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料价值最高的出使日记（上）

在晚清林林总总的出使日记中，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之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作者的不凡经历。他是曾国藩的座上宾、李鸿章的智囊、抗法前线的统帅以及光绪帝钦点的出使大臣。担任驻外使节后，与英国就中缅边境问题展开谈判，是许多重大外交交涉事件的经历者、见证者。其次，他的出使日记别具一格。一是从写作日记的目的来说，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意识，即是说为富国强兵提供镜鉴。日记中关于个人游历活动的记述甚少，没有诗歌等应酬文字，也许是晚清唯一的没有个人诗集的出使大臣。二是从日记的体例来说，非常灵活，他不是每日必记，而是有大事、要事才记。他非常服膺顾炎武的《日知录》，该书是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于《日知录》的评价是：“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同样如此。三是从日记的内容来说，具有广、深、新的特点。广即内容广泛，天文地理、军事外交、政治法律、国内国际，无所不包；深即深刻，薛福成本来就是文章高手，以议论见长，对许多问题有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精辟见解；新即新鲜、新颖，他关注国外的军事、政治、科技的新动态、新发明，许多记载是其他出使日记中没有的。

因此，将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与其他出使日记相比较，毫无疑问其史料价值是最高的。晚清使才曾、薛并称，曾纪泽的外交成就高于薛福成，但曾纪泽日记过于程式化，某些内容像记流水账；郭嵩焘某些见解很深刻，但《使西纪程》的出版闹得满城风雨，让他心力交瘁，此后写的日记不能不有所顾忌，加之3年未任满即返回国内，毕竟对西方了解较肤浅；以写日记多且细著称的张德彝则因长期担任翻译官，地位较低，接触不到许多重大史事，其兴趣和关注点更多是在新奇的事物而非大事、要事上，加之他宣布“密阙勿书”，所以其日记的史料价值也非常有限。

由于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博大精深，牵涉面太广，所以笔者在仔细研读日记的基础上，模仿顾炎武《日知录》的写法，以读书笔记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杰出的外交官。

讥讽慈禧太后万寿庆典

列宁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是以国内政治为基础的，看看晚清的内政，更有助于理解薛福成外交活动的背景。

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五日记：

明年恭逢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敬备一切庆典，遵旨力崇节俭，户部预为筹款，约已备五六百万金。惟各衙门查照乾隆年间迭次庆典成案，实需三千六百万金。今节至三分之一，尚与预筹之款不符。而大典收（攸）关，责无旁贷。除由户部行知各衙门，再将所需力筹节省，请旨遵行外，户部现将岁出岁入各款逐加详核，设法腾挪，移缓就急，挹彼注兹。一俟筹有成效，再行奏闻请旨。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十（1894年11月7日）是慈禧太后60岁生日，她决定要隆重庆祝一番。10年前五十寿辰时，因中法战争爆发，结果生日没有做成，令她非常恼火。此次庆典，预计要花1000多万两白银，虽然只相当于乾隆时万寿庆典的三分之一，却占清朝当时年收入的六分之一。钱花在哪里？仅备办太后庆典时用的袍褂等衣物一项就需23万两，宫殿各殿宇门座装饰需70万两，演戏一项费用高达52万两，各种宴会用费32万两。如此巨额的庆典经费从何而来？就是“设法腾挪，移缓就急”。首先是各衙门捐款，据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日记，仅户部就捐银2万两，甚至连他主管的、素有清水衙门之称的国子监也捐银近3000两；其次是向大小官员摊派，根据薪水高低，“一律照二成五扣缴”；甚至挪用边防经费、铁路经费数百万两用于庆典。因库款支绌，筹款焦头烂额，财神爷、户部尚书翁同龢甚至想步其前任阎敬铭之后辞职！慈禧万寿庆典，薛福成说“遵旨力崇节俭”，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讽刺！

不仅如此，薛福成在光绪二十年三月十七日日记记载，本年万寿庆典，“各督、抚率属报效巨款，派员进京点缀景物并援照乾隆年间成案备仪进祝……皖省有沈仲帅（沈秉成字仲复，安徽巡抚）所备计灵璧宝石九块，灵芝草九盒，玉如意一对，翡翠麻姑一尊”。想一想这年正是甲午战争爆发，大小官员不是忙于抗御强敌，而是绞尽脑汁给慈禧太后送礼，以讨得太后的欢心！

出使经费事关外交大事，也被挪用。薛氏光绪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的日记，还记载了为修建供慈禧太后居住的万寿山，动用出使经费百万两：

户部自阎相（阎敬铭）去后，库款匮乏，十四五六年岁计簿并无刊本。沪关积年存出使经费一百九十万两，从前文文忠公（文祥）煞费经营，谓此款关系紧要，无论何项急需，不得挪动。前月海军衙门以园工支绌，奏提一百万两作万寿山工程矣。

