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与蒋彝的交游

萧乾（1910—1999）是中国著名记者、翻译家、作家，20世纪30年代便以京派作家新秀的身份闻名文坛，1990年代以其散文书写引发了阅读和研究的热潮。蒋彝（1903—1977）的文名来自国外，他用英文创作的13部“哑行者画记”系列作品在西方热销多年，是与林语堂齐名的用英文介绍中国的著名海外作家。抗战期间，萧、蒋二人同在伦敦，私交甚笃，先后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教师，又同时用英文传播中国文化、介绍中国现状，谱写了一曲难能可贵的友谊乐章。

任教伦敦大学东方学院

20世纪上半叶，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后更名为亚非学院）聘请了数位中国籍教师，其中包括老舍（1924—1929）、蒋彝（1934—1938）、于道泉（1938—1949）、萧乾（1939—1942）等人。旅居英伦期间，老舍潜心著述，用中文写下了《老张的哲学》《二马》等作品，成为名噪一时的大作家。于道泉一门心思扑在了学术上，潜心于藏语、佛学研究，后来成为藏语研究的权威。相比而言，蒋彝和萧乾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更高，而且他们还用英文创作了诸多作品，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现状。

1933年，蒋彝因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不合，从九江县长任上辞职，经中学同学罗长海介绍，远赴英伦，到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次年，经汉学家骆任廷介绍，蒋彝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做了讲师，主要讲授 《古代汉语》课程。当时，曾任溥仪英语教师的著名汉学家庄士敦任东方学院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他在给秘书长的报告中对蒋彝的评价很高。1936年5月，蒋彝被伦敦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师从庄士敦研究中国佛教；同年11月，蒋彝又把研究方向转到了中国书法。1938年3月，庄士敦在自己的家乡爱丁堡病逝。与庄士敦一直不睦的系主任爱德华兹决定不再续聘蒋彝，理由是“系里需要一位北京本地口音的中文教师”。

在东方学院任教期间，蒋彝把Coca-Cola翻译为脍炙人口的“可口可乐”，成就了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1920年代，Coca-Cola进入中国市场，被翻译为“蝌蝌啃蜡”，译名不仅诘屈聱牙，而且字面意思让人有不适感，所以销量一直不佳。1935年，Coca-Cola公司在全球征集译名，蒋彝的译名“可口可乐”从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他的翻译音义双绝，朗朗上口且含义隽永，让人忍不住想尝试。从此“可口可乐”的译名固定下来，沿用至今。1935年11月，蒋彝的第一部英文著作The Chinese Eye-- An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inting（《中国绘画》）出版。蒋彝的笔调轻松幽默，把原本在英国人眼中神秘莫测的中国绘画讲述得生动活泼。此书销量很好，大受英国读者欢迎。紧接着，他用同样的笔调创作了Chinese Calligraphy： Its Aesthetic and Technique（《中国书法》）一书，同样大受赞誉，迄今仍然是许多西方艺术院校的必读书。同时，蒋彝开始“哑行者画记”系列作品的创作。1937年秋出版了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 《湖区画记》），这是“哑行者画记”的第一部作品。此后直到1954年离开英伦之前，又创作了《伦敦画记》《伦敦战时画记》《牛津画记》《都柏林画记》《爱丁堡画记》。这些作品和移居美国之后创作的《纽约画记》《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等合称“哑行者丛书”，在欧美热销了三四十年。2019年，牛津市政府为蒋彝曾租住的牛津Southmoor路28号故居颁发了“蓝牌子”（蒋彝成为继孙中山和老舍之后第三位获得此项荣誉的华人），以纪念蒋彝为中英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

1939年，爱德华兹需要的“北京本地口音的中文教师”终于找到了——萧乾，这位土生土长的北京籍作家，被于道泉介绍给爱德华兹。当时为情所困的萧乾远赴英伦，应聘中文讲师，主讲《现代汉语》课程。

