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下的身体困境

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 1948— ）是英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1972年他以短篇小说《家庭制造》（Homemade）步入文坛，从此笔耕不辍，至今共发表了近20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以及5部影视、音乐剧本。1998年麦克尤恩获得布克奖，从此奠定了他世界知名作家的地位，而为他摘得布克奖的作品正是他的著名长篇小说《阿姆斯特丹》。

小说《阿姆斯特丹》的故事发生在千禧年之前，作曲家克利夫与报社主编弗农这对昔日好友，游走于上流社会，在追逐权力与名望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度膨胀的私欲及其嫉妒、贪婪的本性，二者在遭遇道德危机事件后走向敌对，最终两个惧怕死亡的人却一同走向了死亡。

早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英国经济进入持续稳定增长期，消费占据了英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位置，英国步入物质富裕、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社会学家麦克·费瑟斯通将消费文化定义为“人类所创造的各类消费相关因素的综合。”（杨魁、董雅丽：《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同时他认为消费文化下，对身体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身体，另一个是外在的身体。内在的身体指关注身体的健康状况以及使身体各器官功能达到最佳状态。外在的身体是指身体的外表以及社会空间内身体的控制和运动。身体是麦克尤恩小说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重要的文学母题。小说《阿姆斯特丹》在呈现20世纪90年代英国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的同时，展现了身体在进入消费社会后精英阶层的样态及变化，揭示出身体一旦进入消费社会，就会在消费和生产的无限循环和裹挟下受到过多的关注，呈现出精细化、同质化及自恋型身体，从而陷入无法挣脱的困境。

小说中克利夫为声名显赫的音乐家，弗农是《大法官》报主编，身居社会上层，二者皆是战后出生的一代幸运儿。如克利夫自己所言：“说起来我们这一代人：多有能量，多么幸运。”（伊恩·麦克尤恩：《阿姆斯特丹》，冯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4页。本文所有该小说文本的引文均出自该译本）作为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他们恰逢英国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在国家的干预政策下快速恢复上升的时期，尤其是战后工党政府推行的福利政策，使英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福利国家。战后他们喝着国家的乳汁长大，家庭富足，由父母供养；成年后，他们又有充足的就业机会，上大学、玩摇滚，经历了文学的全盛时期。而“当国家撤回她的乳头变成一个高声责骂的悍妇时”，他们已经巩固了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地位、品味以及在社会上的发言权，是英国社会精英阶层的代表。

身体承载着社会的符号意义，身体的消费性也体现了对身体关注的方式，在消费文化下，精英阶层对身体的关注具有规划性，他们对于身体的取向更加精细化。从内在的角度而言，精英阶层更加注重饮食的健康、讲究饮食的品味。年轻时弗农、莫莉就经常流连于克利夫的大别墅里。他们一起品尝美食、美酒，听音乐。尤其有莫莉在时，他们对食物的选择更加讲究，因为莫莉是专业的美食评论家，对食物的要求可想而知。奶油煎鲑鱼、“沙布利”酒、“香柏坛-贝日园”酒、里奇堡酒等上好的勃艮第葡萄酒都是他们日常的饮食。从外在而言，精英阶层还关注外在的体格身形，他们自觉地、有意识地关切、维护和管理着自己的身体。克利夫常常通过登山、徒步旅行来维持自己的好身材。他投入不小的开支购置徒步旅行工具，包括价格不菲的登山靴，每次出行前需要涂上液体蜡来防水和保养；另外还有时尚的登山服、昂贵的防水外套等等。他极其在意自己的身体形象。虽已年逾花甲，但登山时极力避免手足并用地往上爬，他“不喜欢这种屈服于软弱或者年龄的可能性”。他极力表现得情绪高涨、步伐轻松，两条腿强壮有力。至于弗农，作为徒步旅行和登山爱好者，显然也是以自己的身材为傲的。他有时在清晨时分，会在镜子中略带得意地欣赏自己的裸体。他看到自己的生殖器“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被肚子上膨胀衍生的赘肉完全遮没了影踪”，这让他不禁有了年轻人的冲动，心头“掠过模糊的性爱的念头”。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精英阶层倾向于选择登山、徒步这样的户外运动，因为这等于“融合了对于自己身体的主宰感和对于粗人无法接触到的风景的排他性利用”。（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页）

