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性别》：浮出别样的历史地表

如果说孟悦、戴锦华所著《浮出历史地表》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被历史掩盖已久的女性心理与经验的话，那么，与两位学者的努力方向一致，美国知名学者芮塔·菲尔斯基也致力于让女性话语浮出地表，但她选择了另一条路径——站在更为宏大且抽象的视角，以现代性为基点，挖掘出许多与女性相关的话题，如怀旧、消费、女性创作、大众化的崇高、进化和革命的女性主义话语以及性变态等。

菲尔斯基所著《现代性的性别》将目光锁定在19世纪末这一变化纷呈的时代，她旁征博引大量文献，通过详细的文本分析，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言说女性气质和现代性是如何关联在一起，证明“女性与男性的历史总是错综复杂地交错在一起”，从而为被现代性所忽略的女性经验发声。同时，菲尔斯基也大胆质疑了部分女性主义的观点，以客观的论述和充足的理论储备构建起她自己的女性主义理论大厦。

挖掘——潜伏现代性地表的女性经验

菲尔斯基犀利地指出，现代的理论大多数都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她引用美国学者卡罗尔·佩特曼的观点佐证：“现代性被等同于男性所掌控的公共和制度结构，而女性的生活、关注和视角几乎被完全抹除了。”

那么，何谓现代性？为什么现代性社会淹没了女性的声音、矮化了女性的形象？菲尔斯基谈道，人们习惯于将现代性与公共领域联系起来，女性受家庭身份的限制而与自然有更多亲密的接触，专业性水平不高的女性囿于种种限制而很少投身到现代性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反而被认为几乎不受现代性异化的影响。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言，现代性即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若将现代性与工业文明等同起来，似乎也不难理解为何会给人留下现代性必定是男性的印象。工业文明的入侵不仅改变了人们的居住环境与生活方式，还猛烈冲击着人们的心灵与思想，而一直处于静止状态、在家庭中安分地扮演着妻子或母亲角色的女性，恰好象征着文明来临之前未异化、未分化的自然状态，她们被奉为黄金时代的起点。

然而，这是否可以说明女性彻底与现代性脱轨，丝毫不受其影响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菲尔斯基从消费的角度证明女性在不经意间受到了现代性的影响，商品与消费伴随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消费主义大张旗鼓地生产、迎合女性的欲望。消费变成了女性挥霍欲望与精力的一种方式，但同时也使“女性消费者的形象成了一个语义复杂的区域”，菲尔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一方面消费控制了女性的需求与欲望，这些需求与欲望带着男性特有的凝视与期待，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女性；但另一方面消费又助长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萌发，让女性日益明确自身的需求所在。

菲尔斯基以分析左拉的《娜娜》为例，抛弃传统的自然主义阐释视角，以消费与欲望为经纬编织出崭新的娜娜形象。娜娜以性为手段大量剥夺、吞噬情人们的财产，用来满足自己对商品的无限幻想和对消费的蓬勃欲望。实际上，娜娜却鄙夷金钱，亵渎商品，对男人无动于衷，她将这种行为视作“一种隐形的女性进攻手段”——以金钱为手段攻击男性主导的消费语境和文化体系。菲尔斯基借此说明，娜娜的行为不仅是女性欲望的自然流露，更是由颓废的资本主义激发而来的。

这种相互缠绕的复杂关系实则暗示女性已经踏入了现代性的漩涡之中，女性还在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利用金钱不断瓦解着男性的身份和权威，动摇着家庭的稳固结构。菲尔斯基以娜娜这一形象说明，女性不是被排除在现代性之外的他者，而是被忽视已久的欲望主体。

重构——女性经验与男性构建的缠绕

菲尔斯基指出，“男性的现代性和女性的现代性代表了不同的视界”，但“这些差异性观点并非不可调和”。菲尔斯基反对简单地将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划分成二元对立的两个范畴。菲尔斯基详细分析了男性唯美主义者对女性气质的使用与鄙夷，深挖出埋藏在现代性社会中扎根已久的厌女症，利用“花花公子”这一形象说明女性经验是如何被获取、被厌弃的，从而梳理出女性经验与男性构建的隐晦的双生关系，探讨现代性与女性气质之间更为复杂的关联。

