罪机制的运行过程。接下来，情节逐步变得紧张，主人公约翰成功阻止了一场凶杀案的发生，却把观众吓出一身冷汗……

影片向我们展示了无论处在虚拟时空还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类那种拥抱技术的狂热，而关键问题是，在未来技术世界中，应如何考量与平衡科技发展的技术需要与民众自由安全的伦理需要。

对此，《少数派报告》也有所体现。影片将时间设置在2054年，这对于人类来说是触手可及的未来；“先知”系统作为犯罪预防中心开展工作的关键，是一种技术上的需要。然而，一旦这种技术需要对人的基本伦理需要产生威胁时，人的本能便会自主忽略技术需要，首先考虑满足伦理需要。影片中，“先知”系统的创造者曾经说过：“生物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当它们受到压力时，就只在乎一件事，那就是生存。”主人公约翰在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之时，他所考虑的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为此他不惜进入黑市，改换眼球，注入容貌变化剂，进入犯罪预防中心破坏掉“先知”系统，甚至最后杀掉了系统的发明人拉玛。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相反地，“先知”系统对犯罪行为的预测满足了技术需要，却被看作是一种忽视伦理需要的暴力行为，因为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类自我管理能力。“先知”系统所做出的预测并不是犯罪者一定会犯罪，而是预测出他们有犯罪的意图并以此发出警告，逮捕犯罪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否定了人类自主向善的道德伦理。

人类一直都在对科学和伦理学的关系进行深刻思考。法兰克福学派从现实性与学理性角度出发，认为现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工具理性所渗透，由此造成了单向度的社会思维方式，进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进行全面统治和奴役打下基础。对此，美国科学史学家萨顿早在1936年就提出了“新人文主义”的口号，认为科学技术发展不可阻挡，人类的当务之急是寻找一种能够让科学和人文保持平衡的办法，即“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与人生联系在一起”。那么，如何在科学技术与道德伦理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就是要在二者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交流、相互理解、相互作用的有效机制。对此，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尽管工具理性的确形成了现代工业社会运行的一些操纵机构——特别是那些由金钱和权力推动的过程，但科学发展的技术需要与人类追求的伦理需要之间必须产生交流并形成共识，如此才会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发展。

正如影片中所展现的，当FBI探员威沃特向拉玛表明发现了“先知”系统的漏洞是由于此系统忽视人类的伦理需要时，拉玛所做的却是杀掉威沃特，强行造成了一种既定 “共识”。对此，哈贝马斯阐释为：“真正的共识绝对不会取消差异，否定多元性。”也就是说，拉玛通过消灭肉体的方式在“技术需要”与“伦理需要”之间形成一种强制共识，忽略了价值体系的多元性。正因如此，这种强制共识之下的科技运行是不会长久的。影片最后，拉玛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三位“先知”被送到一个世外桃源，“先知”系统因此崩溃。可见，离开了必要的伦理束缚，科技的发展必将因独木难支而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少数派报告》真实地展现了对工具理性和伦理价值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与人类的生存自由如何得以平衡？影片最后对此表明立场：科技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人类的伦理需要为代价。否则，科技进步的善意初衷将会被曲解为极权主义的泛滥，最终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