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呈现出同质化的趋势。自然的身体一旦纳入消费体系中，身体的自然差异就被抹平，而自然的身体遭到鄙弃。从前自然身体中被认为固定的骨骼结构、相貌、身高等身体特征，在消费文化中都是可塑的。身体呈现出“美学化”趋势。身体已不是简单的自然拥有，而已转向向社会的展示甚至炫耀。小说中描述了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个美国国会议员，误将弗农认作了《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于是向他透露了总统的一桩有失检点的行为——用纳税人的钱给自己做了个发根植入术，这就是美国政坛沸沸扬扬闹腾了数日的“头顶门”事件。植发体现了消费文化中人们装饰和改造身体的强烈欲望，从而既能满足于对身体自我欣赏的欲望，又达到了给他人带来视觉快感的目的。

在消费社会中，身体成为自我的表征，自我与身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突出了身体性的自我，“自恋”成为消费文化中的自我认同的主导模式。小说《阿姆斯特丹》刻画了消费文化下两个“自恋型”身体：克利夫和弗农，正是由于他们对身体的自恋，导致了两个身体的毁灭。自恋型身体指消费文化下具有自恋型人格（narcissistic type ）的身体。自恋型人格的概念是由美国社会批评家克里斯多弗·拉希提出的，它是现代性境况下兴起的主导人格类型，可以看成是某种特定的身体取向，它深受身体的社会化、理性化和个体化等过程的影响。（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5页）自恋型人格从肉体上过度关注自己的健康，崇尚生命的活力，青春永驻，而精神上是空虚的、是缺少灵魂的。

消费社会中自恋型身体表现在对身体老化和死亡的忧惧。小说中莫莉的死给弗农和克利夫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他们感到了死亡的威胁。莫莉死于身体的极度痛苦中，她先是身体机能失去控制，然后意识渐渐模糊，“间以徒然的暴力挣扎和被人捂住嘴巴的痛苦嚎叫”。莫莉在这样的身体极度受折磨和痛苦中死去，怪病使她的身体扭曲得不成人形，甚至丑陋不堪，完全被丈夫乔治控制。一想起这些克利夫就心惊胆战，他感叹道：“我是说她死的方式，这么无知无识，就像动物。”对死亡的恐惧使克利夫和弗农的身体产生了各种反应。克利夫开始失眠，他时常感到两脚冰凉，胳膊和前胸发烫。“对工作的焦虑转变为更加原始的对于夜晚的单纯恐惧：疾病、死亡还有众多的抽象观念不久就聚焦到了他左手仍旧感到的不适上”。他明知道“那不过是由莫莉的葬礼带来的一种愚蠢的焦虑感，是那种偶尔会突然间发生的对死亡的恐惧”，可他依然无法控制自己。这种潜意识里担心死亡的心理似乎会以某种方式传染。弗农也变得异常敏感，他总是处于一种糟心的忧虑中。在办公室里他时不时地按摩着自己的头皮，确认自己身体的存在。他觉得右半侧脑袋开始麻木，“也许最适合描述这种感觉的那个字眼就是死亡，他的右半脑已经死了”，甚至端酒杯时他两手都在发颤。自恋者极其忧惧衰老和死亡，对衰老和死亡的焦虑使他们产生了一种几近神经质的欲望。他们想尽一切要永葆青春，他们拒绝接受自己已经衰老和即将面临死亡的事实。

在以自我认同为主导的消费社会中，从前的那种倾向于精神、灵魂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精神人格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身体取代了灵魂成为自我认同的焦点。消费文化下自恋型人格过度关注身体，凸显的都是身体的物质性，排除对灵魂的关注，是消费文化中自恋者身体的一个显著特点。消费主义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享乐型的利己主义。（参见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65—168页）小说中克利夫和弗农生活在物质极其富足的消费社会里，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几乎是荒芜的。弗农的平庸，不仅仅表现在他无才无德，更重要的是他毫无信仰，极度空虚，他的存在几乎荒唐，毫无意义。他唯一在乎的是他自己的身体感受，空虚得每次都要敲敲自己的脑袋来确认自己还存在。为了能找回年轻时的活力和斗志，他竟然跨越道德底线，置莫莉的情分于不顾，也置克利夫的友情和劝告于枉然，要将莫莉生前为外长加莫尼拍的易装私人照片刊登在《大法官》报上，以确保他掌管报业的权力和地位。权力使他自信，能吸引更多尊敬和关注，更重要的是能找回身体的存在感，重拾昔日“雄风”。而克利夫更是坠入了可怕的道德深渊。当他徒步旅行，登上悬崖，看到海边一个男子正在不断地纠缠一个中年女子，并对其实施性侵的时候，他既没有设法阻止犯罪者，也没有选择报警，而荒唐的理由却是他正在此时有了创作灵感。他认为灵感稍纵即逝，他告诉自己“他的命运，他们的命运，相差云泥，根本就没有交集，那不是他该管的事”。诚然，千禧年音乐会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但他道德沦陷的深层原因却是与他对身体的自恋密切相关：首先，从当时的身体感受而言，这种突然到来的灵感带给他久违了的身体舒畅感，使他“愉快地品味着自己的孤独，他在自己的躯壳内怡然自得，他的思绪则如他所愿地神游八方”。其次，从其创作的目的本身而言，则是借千禧年音乐会之机来证明自己在衰老之年依然能重新站在艺术成就的巅峰，从而使他摆脱对衰老与死亡的忧惧，重新找回身体的自信。