男性唯美主义者鄙夷约定俗成的理想男性气质，试图挪用和模仿女性气质来攻击主流价值体系。如上所述，女性被卷入现代性的消费语境下，从自然状态中脱身，而男性唯美主义者看重女性气质所携带的叛逆因子，试图用此“探索性别认同的复杂性与模糊性”，他们把自己塑造成“女性化的男性”。如果说女性气质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自然状态的话，那么对于男性而言则是一种颠覆性别固化认知的有力武器。他们学习女性独有的敏感、热衷时尚等特质，挑战流行价值观所构建的二元对立的权威体系。他们在这一暧昧的性别文化语境下否定社会建构的男性设定，同时也否定自然的性行为，为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具有战略作用的反抗视角。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挪用与模仿并不代表男性唯美主义者对女性持认同态度，他们利用女性气质构建起自我言说、自我反抗的思想体系，但实际上仍否定女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能动性。菲尔斯基引入 “花花公子”这一形象进行解释：“花花公子”们一边像女性一样致力于外表上的装扮，一边又极为鄙夷女性之“庸俗”，认为“女人的天性使她们无法获得这种逍遥自在的符号流动性和精密复杂的审美”，就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的观点——女性总与陈旧、保守挂钩，而男性却是自我塑造与超越的代表。“花花公子”们认为自己有着女性所没有的超越意识，他们嘲笑女性的情感泛滥与过度感性，洋洋自得于自我转化的能力和自我激发的意识。他们将女性当作他者和献祭的牺牲品，他们借助女性气质提出了合理自洽的处世之道，但却时刻流露出根深蒂固的厌女思想和对女性的鄙夷。

可见，特殊的男性经验难以摆脱女性气质的影响，这种复杂矛盾的情感与关系首先为女性气质提供了不一样的展现平台；其次，表明女性气质具有塑造特殊男性群体及影响其生活的强大力量；再次，揭示了现代性并不是以单一性别为主导，男女两种性别互相交织缠绕的状态才是现代性的真实面目；最后，隐约透露出父权制社会下男性经验不言而喻的优越性和对女性经验的弱化。

对话——英国女性主义的革命与进化

除了要梳理清女性经验与男性经验复杂的关联之外，在面对崭新的时间意识及其接踵而至的疑问时，女性主义者应如何在历史进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如何在保持自身逻辑自洽的状态之下摸索出与现代性友好共存的路径，都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菲尔斯基选取19世纪末英国女性所使用的时间概念作为切入点，用 “革命”“进化”这两个术语说明 “女性会成为政治的行动力量，她们是历史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受历史的支配”。革命和进化都用于描述社会的变迁，但革命描述的是一种当下出现的决然断裂的状态，而进化体现为继承过去基础下的渐进式改良。女性借助这两个词语言说自己的历史身份，以此为立足点，定位自己在文化格局中的坐标与位置。虽然革命与进化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表达自身诉求，但也存在着一定的排他主义。在女性群体的内部，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自诩为处于历史前沿的思想和政治先锋，而这意味着仍有部分女性亟待唤醒与启蒙，这种精英主义式的思想标榜无疑也形成了女性团体的分裂。

同时，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者对革命和进化孰优孰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部分女性主义者认为革命不仅带有暴力与极端色彩，还带来了对“时间”的不同理解。革命似乎意味着激进，主张革命的女性主义者被视为激进的自我身份的缔造者，她们急于和过去划清界线，以战士的姿态向男性的“反动”“停滞”“保守”开战，她们抛弃了漫长的进化叙事而试图打造出一部充满激情与热血的时代神话。但这种激进的姿态会使这群女性主义者面临 “另一种再现的冲击”——一方面承认女性的激进，另一方面却将女性妖魔化、丑化，把她们视为一群精神失常、心理变态的存在，将女性主义定义为“一种性错乱、一种肉体极端状态”。

相比之下，进化论则显得温和许多，女性主义者提出女性囿于家庭只会导致社会退步。让女性占据进化论的言说中心无疑是对男性中心论的一次大胆冲击，支持女性主义进化论的学者纷纷认同女性在历史、文明、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施赖纳主张女性通过劳动摆脱性别寄生，指出两性之间平等相处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她以乐观的心态表明女性向往自由的精神能够带领世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斯威尼则从生物学角度批评了女性低人一等的错误观点，站在文化层面指出女性的道德具有指向与调和作用，还更为犀利地表明“女性时代的到来是宇宙迫切地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位学者的观点皆有可取之处，但菲尔斯基仍毫不犹豫地指出了二者所共有的局限性——种族局限，她们身上所流露出的西方优越感和种族自豪感。

菲尔斯基详细梳理了女性主义“革命”与“进化”两方阵营的观点，她没有做出孰优孰劣的评价，而是公允地肯定了二者的作用，并把二者拉回历史语境之中重新审视其各自的局限与狭隘。两方阵营都致力于争取女性在社会进程中的主体地位，但也从侧面表明，在不同种族与阶级的语境下，力图探索出具有普适意义的女性理论仍然任重道远。

菲尔斯基以独特的性别视角切入现代性的内核，她以性别为工具，又超越了性别。她用极为理性且公正的态度呈现出现代性语境下现代性与女性、女性与男性纷繁复杂的交织状态，力图为读者还原极为真实的历史语境。她没有站在激进的女性主义角度单独拎出女性经验夸夸其谈，而是客观地描述出现代性本就模糊暧昧的模样。

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现在就说现代性的历史已经结束还为时尚早；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尚未被书写出来。”菲尔斯基以谨慎和谦和的态度提醒读者，现代性是一片多元化碰撞交融的丰饶之海，我们应该以当下从属的身份审视现代性的历史，运用不同的视角观照现代性，让现代性的历史得以不断形成且日益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