萧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年薪是250镑，和10多前年老舍的年薪一样，而且先只签一年合同，一年期满考核合格再续签。除了日常教学之外，萧乾还积极参与援华会和国际笔会的活动，宣传中国的抗战。英国政府关闭滇缅公路的不义之举，让有正义感的英国人民对此大加挞伐。萧乾曾经采访过滇缅公路的修筑情况，对滇缅公路比较熟悉，所以应邀在几个城市做过多场关于滇缅公路的演讲。此外，院方还委派萧乾为奔赴前线支援抗战的公谊会医疗队举办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短期训练班，教授简单的汉语和中国地理历史常识。

萧乾在旅英期间共出版了5本英文书，其中在伦敦大学任职期间出版了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苦难时代的蚀刻》）一书。珍珠港事件之后，英国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但又苦于没有足够的资料。国际笔会秘书长贺尔门·欧鲁德向萧乾约稿，邀请他写一本介绍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书。萧乾在1930年代和威廉·安澜合编过一份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刊物China In Brief（ 《中国简报》），也曾参与斯诺编译的Living China：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有了这些基础，萧乾很快便完成了《苦难时代的蚀刻》的写作。该书主要介绍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发展状况，总结新文学的成就。在结尾处，萧乾对西方读者发出了微微的讽刺和热切的希望：“中国不能通过《鲁滨逊漂流记》来了解英国，正如英国也不能通过唐诗来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中国。”《苦难时代的蚀刻》一书完成后，萧乾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China，But Not Cathay（《中国并非华夏》）一书的写作中。

1942年夏，萧乾辞去教职，在爱·摩·福斯特（英国作家）和阿瑟·魏礼（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的举荐下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读研究生，师从乔治·瑞兰兹研究英国心理派小说，开始了另外一段生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1942年年终总结中对萧乾的工作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萧乾）对中国学科的贡献，对中英文化关系的发展做出的努力，其实并不亚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成就。他的这些努力和成绩会使我们久久难以忘记他。”

蒋彝和萧乾先后任职于东方学院的经历，无疑会成为他们交游的共同话题。不仅如此，他们作为教师对促进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同样曾经任教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赵毅衡把近代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模式总结为“双单向道”，即中国人去国外一般是求学的，而外国人来中国多数是传授先进经验的。蒋彝和萧乾等人的经历无疑是对这种“双单向道”模式的突破。

滇缅公路的二重唱

1942年之后，萧乾和蒋彝都离开了伦敦大学，但作为同样漂泊在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感情让他们两人休戚与共。他们都参与了援华会、国际笔会等支持中国抗战的社会活动；都经受了伦敦大轰炸期间的恐慌和流离；都以笔为刀，宣传介绍中国的抗战，争取更多西方读者的支持。就这样，两位中国作家在异国他乡建立了难得的友谊。而他们友谊的最好见证是两人不约而同地用英文书写了歌颂滇缅公路的不朽乐章。

1937年，日军占领了中国东部大部分沿海地区，海岸线基本被日军封锁。中国与国外的物资交流被切断，迫切需要打通一条连接海外的生命补给线。面对困境，20万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用肩挑手提的原始方式，筚路蓝缕，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用了5个多月的时间开凿出了从昆明到缅甸的一条公路。滇缅公路的开通为国际援助顺利进入中国提供了一条大动脉，“一度成为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通道”。所以，滇缅公路对于中国抗日战争意义重大，毫不夸张地说，滇缅公路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精神长城”。

但让历史研究者感到遗憾的是，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历史书写却没有给予滇缅公路足够的关注，以至于学者感慨“关于滇缅公路的历史叙事不仅缺乏一部‘史记’，甚至连构成其基础的原始材料也为数寥寥”。反倒是国外媒体对滇缅公路的修筑、日常运营、历史意义等有着较为详细的报道。《泰晤士报》记者杉姆森、《纽约时报》记者哈雷特·阿班、《自由》杂志记者欧文·华莱士等都对滇缅公路的修筑、通行、被日军轰炸、反复修补等情况做过详细的介绍。1940年，赛珍珠创作的小说《泥金菩萨的面孔》（The Face of Gold）中也描述了大量惨烈的修路故事。