小说中弗农、克利夫对事业、名利的追逐方式以及对衰老和死亡的态度都有很多共同点，究其原因是他们对身体的态度是一致的。无论事业还是名望，对于弗农、克利夫不过是他们想追回年轻的身体，重返青春年华的梦想和企图。处于消费社会的他们，身体早已被消费文化所规训。精神、信仰、灵魂等已被身体所取代。

拉希认为缺少灵魂、精神空虚的自恋型身体注定会为之付出代价。小说最终，克利夫为千禧年演出的创作并未成功，他并未写出史诗般的乐章，原因是他的老朋友弗农知道了他眼见有人遭强奸却坐视不理，于是威胁他要报警。他很不开心，觉得很受挫。他头疼、恶心、情绪低落，“他就把事实上无法再继续工作的罪过都归咎到弗农身上，他的怒火于是再度加倍燃烧起来，他的专注度也就彻底粉碎了，被一个白痴粉碎了”。临近交稿，他还一个乐章都没写。最后因涉嫌抄袭贝多芬的作品，这个全英国最有名望的音乐家一夜之间名声扫地。弗农也很不开心，因为加莫尼的异装癖照被人泄密，使早有准备的加莫尼夫妇轻松化解了危机，弗农欲借此照翻身的策划就此失败。他将失败归罪于老朋友克利夫，认为克利夫在此事上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对他欲曝光加莫尼易装照的想法讽刺挖苦、横加阻拦，甚至还诅咒他迟早会被炒鱿鱼。他觉得克利夫“真是可恨至极，十足的疯子”。

拉希认为自恋型身体渴望与人交往和情感交流，但他们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他们视人格为商品，随时可以出卖自我。弗农和克利夫，是多年的老朋友，但二人实际上属于消费文化下的自恋型人格。他们只关心自己是否开心，身体感觉是否有活力，是否依然年轻，是否依然能带给人愉悦的观感。身体填满了他们的生活，而未给精神留下一点空间。克利夫和弗农的精神是缺失的，因此他们会出卖自己，背叛朋友；也因为“不开心”而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人生很失败。小说的结尾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克利夫与弗农最终如约一起飞到了阿姆斯特丹，一个世界上唯一允许安乐死的地方，假借安乐死，他们用高级品牌的香槟酒互相毒死了对方。一对视身体高于一切的人，却以最残忍的方式毁灭了身体。

消费社会中，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促进了大量的消费，反过来，大量的消费刺激了产品的循环再生产，社会经济得以快速稳定地发展。消费社会使个体进入消费物质符号体系中，身体卷入消费文化中并自觉地使自己符号化，形成了消费社会中不同的身体形态。身体成为被消费文化编码的符号，成为身份、地位、年龄、性别、职业等等的象征。尽管身体呈现出多种形态，但消费文化下，身体却具有惊人的同质性，那就是身体都是受消费文化以修饰、运动、饮食、整形等各种方式规约的身体。麦克尤恩在《阿姆斯特丹》中，从精致的鲑鱼、极品的葡萄酒、投入不小开支购置的徒步旅行工具、价格不菲的登山靴、防水和保养靴子的液体蜡、时尚的登山服、昂贵的防水外套一直到植发等等消费皆将身体编码为身份、地位等符号，身体就此进入了消费循环。麦克尤恩撕开了精英阶层华丽的外表，揭示了在消费文化下，过度地关注身体而丧失对精神的思考，必将使空虚、失去灵魂的身体陷入道德伦理的困境，从而为之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