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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熟悉变为陌生》是当代西方杰出思想家、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生前最后的访谈录，中译本于2023年7月出版。此书以闲谈的方式，讨论了鲍曼一生关切的所有主题，那些清晰、敏锐的思想，所回应的虽是西方社会现实，但对生活于全球化时代的我们而言，也不乏启发意义。

鲍曼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一个贫穷的犹太家庭，曾多次因犹太人的身份而遭受漂泊之苦。二战爆发后，他与家人逃往苏联；战后两次在波兰国内反犹运动中受到迫害，1968年被撤销教职、驱逐出境。他在以色列停留3年后，从英国利兹大学获得了教职，1990年退休，2017年在家中去世。被剥夺、被驱逐的经历，促使鲍曼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宽容的立场，关切难民等边缘群体的生存处境，包括共情巴勒斯坦人的命运，批评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

鲍曼以阐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著称，一生出版的书有58部之多，其中影响深远的有《立法者与阐释者》《现代性与大屠杀》《流动的现代性》《怀旧的乌托邦》等。与固守价值中立的实证派社会学不同，鲍曼的社会学研究从不掩饰自己的价值立场，亦不屏蔽个人生命经验，而是以个人经验对接公共议题，以敏锐的思考回应当代人的困境——置身“流动时代”的人普遍感受到却无法表达的困扰。

《将熟悉变为陌生》第一部分“爱与性别”讨论的即当下热点话题“为什么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在鲍曼看来，失去爱的能力是“流动时代”的众生相之一，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消费主义和网络社交。前者使人们按自己的需求，用可测量的生理和社会属性如年龄、身材、颜值、财富等，来定义伴侣，亲密关系亦成为消费品；后者则使人与人之间真实、具体的联系变得可有可无，加入和退出一段关系都非常容易。这二者对亲密关系的渗透和重塑，导致如今的年轻人将利己放在第一位，追求“可以随心所欲地切断自己忠诚”的关系。他们不想独自一人，但更怕投入，怕被束缚。与此相反，鲍曼依旧秉持古典的爱情观，将真爱与付出、牺牲相等同。他与第一任妻子雅尼娜一见钟情，在持续了61年的婚姻中，两人都把自我放在第二位，相互补充，相互支持，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彼此陪伴、成为一体的那种难以捉摸却又无可抵挡的快乐”。

第二部分“犹太性与纠结”涉及鲍曼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鲍曼认为，现代社会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时代，但它使实施种族灭绝的方式成为可能。现代性的“进步神话”，导致把消灭不完美视为实现完美的条件，纳粹主义不过是其极端例子。同时，现代社会的官僚体制和工业技术，为实施种族灭绝提供了条件。纳粹通过官僚体制把大屠杀变成一项高度流程化的工作，每一个执行者只需服从组织纪律，承担局部性的任务，而无需考虑道德责任；工业技术则避免了人与人之间一切可能的接触，消除了执行者直接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良心上的不安。换言之，纳粹的出现不是文明的暂时失灵，而是现代文明的诸多可能性之一。这样的思想虽有争议，但对反思现代文明的弊病，亦不无启迪。

鲍曼所揭示的现实或有阴郁之处，但“化阴郁为光明”恰恰也是他的天赋之一（见第九部分“当下与未来”）。他属于那种见识过现实的黑暗之后，依旧心怀希望的知识分子，其心智品质的特点在于，深刻地理解人性的局限，但仍孜孜不倦地追索“何为良好社会”的问题，同时不缺一点一滴缓慢改变世界的耐心，用美国学者约翰·厄金斯的话来说，即“知性乃道德职责”。

（撰稿人：巢林栖一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