相比之下，中国对滇缅公路的报道虽然不及国外的详细，但也有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萧乾和蒋彝为滇缅公路的开通而演绎的“二重唱”堪称范例。1939年夏，萧乾从香港出发绕道缅甸到达昆明，感动于滇缅公路之伟大，写出长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连载于香港《大公报》上。萧乾去采访时，滇缅公路虽已通车，但后续的修筑维护工程还在继续，筑路工人因为种种困难而倒毙的事件时有发生。许多年后，萧乾还记得：“那3个月在这条修建中的公路上奔驰，比奔驰在西欧战场上要危险多了，经常看到死亡；有从险恶的山路上翻车葬身山谷的，更多的是由于瘴气而突然倒毙。稻草堆上一位旅伴头晚还跟我又说又笑呢，天明，他身子就全凉了。”1940年7月—10月，英国政府屈从于日本的无理要求，竟然关闭了滇缅公路缅甸段的通行，此举激起了中英两国正义人士的强烈抗议。在萧乾于英国出版的第二部作品China，But Not Cathay（《中国并非华夏》）中，他着重介绍了滇缅公路，既强调了中国人民修筑过程的艰辛，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对英国政府关闭滇缅公路的抗议。萧乾对滇缅公路的报道文章数量虽然不多，也没有形成专著，但他却是为数不多的同时用中、英文双语报道缅甸公路的作者之一。

几乎是与此同时，蒋彝于1942年春用英文创作了一部反映滇缅公路的小说The Men of The Burma Road（ 《罗铁民》，中文直译名为《滇缅公路上的人们》），这是蒋彝唯一的小说作品。小说有两个题词，第一个是“致萧乾，见证了滇缅公路的完工”，第二个是“致那些为滇缅公路献出生命的人们，他们的劳动和牺牲不会白费”。蒋彝并没有到过滇缅公路的建设现场，他对滇缅公路的了解是通过萧乾的介绍。1940年间，伦敦经常遭遇德军的空袭，当时萧乾住在汉普斯特一栋公寓大楼的地下室，为躲避空袭，蒋彝和一些中国朋友曾在萧乾的寓所借宿过几天，两人得以畅谈。所以，他把小说《罗铁民》题献给萧乾，既是对萧乾亲历滇缅公路苦难历史的敬佩，也是感谢萧乾提供原始材料。《罗铁民》描述了老罗和老李两家人的故事，重点描述了老罗的转变。老罗原本是一个固守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农民，不愿意把自己的土地出让给国家来修滇缅公路。但后来，亲人相继被日军炸死的悲痛使他的爱国情感复苏，不仅同意无偿转让自己的土地，而且还带着家人投入危险的修筑工事之中。单纯从艺术角度来看，小说的故事节奏过快，擅长绘画的蒋彝也没有发挥出景物刻画和细节描写的特长，因而整体的文学价值并不高。但它毕竟是一本向英国社会介绍滇缅公路的长篇普及性读物，其文化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

萧乾和蒋彝对滇缅公路的描述可以对照着来读。他们都描述了修筑过程遭遇的诸多困难：山高水深的阻拦、滑坡落石的危险、瘴气疟疾的侵扰、缺医少药的困境等等，使工人们时刻面临着突如其来的死亡威胁。然而，勤劳的中国人民不惧牺牲，克服困境，用汗水和鲜血浇筑了一条打通外界的动脉。缺少现代机械，工人们就用锤子把大石头敲碎，再用箩筐挑到建设工地上；为了搭设吊桥，工人们只得身背绳索游过奔腾的澜沧江；要炸开悬崖边的巨石，只能先在巨石上凿出一处小孔，往里面塞满炸药，再用沙子盖在炸药上来延缓爆炸，给凿孔的工人一点爬回悬崖的时间……很多工人牺牲在了爆破以及由此引起的落石和流沙之中。

萧乾和蒋彝对滇缅公路的歌颂就像是乐曲中的二重唱，在异国他乡共同礼赞祖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

中断的友谊

在梳理旅英中国作家的文化活动时，常常可以在史料中读到蒋彝和萧乾一起参加援华会和国际笔会以及奥威尔主持的英国广播电台对印广播节目的记载。他们和熊式一、杨宪益、王礼锡、叶君健等共同组成了抗战时期旅英中国作家群体，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史上的特殊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