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祝福》

《祝福》写于1924年2月7日，3月25日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后收入小说集《彷徨》。其中，对人世毫无眷恋的祥林嫂，既逃不出鲁镇人缔造的思想囚笼，也摆脱不了自身的精神禁锢，自始至终都没有质疑夫死不能再嫁这一“从一而终”传统礼教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这同样也是朱安的可悲之处，处于时代转型与夹缝中的女性，自身从未想过脱离窒息无爱的婚姻，去寻求自己的生活。

在《祝福》中，“我”在河边遭遇来自祥林嫂的“灵魂拷问”，祥林嫂希望“我”能够解答她内心的困惑。祥林嫂捐门槛，一则希望一如从前对于主人有价值，凭借自己的劳动重拾个体尊严；二则希望死后不被锯开，与贺老六、阿毛团聚（可以理解为祥林嫂本也相信世间有魂灵）。虽然鲁镇人从不叫她老六嫂，当取笑她最后从了贺老六时，祥林嫂却笑了，说：“阿阿，你……你倒自己试试看。”这是小说里唯一一次描写祥林嫂谈起家人时笑的情形。祥林嫂作为自然人的情感归属一直被掩藏被遮蔽，然而毋庸置疑，祥林嫂作为一个普通人，一生中得到的尊重与爱护、生命的光亮与温暖只短暂存在于同贺老六结婚生子的那几年。祥林嫂对再嫁的抗拒，新婚夜头上撞得鲜血直流与婚后的幸福生活构成强烈的对比张力。1956年，夏衍将《祝福》改编成电影，着力渲染贺老六以真诚、善良感化誓死不嫁的祥林嫂，极力铺陈祥林嫂与贺老六婚后的幸福生活，当然这样的改编有夏衍的想象成分，也从另一方面强化了祥林嫂结局的悲剧性，但不可否认其改编的合理性。

祥林嫂并非恐惧可怕的死后世界，也不是怕“死后受苦”。祥林嫂第一次来到鲁镇“两颊却还是红的”，但做工毫不松懈，扫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煮福礼，繁重的工作反倒让她觉得满足，口角渐渐有了笑影，说明祥林的去世与这段婚姻伤痕很快被抚平。小说中祥林嫂两次出现白胖了，第一次是在鲁镇做工时，第二次是卫老婆子讲述她嫁给贺老六生儿子后，用卫老婆子的话是“母亲也胖，儿子也胖”。可以想象贺老六是疼惜祥林嫂的，卫老婆子讲述贺老六“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惊叹祥林嫂“现在是交了好运了”。贺老六曾将祥林嫂带往幸福的彼岸，祥林嫂与贺老六应该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作为单亲妈妈，祥林嫂“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再次来到鲁镇，“两颊消失了血色……眼角上带些泪痕”，很明显，祥林嫂对第二段婚姻倾注的感情与对新生活的渴望还原了其作为自然人的情感属性，日复如斯的劳作与贫穷艰辛的生活不曾压垮祥林嫂。生前嫁了两次，死后不能归于一家，不能完全归于贺老六，构成祥林嫂真正的精神苦楚，也成为隐含在文本中的祥林嫂的深层悲哀。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贺老六与阿毛）被毁灭，造成祥林嫂精神与生活的双重困顿，在小说后半部分，祥林嫂整个记忆都停留在儿子阿毛被吃的那个春天。祥林嫂听了柳妈的话决定去捐门槛，小说没有描写祥林嫂的心理活动，怕死后下地狱被分成两半只是精神表征，祥林嫂真正怕的是死后不能和贺老六、阿毛团聚。捐门槛，其实也是为了死后的“圆满”，与生前的孤独凄凉构成对比。

鲁迅在1923—1924年思考女性的出路问题，小说中“我”对祥林嫂那种希望远离的冷淡，但又于心不忍，作家对人物的感情颇为复杂。祥林嫂不断向他人重复自己的悲惨遭遇，有如鲁迅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写到的“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祝福》不厌其烦地描写祥林嫂反复述说个人经历遭到众人的唾弃与厌恶。祥林嫂博得他人同情的方式，在朱安身上也发生过。孙伏园回忆，在北京时，鲁迅母亲寿诞，开席前朱安穿戴整齐向亲友下了一跪，说道：“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指鲁迅母亲）。”说完话，叩了头，退回房去。鲁迅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张铁铮曾将孙伏园这番话相询周作人。周作人回答说，这是实有的事，朱夫人在家中是得到大家的同情的。