慈禧太后五十寿辰时爆发中法战争，六十寿辰时爆发甲午战争，七十寿辰时日俄战争爆发，她还要大肆庆祝。章太炎愤怒撰写了这样一副长联：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万寿无疆”本来是祝颂语，祝愿帝王健康长寿，而每逢慈禧太后万寿，中国都要割地赔款，疆域缩小。这副对联，巧妙地在上联和下联中，把“一人有庆，万寿无疆”颠倒用之产生讽刺效果，真是妙绝。

对光绪十九年大水灾的记录

光绪十九年（1893年），也就是在慈禧太后六旬寿辰的前一年，中国从南到北遭受大水灾，这次水灾面积广、灾情大，灾民非常悲惨，远在万里之外的薛福成对灾情作了详细记录。

八月初十日记：

汉口信云：（湖北）荆州淫雨连绵，江流暴涨。六月初二日，荆州南学太平口之戴家场，迤东之杨家滩，公安所属之黄金口，先后决口。惊涛骇浪，平地横流，远近乡镇俱遭淹没。

（广西）桂林自五月至六月连日夜大雨。山水陡发，一望无涯。居民陆沉，浮家为活。登城一望，未没者仅数版耳。

不仅南方，干旱少雨的北方甚至京城也下起了暴雨。同一天的日记云：

京师自六月初八至十三日，无日不雨，或昼夜不停。各巷民房倒塌，死伤甚多。宣武门因水过深，至一点钟始启。永定门内天桥迤南石路上水深过膝，东西两旁以及坛坡水约丈馀。所奇者，水中大鱼甚多，未悉由何而出。老年人谈及，实数十年未经之大雨也。

北通州亦自初八至十二日大雨不止，将东北城外房屋冲塌。风声雨声水声，杂以呼号哀哭之声，闻之酸楚。十三日，但见树杪屋顶，灾民或随流远去，或登屋抱树，较十六年水高五尺。

在天津，十一日记：

天津自五月十三日大雨倾盆，夜以继日。至二十三日复雨，各河之水同时增涨，永定河水势尤高……自六月十七日水势稍杀，十八日暴涨如前。督辕外铁桥以东至望海楼，一片汪洋。法国租界房屋，无不在水中央，居民迁徙者十七八。

十二日补记北通州水灾：

自五月十三日起，无日不雨。六月初八至十一日，淫雨尤甚，东南风大作，运河水涨丈许，漫过坝前长堤……十二夜，忽闻正北似万马奔腾声，人皆哗言山水至矣，旋由房顶漫过，直到北乡各庄。民有升屋顶者，有攀援上树者，号哭之声，远闻数里。

尤其是内河之水和运河之水合流，更加剧了灾情：京西之水，由里河五闸倾泻，与运河之水合成一片，漫过卧虎桥，直入北门，门洞中可以行船。一支入小北门，进东门，灌入北菜市，水深丈馀。临城铺户全行塌倒。城上周围拴系救命绳，竖立云梯，俾难民攀援而上。

“树杪屋顶，灾民或随流远去，或登屋抱树”“号哭之声，远闻数里”，这是多么凄惨的场景，又是多么恐怖的画面！身为户部尚书的翁同龢，日记中也详细记载了京城的大水灾，正好与薛福成的日记相印证。他写道：“暴雨连绵不绝，倾盆翻瓢，不足为喻”，“如挟汉翻江，万流直下，此数十年来所无之事”。京城内房屋倒塌不下数万间，死伤人数不下两万多。积水造成全城交通受阻，长安街上水深过膝，天安门内波涛汹涌，大臣们只得骑马涉水进宫入值。“千里波涛孤枕上，万家饥馑梦魂中”，“所见惨不忍睹，臣亦心力交瘁”，是翁同龢刻画灾情惨景、心系灾民的真实写照。他从“天人感应”理念出发，认为灾情是“土木之工盛，阴气垂阳”所致，是“天象示警”，暗示灾情是对慈禧太后不恤民艰、庆典铺张浪费的警告。然而一边是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一边却是歌舞升平，自七月二十七日起，宫中演戏三日，翁同龢也被命入座看戏，但他实在无心思去看。第二天，他利用在书房授书的机会，向光绪帝“力陈天戒可畏，语极多”，“痛陈声色之戒”。

