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林撷思

佛学修养是鲁迅心力特别强盛的源泉

何家骏：“佛学”是您笔下的一个高频词。有研究者认为“寻回现代文学版图中‘释’的失落”是您的一大学术重心。而您最近的一篇文章《现代南亚南来佛教文人行迹的文化史考论》将视野移至国外，旨在论述现代中国佛教界对南洋文学乃至文化的建构过程，具有广阔的文学史视野。但在普遍认为“佛学”已经衰落的今天，您选择“反其道而行”，执着地探究着这一古老文化的现代性影响，并有意将其置于“文学传统”的高度来进行论述，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

谭桂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几年前在一个访谈中，我曾谈到过自己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一些个人因缘，这里正好藉着回答你的问题，谈谈我之所以对此课题持之以恒的学术考量。首先，这是一个具有巨大容量的学术宝库。说佛学已经衰落，在今天来看，似乎是这样。但在晚清民国，佛学可是经历了一个有声有色的复兴时期，这种复兴不仅是宗教上的，更是文化上的、学术上的乃至文学上的。在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与建设中，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佛学复兴运动在时间、空间上都有重合之处，研究这两个运动之间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给现代思想文化变迁所产生的作用，不说对当下文化建设的启示，至少在纯粹学术的意义上，也是十分有趣且深邃的话题。其次，这个课题自有它的延展空间与持续发展的动能。

佛学传自西域，但经过长时间的中国化，已经建构成为中国本位性的佛学体0332024年第5期系。而中国本土文化儒与道，都从佛学中间习得不少东西来丰富和完善自己。尤其是宋以后的儒家，明里暗里到处都是佛学的踪迹。赵朴初曾说过，佛教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一分子，而且应该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中的一分子。当下谈继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更不应该回避佛教文化。我最初进入这一领域，只是觉得现代作家的亲佛态度是一种有意义的文学史现象，后来研究有所深入，发现现代作家的亲佛态度其实是一种心理代偿机制的表现，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现代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在理智上相信西学、在情感上依归传统，但儒家正统已经被宣布与民主共和政体不合，道家之消极无为又不合五四时代昂扬向上气氛，于是还保留着一定自由思想空间的佛教，自然就成了他们情感投射的文化传统。

近十年来，我从研究佛教文化与现代新文学的关系进而深入现代佛教文学的本体之域。让我感到惊喜的是，当下文化界纷纷倡扬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的引领作用，此类重要的理论命题，早在现代佛教文学的革新派那里就已经有了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理论主张与文化实践。最近，我在一篇论文中指出：“现代佛教文学思想中的中国本位性理念，无论其理论资源，立场态度，还是实践尝试，其价值和意义都不仅属于现代佛教文学史，也不仅仅属于现代中国文化发展史，而且甚至可以说更应从当下国家文化建设的层面来理解与阐发。”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延展空间与持续发展的动能。

至于你所说的“反其道而行”，好像也是这么一回事。学术研究需要攻关热点问题，但有时也要有人在边缘与幽径探胜。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一种勇气，虽无一人吾往矣，也是一种勇气。在这个领域中耕耘，过去也有几位同道，可惜后来转到别的方向去了。我想自己在这一条道上肯定是走到底了，一者是没有精力与时间另辟新径，二者也是因为自己对这一学术宝库情有独钟，学海无涯，人生有限，我希望能在这一宝库尽量多地有所采撷。

何家骏：您致力于探寻鲁迅与传统佛学在思想层次上的联系，很难不让人想起王富仁先生最为知名的学术论点，即鲁迅所扮演的“传统文化的守夜人”的角色。不过，王先生所强调的是不应将鲁迅与传统文化（儒、释、道等）割裂开来，而您则旨在阐明鲁迅能“入乎佛学”亦能“出乎佛学”的独立性。您也提醒人们注意“佛教哲学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具有双重性质”，不能仅依据鲁迅作品中“痛苦”“黑暗”“虚无”“死亡”等词汇就判断鲁迅受到佛学的消极影响，否则就有简化鲁迅、庸俗化佛学的可能。这一议题实际也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特征，似乎在回应不少人将鲁迅思想视作“阴暗”、佛学比为“消极”的观点。鲁迅研究也始终要面对回首历史（求真求实的科学探寻）与对话当下（经由当代转化以介入现实）的张力。对此您怎么看？