朱安始终没有想过脱离与鲁迅的婚姻，走不出自我的人生设限。鲁迅曾对朱安提出结婚要求：进学堂，放足。但这两项朱安和朱家人均未兑现。后来，俞芳在回忆录中称，因绍兴之地风俗，若朱安被休弃，会和祥林嫂一样的结局。但周建人的回忆录《鲁迅故家的败落》却提到，母亲鲁瑞在接到鲁迅从日本的来信后放足。周建人还提到，在祖父去世后，买进来的潘庶祖母毅然与本家断绝关系，然后与人成婚。因此俞芳的提法有待商榷。祥林嫂再嫁与被驱逐是夫权、族权所为，这一层面同朱安不一样。1923年，周氏兄弟失和，鲁迅搬出八道湾，给朱安的建议是：可以继续留在八道湾，如从前在绍兴时一样和大家庭生活；也可以回绍兴去，（鲁迅）每月供应生活费。鲁迅与巴金一样习惯做家长，故而朱安不会遭遇祥林嫂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同是绍兴，秋瑾生于1875年，朱安生于1878年，但两人境遇截然不同，绍兴台门的顽固正彰显秋瑾的伟大，于是有了《药》。

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女性，有些人冲出藩篱，有些人故步自封。朱安自己画地为牢，祥林嫂亦如此。礼教给个体戴上枷锁，尚有可能卸去；但个体墨守成规，则与这副枷锁融为一体。这是女性更大的悲哀之处，亦是鲁迅思考女性问题的精神旨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在祥林嫂、朱安身上，多少也适宜。朱安这样一个旧式人物，和鲁迅无法进行文学、思想、社会等方面的交流，背后寓示着的正是旧社会女性的普遍遭遇。祥林嫂对阿毛、贺老六记忆的反复咀嚼，不正如同朱安对幸福家庭生活的向往吗？《翦商》里说，商朝人用人祭祀祖先，不是让人牲一下子死的，要让他们持续惨叫而死，原因是祖先喜欢听……同样，鲁迅在小说中如此写实，如同祥林嫂的一场献祭，祥林嫂成了鲁镇的“多余人”和一个著名的喻体，意在惊醒国人。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提出《祝福》后半部分用的是单妈妈的故事构架，但祥林嫂性格与外貌极可能以朱安为原型。俞芳的《封建婚姻的牺牲者——鲁迅先生和朱夫人》回忆朱安“脸色微黄……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平日寡言少语，少有笑容”，这与祥林嫂的外形类似。祥林嫂第一次到鲁镇“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六七，脸色青黄……只是顺着眼，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朱安在1906年同鲁迅结婚，和祥林嫂差不多年纪；1923年，朱安四十五岁；《祝福》写于1924年，小说中祥林嫂死时四十多岁。祥林嫂外形的变化，照应了朱安从成婚到1924年近二十年的变化。桧山久雄说，鲁迅正是因为对朱安的罪障感而写了《祝福》。姜异新在《“呐喊”之后的“重压之感”——〈祝福〉细读》中认为，“祥林嫂身上其实是有朱安的影子在的”。谢有顺也认为，“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完全是虚拟人物，但读完《祝福》，你会觉得她比鲁迅的夫人朱安还真实”。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提到，在境遇上不愿守节的女人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作家没有将祥林嫂圈定在一定时空中，第一次从夫家出逃的祥林嫂，犹如出走的娜拉，来到鲁镇当佣人。可以构想，一个山里人到鲁镇，恰如朱安从绍兴到北京。一些研究者认为，如果朱安嫁给普通人，可能拥有幸福的生活。科举制度取消，下聘后朱安等待鲁迅七年，二人才成婚，自然与鲁迅一拖再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有关，但其看好鲁迅日本留学的“洋功名”也是原因之一。然而婚姻的“门当户对”不只在于器物层面的契合，更有精神层面的并立。1948年朱安去世，3月24日北平《新民报》刊出《朱夫人寂寞死去》一文，文中言：“父母爱之不啻若掌上珠，因而择婿颇苛，年二十八始归同郡周君豫才……”如果所述真实，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朱安凄风苦雨的一生。

张铁铮的《知堂晚年轶事一束·鲁迅原配朱安女士》提到朱安何以多年不生育，周作人指出“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郁达夫的《回忆鲁迅》也提及访问鲁迅家时，看到矮小的朱安。试想没有生育能力，在传统社会，嫁与何人都将处境艰难，甚至可能滑入比和鲁迅结婚更不幸的境地。朱安接受许广平和周海婴，是出于心胸宽大、传统女性美德，还是不为人知的无法生育的原因，难下定论。

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悲剧对当代女性依然有着警示意义。朱安等旧式女性习惯在自我付出中自我感动并失去自我，在鲁迅兄弟失和后，朱安提出一同搬到砖塔胡同，理由是“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鲁迅亦是如此，维持大家庭和不幸婚姻，直至兄弟失和，“我”对祥林嫂同情与批判兼有的矛盾复杂心态，折射出的恐怕正是鲁迅与朱安的现实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