1893年的北方大雨，常常令人想起近年的大水灾。写此文时，全球正在遭受有史以来的高温煎熬，西班牙热死3000多人，我国多地连续40℃以上的高温，民众惊呼“热死了”！为了消暑，四川民众有的在河道里打麻将，有的在古墓里乘凉。2022年6月以来，全球陆地地区出现了自1850年代末人类有系统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温度，破纪录的高温、干旱、野火、暴雨和洪水席卷了北半球，特别是在欧洲大陆、英国和美国的部分地区。根据联合国防灾减灾署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相对于上一个20年，21世纪的前20年各种灾害频率大幅度增加，其中高温事件增加232%，暴雨增加134%，各种风暴增加97%。这些灾害的背后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全球温度正在持续加速升高，气候异常不再是遥远和无关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并且将要经历更多的气候危机。如果我们不牢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如果我们不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如果我们不加强国际合作，如果我们个人不积极行动节能减排，人类的好日子恐怕真的不多了！

近代教案的一个缩影

所谓教案，通常是指西方列强利用宗教干涉中国内政、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酿成的案件。近代中国，教案频发，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全国共发生教案500多起，最著名的有1870年的天津教案，1897年的山东巨野教案以及1891年以宜昌、芜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教案等。

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对1891年以宜昌、芜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教案记述详尽，从中可以看到教案的起因、教案问题的复杂性、西方列强如何要挟、李鸿章等人对待和处理教案的态度等。

据他在光绪十七年八月初八的日记，法国外交部接中国来电，宜昌教堂及西商房屋，均被“乱民”焚毁，比利时传教士一名、意大利修女两名均被重伤，生死未卜。

初十日记，从四五月间以来，沿江各省教案层出不穷，总理衙门上奏折请旨严饬各省督抚，迅速筹办以靖地方。奏折中说，四月初芜湖教堂被毁，起因是：

因谣传教中女医迷拐幼孩，群疑莫释，聚众滋闹，遂将教堂焚毁。

不久，丹阳、湖北武穴教堂亦被焚毁。此前安庆、上海等处同时均有匿名告白，散布谣言。总理衙门指出，其原因是“沿江各省游勇会匪，所在多有，张贴告白，无非借此谣惑人心，乘机生事，决非安分良民之所为也”。另外就是谣言猖獗，本来信教之人良莠不齐，但既系中国人，当然要归地方官管辖，遇有诉讼案件，传教士亦不能干预，然而“好事者往往捏造无根之言，转相传播，致起群疑；不逞之徒，又复借端滋事，意图抢掠”。奏折中还说，“若不早为严防，诚恐中外商民皆将不得安居，于大局殊有关系”。

教案如何处理？在德国的外交官庆常来信说，釜底抽薪之法是绕过各国外交部，与各教会自行商办，因为一则可以省去许多争论，保全中国体面；二则教士在华托我庇荫，必然不敢提出无理要求，“此釜底抽薪之策，捷足先登之着也”。而另一个外交官徐建寅来信说，条约虽说规定洋教士在中国受到保护，但是“教堂之内增设育婴、妇女等堂，和约中并无此款”，若未禀报且经地方官批准，私设育婴、妇女等堂，不仅不能受到保护，还应该封闭，更何谈什么赔款、惩凶。

此次教案清朝如往常一样赔款、惩凶、以保护不力为由对一些地方官撤职，但是西方各国还不满意。他们一方面将军舰开到上海和长江进行战争恫吓，另一方面十国公使联衔照会总理衙门施压，提出各种无理要求。薛福成电李鸿章指出，此次各国联合施压，非仅一国为难，与此前教案不同，“关系重，幸留意”，即是说此案非同小可。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就是数年后八国联军侵华的一次预演！只是薛福成因过早去世看不到了。

这年十一月初八日记，补记宜昌教案发生的原因、经过：

七月二十九日，宜昌游姓失落小孩，在圣母堂查出；又搜出男女六十五人，内有数人闭目。堂内及西人住屋，旋即火起……讯据女教士，云孩系吴有明抱送，曾给吴钱二千，现悬赏缉犯。

即是说有人拐卖小孩儿至教堂，导致宜昌教案的发生。本月十一日李鸿章给薛福成的来信，深刻论述了教案的复杂性及处理的棘手：

洋人入内地传教，民教往往构衅。地方官拿犯赔堂，百姓辄指为偏护洋教，愈演愈怒；若稍宽宥，各国公使领事据约力争，谓地方官不加保护。其尤难者，民间纷纷传说，谓教堂惯用邪术，挖眼剜心，迷拐幼孩，诱奸妇女，种种藐法之事。官既无从得其确有此事之实据，以折服彼族；亦无从得其确无此事之实据，以解释群疑。惟有忍心害理，专用刑罚，只求目前了事，不顾日后隐忧。官吏岂尽无良？盖势有不得已也。西人传教虽条约所许，而民教不和，势同水火，终非久计。

无论是李鸿章所说“民教不和，势同水火，终非久计”，还是薛福成早年上曾国藩书提出的“洋人传教，是中国一大变局，将来危害何所底止，其不可不及早禁阻，已无疑义”，都深刻认识到教案的危害性。只有将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传教的条款，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教案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