谭桂林：能入能出，这是鲁迅思想方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也是他心力特别强盛的一个表征。这个特点基于心力，但也关乎人格。在人格上，可以用鲁迅自己的话来形容，一个是“多疑”，多疑使他在重大事情上要问个究竟，一个是永不止步，就像他塑造的那个“过客”一样，永远聆听着前面的声音而踉踉跄跄闯入黑暗之中。他的能入能出，不仅于佛学，也不止于尼采，哪怕晚年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也是如此。入而能出，他才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始终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关于“佛教哲学是一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近世佛学功底深厚的学术大家，大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佛教哲学既讲无也说有，既讲空也说实，既有真谛也有俗谛，这就是所谓矛盾即对立，但佛教的哲学思维以无说有，以有证无，最终超越无与有的边界，达到圆融遍照的大智慧。当年欧阳渐说佛教哲学非宗教非哲学，就是基于宗教与哲学，意义既各殊，范围又极隘，而佛法则是发无上菩提心、广大心与无边心，梁启超也曾说佛法乃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自力而非他力，这也是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肯定了佛教哲学的对立统一性。

鲁迅是深刻体味到佛教哲学这一对立统一思维从鲁迅出发，向鲁迅回归特征的，他看事物，一贯抱持辩证的眼光，能从陶渊明的静穆闲适看到“金刚怒目”；他待人生，则能从虚空中体会实有，在绝望中反抗绝望，在沉默中言说沉默，在死亡中体验生命极致的飞扬的大欢喜。这几年社会上大谈所谓“佛系”，把佛理解为清心寡欲、不进不取的“躺平族”，这真是21世纪以来对佛教哲学的一个最大误读。现代僧侣学者通一写《芥子龛僧诗话》，其中一则记载李涉题鹤林寺僧室云：“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通一评论说，“读之不禁为鹤林寺僧叫苦，盖和尚非仅游手坐食同应文人闲话一事不为者耳。”竹院逢僧，闲话半日，这对昏昏醉梦的世间人而言，当然是难求的好事。但这种闲趣不过世俗人的想象而已，现在的和尚可不会是游手坐食等着与文人闲话的旧式和尚了，他们忙着资生利人的事业，哪有闲工夫与文人聊天。所以，通一名义上为鹤林寺僧叫苦叫屈，实际上则是借诗话来宣示五四时代后人间佛教的新理念、新思潮。百年时光即将过去，人们居然还是用佛系来形容不思进取、无所追求的生命状态，这真不知道是佛学自身之过，还是人们不愿意认真去理解佛学所导致的结果。

至于“鲁迅研究始终要面对回首历史与对话当下的张力”，我的看法是，这不是似乎，而是必然。鲁迅是一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兼有大爱与大憎的战士，对于鲁迅研究而言，观照历史容易，对话当下却难，但正因为其难，则显得更为重要。鲁迅的作品依然不能如他所愿“速朽”，是因为他当年所痛恶、所抨击的社会文化现象有时沉渣泛起，有时借尸还魂，鲁迅的作品就像一面照妖镜，使这些乔装打扮的种种丑恶原形毕露。而且，命运的捉弄，自然力的肆虐，与生俱来的不平等，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中永恒面对的生存问题。只要这些问题存在，免不了就会有艰辛的劳苦者，受欺凌的弱小者，会有无力与命运抗争、辗转呻吟的不幸者。社会对待他们的态度，体现着这个社会文明的高下程度，也检视着这个社会国民素质的高贵与卑劣。仅仅在这个意义上，永远站在弱小者一边的鲁迅作品也就有了对话当下的永恒魅力。

——摘自谭桂林、何家骏《从鲁迅出发，向鲁迅回归——谭桂林教授访谈录》，《当代文坛》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