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史料价值最高的出使日记（中）

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对出使大臣的精辟点评

从1875年中国首次派遣驻外使节，这些出使大臣表现如何？才干、人品和外交上的建树怎么样？薛福成光绪十九年（1893年）八月初三的日记对此作了精辟的点评。

在薛福成的心目中，曾纪泽应该排名第一：

余尝评论光绪初年以来出洋之星使，究以曾惠敏公为第一。以其资性聪明，颇多材艺，而又得文正之庭训。在任八年，练习洋务，并谙言语，至今为洋人所钦慕。伊犁改约一案，弭兵修好，颇获成功……惟其持论或稍游移，始终以多设领事为无益，未免意存推诿，此其过于聪明之失也。

薛福成从个人素质、家庭教育背景、出洋历练、熟谙英语等方面，总结了曾纪泽成为出类拔萃外交官的个人因素。他指出曾纪泽赴俄进行伊犁交涉，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但也坦率指出了曾纪泽略有不足。

排名第二的是郭嵩焘：

郭筠仙侍郎次之。侍郎虽力战清议，以至声名败坏，然其心实矢公忠。且他人无此毅力，无此戆气，故居第二。

无论是曾纪泽还是薛福成，都对郭嵩焘极为佩服，都看到郭对国家忠心耿耿，都对郭受到的不公遭遇愤愤不平。曾纪泽出国之前，两宫太后召见，有以下精彩对话：

曾：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太后：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有郭嵩焘的前车之鉴，曾纪泽甚至认为，要办好外交，不仅要舍得付出性命，而且还要不怕挨骂。而薛福成出国之前，向亲政不久的光绪帝陛辞请训，向皇帝呈递了一册 《使西纪程》，供光绪御览。《使西纪程》是郭嵩焘的出使日记，只不过是两万字的小册子，主要记前往英国的船上经历，客观介绍了英国“法度严明，仁义兼至，富强未艾，寰海归心”，却遭到顽固守旧派的谩骂攻击，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下令申斥郭嵩焘，《使西纪程》惨遭毁版，任期未满的郭嵩焘被提前召回，就此不再起用，被贬回湖南老家，在讥笑唾骂中苦度余生。在此背景下，薛福成向光绪帝推荐《使西纪程》，无疑要有很大的胆量和勇气，也透露出他对郭嵩焘的敬仰和同情。光绪帝不仅没有训斥薛福成，反而对此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向薛福成打听郭嵩焘的近况。正在湖南老家赋闲的郭嵩焘得知这一消息，感慨万千地对李鸿章说：“此书略载海道情形，于洋务得失无所发明，未知叔耘（薛福成字叔耘）何取于是？徐思之，书中论处置洋务事宜，略有二三段，多朝廷所未闻。叔耘用是以相启沃，于此益知叔耘有心人也。”（《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版）郭嵩焘点出了薛福成的良苦用心，就是以此启迪、影响光绪帝，争取亲政后的年轻皇帝对洋务事业的支持。

在薛福成心目中，排名第三、四的是第二任驻美公使郑藻如（1881—1885在任）及先后任驻英、法、西班牙参赞的黎庶昌，对两人的评价是“皆君子人也”，但是“无大建树”。

排名第五的是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1875—1881在任），陈虽“亦不失为君子，而胆量更小于郑、黎，实非干事之才”。

排名第六、七的是先后任驻德（1884—1887在任）、驻俄（1890—1896在任）公使的许景澄和驻俄公使洪钧（1887—1890在任），“二君皆聪明有馀，而稍不肯任事；然出洋三年，皆有著述可传于世”。虽然两人在外交上无所建树，但其关于西北边疆的著作足以传世。19世纪以来，由于西方侵略势力在中亚、西亚一带的扩张活动日益加剧，西北边疆渐趋动荡不安，有识之士试图通过西北史地研究，来求得安边对策。身为外交官的许景澄和洪钧即是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投身于西北史地研究。许景澄在任驻俄公使期间参与了与英、俄就帕米尔问题的交涉。在交涉中，他深感国内可资谈判之地图甚少，仅有之图虽于边隘形势尚属鲜明，但边外迤西则不甚精准，而大小帕米尔一带尤有舛误，非常不利于谈判。因此他竭力搜集国外诸图，加以考订，以资借鉴，由此涉足西北史地研究，著有《帕米尔图说》和《西北边界地名译汉考证》。洪钧是晚清唯一的状元外交官。他对蒙古史颇有研究，利用出使外国之机，广泛搜集资料，译成汉文。洪钧在中国史学界首开“用西方之资料，以证中国之事实”风气，撰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对元宪宗以前的历史，作了详尽的补证。他发现久负盛名的何秋涛的西北史地名著《朔方备乘》并不可信。薛福成光绪十六年十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节录了洪钧的一封来信，信中谈到西人所考足证元史，并指出中国舆地学（即地理学）之不足：

中土于舆地一门，长于考古而短于知今，详于中原而略于边外，绘图测地狃于开方计里之说，斫圆为方，万里之遥便不能合。

信中还谈及优秀的翻译难觅及对驻外使馆几个翻译的评价：

张在初英文英语未造其深，断不能出张听帆之上，比之凤夔九，抑又瞠乎其后。执事未之挽留，无足惋惜。舌人之选，难乎其难，即或夷语少优，而胸无一卷华书，心无几分事理。与办交涉，骤苦指点难明；与谋著述，如偕盲人同路。

张在初、张听帆、凤夔九均为资深的驻外使馆翻译，但洪钧对他们的评价都不高。或许是考虑到日记公开出版的影响，薛福成将洪钧来信中的这段话删除了。

按：崇厚字地山，曾任驻俄公使。是晚清唯一的一个以“头等公使”身份出使外国的，也是最为昏聩、丧权辱国的一个。

以上如果不见稿本，就难以知道所云系指何人。

由此可见，薛氏对出使各国使臣的评价标准依次是事功、忠诚、人品、才干、著作。

此外，洪钧给薛氏的另一封来信中还谈及驻美公使崔国因（1889—1893在任）之所以被杨儒替代，是因为：

崔惠人为华商请以优娼赴会，总署斥其非体。渠本百计求留，此次遽尔瓜代，殆因此事招致物议，然闻其劣迹尚多也。

组织在美娼优出席重要会议，的确荒唐！无怪乎引起总理衙门的强烈不满。薛氏光绪十九年三月初四的日记还说，崔氏身为驻美公使，“中美交涉之事，崔任四年，漫无条理，久为彼族轻藐”。像这类直率而精辟的评语，在其他出使日记中是很少看到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外交实况，凸显了薛氏日记的史料价值。

对总理衙门及其官员的评论

总理衙门，全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署或译署，是1861年设立的专门办理外交及洋务的中央机构。起初，这是个临时机构，这个衙门的大小官员，都不是实官而是差遣，衙门没有正方形的印钤，只颁给长方形的“关防”，所有官员都是由各衙门调来的，长官称为大臣，办事官员称为章京。初设时，奕 、桂良、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 任职时间长达28年之久。

薛氏出国之前，以为西洋各国驻华公使领事，无不在华任意挟制，可能是洋人性情急躁、不讲礼义之故。到西方后，与各国外交部交涉，发现西方外交人员彬彬有礼，并非处处盛气凌人、恃强凌弱。即使是与口碑甚差的英国前驻华公使威妥玛打交道，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到了中国，难保他们不无事生非，为中国患，原因何在？薛氏认为洋人恣意挟制中国，非一日矣。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和战无定，屡战屡败，为洋人所轻；接着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更加被洋人轻视。专门办理外交的机构总理衙门设立后，洋人挟制中国的局面并未改观，光绪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厥后虽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堂司各官皆未洞识洋情，因应不能得诀；每遇一事，大抵御之以多疑，示之以寡断，二者适与洋俗相反；寝至格格不能相入，其刚者争非所争，柔者又让非所让，而事益不可为。且偶有一二洋使，性情稍悫、不甚施挟制之术者，非特要事无一可商，且有以微事而受严拒者。彼见夫善挟制者之多得所欲也，于是相承而趋于挟制之一途……呜呼，安得识洋情、有风力之大臣，久居总理衙门而一挽此习也？

即是说，虽然是专门办理外交的机构，但总理衙门的许多官员不懂洋情，不知如何和外国打交道，何者该争，何者可以妥协，一片茫然。闰六月初四日记更是为总理衙门的高官画像：

总理衙门大臣萃毕生之全力以经理交涉事务者，殆鲜其人。或以高官挂名，或以浅尝自喜；或骤出骤入，听其自然。一闻《海国图志》《瀛环志略》两书之名，尚有色然以惊者（原注：谓景秋萍尚书）。或又有一二清流，如李高阳、阎朝邑两相国，皆自谢为不知洋务，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

总理大臣或者挂名，或者以不懂洋务为荣，甚至连衙门都懒得去。大臣如此，章京如何？日记接着写道：

至于章京，考取之券（卷）皆以小楷，固有居署十年，尚于洋务不甚通晓者。其或号为明敏出色之人，不过取能了日行公事而止。

章京中能干一些的，或外放，或升任其他衙门高官，不复再入总理衙门，“如是而欲洋务人才之练习，其可得乎？如是而欲办理洋务之不至于歧误，其可得乎？”所以薛氏的结论是：“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欲整顿总理衙门，必自堂司各官久于其任始。”

同一天的日记还写道，英法诸国外交部部长虽然不时换人，但副部长以下办事人员，往往数十年中在此效力。外交官职业化、专业化的好处是：“盖职业专，则志一而不杂；经画久，则才练而益精。所以西人办理交涉，措注周详，鲜有败事，阅历使然也。”联想到曾纪泽出国之前到总理衙门查阅中外交涉案卷，甚至干脆住到总理衙门中；薛氏担任出使英法公使之初，为了解之前交涉情况，多日查阅案卷。办理外交，本来就很繁难，业务生疏，如何能够胜任？因此外交官职业化、专业化的确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