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与改造： 私立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

一

自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大力借鉴、移植西方先进教育经验和制度，模仿创办新式学堂，推动普及新式教育，实乃出于国人急欲改变内则积贫积弱、外则强敌环伺状况之心。自家馆时代，南开就已经开始了对西方现代教育的模仿和探索，办学时从东西方教育中各取所长。不过，私立南开大学在创办之初，显然是与美国高等教育的模式亦步亦趋的。

从历史背景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一大批留学美国的知识人士相继返回祖国，投身高等教育建设事业之中。在那一时期，他们对中国大学的改造、高等教育的变革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直接的效果便是影响了“五四时期开始酝酿并在1922年颁定的新学制”，使之成为“效仿美国教育体制的结果”。对于私立南开而言，当时“赞助擘划者皆美国留学生，无形中输入美国风味不少。是以论设备，一入图书馆，琳琅满架者，多美国出版之书籍也；入实验室，见分部陈列，精巧悦目者，美国制造之仪器也；论教员则除数人外，皆美国留学生；论教材则除数科外，皆美国之教本；其他如积点制也，选科制也，亦均采自美国”。研究者多援引此论来证明私立南开在办学模式上对美国大学的模仿。实际上，不论是引进大量具有美国教育背景的教师，还是购置大批美版图书、设备，这些都不过是模仿的表象而已，在真正意义上称得上“移植”的应是“一切学制系照美国大学最新分科、选科办法”。当时，南开大学的学科分文言学组、数理组、哲学及社会科学组、商学组，这才是私立南开模仿与移植美国大学办学经验的真实痕迹。

就在校基渐趋稳固的1921年春天，《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章程》正式公布。其中明确了大学学生修业四年“习毕一百四十绩点并考试及格始能毕业”的规定；在课程设置上则标明“必修、专修及选修之别”，且修习课程的绩点均需满足学校所规定的指标。其中，除国文、英文、外国文必修科目外，对于专修和选修课程要求，“学生须依个性之趋向与将来之职业，在文理二科内任选一门为专修科”，所选课程“至少须满五十绩点”；选修课程“至多不得在二十五绩点以上”。这些规定实出于对美国大学课程和教学制度的高度模仿和移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不同的历史时期，课程的变革总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要求相适应。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及时调整、更新和充实课程内容，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合时代要求的合格人才”。作为人才培养依据的课程，自然要服务于学校的培养目标，随着大学的巩固和发展，私立南开所标举“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的办学方针，必须将具体课程逐一落实为“强调基本理论和技能教育”兼顾的实际教学活动。这些工作自然既需要储备人才，又需要假以时日，更需要跟上社会进步的步伐和区域社会工商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所以说，调整课程设置及其内容必然会与大学发展伴随始终。

二

南开号称“文以治国”，在大学的奠基时代，文科建设似乎颇为有声有色，这主要归因于梁启超的短暂“加盟”。当时，游欧归来的梁启超寓居津门，开始了晚年的研究生涯，南开抓住这一机会，欲倚重其来建设文科。1921年9月，梁启超移砚南开，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影响遍及京津。其间，严修、张伯苓等人与梁启超往来频繁。1921年末，梁启超在和张君劢、蒋百里、舒新城等友朋通信中多次提及与张伯苓筹划南开文科的事宜，梁透露了南开欲聘请张君劢出任文科主任，请蒋百里、张东荪、林宰平“各任一门”，并计划邀请梁漱溟到南开任教的信息。用梁启超自己的话说，“若将文科全部交我，我当负责任，彼欢欣鼓舞已极”，“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

晚年的梁启超，壮心不已，深感当时国内从事文史研究之人才匮乏，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登高一呼集合同道，共同担负起振衰起敝的责任。他甚至设想“南开文科办三年后，令全国学校文史两门教授皆仰本科供给，其所益不已多耶？我辈努力兴味正浓也”。同时，梁启超还认为，如果以其师生、师友为南开文科班底开展教学和研究，并将“此科当然旁通于理、商两科，则根柢植于全校”，这势必会成为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关中、河内”。当时参与讨论的张东荪、蒋百里、舒新城等人更是摩拳擦掌，希望梁氏能尽快与学校细订纲领，规划科目，进行组织。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无论是从1921年起深受鼓舞并“每见必询消息”的张伯苓，还是频繁鱼雁传书讨论南开事宜且认为“绝无问题”的梁启超，对于南开文科的制度建设都给人有始无终的感觉。而到了1923年初，如何建设南开文科的事情似乎已经不大被提及了，转而演变成看似“一切学课与南开保相当之联络关系”、实则私人讲学意义大于机构建制的“东方文化研究院”之议了。

如果仔细探寻历史细节，我们就能发现在讨论南开文科建设时，梁氏所倚仗的蒋百里、张君劢、舒新城、张东荪等人（尤其是蒋百里和张君劢）深具德国教育的背景，在办学理念上其实与南开相去甚远。蒋百里曾设想，希望梁启超与南开确定一个办法，将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归为讲座之一，同时再约梁漱溟、张君劢、张东荪，加上他自己分别担任讲座教授，“每座讲演之期为四个月，文书口头研究之期为六个月，因每座专为内部学生，不收外人”。

对南开而言，“梁启超版”的文科之所以虎头蛇尾，令人抱憾，实是历史的偶然，于己有憾，对梁氏师友则无所谓遗憾可言。一方面，1922年间的梁启超并没有“一心一意”地按照他与师友信中所谈的那样逐一落实制度建设；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还是缘于张伯苓校长，因为在他看来，文科生“文章做到像张季鸾在《大公报》写的社论那样水平，就到了顶峰”，之所以请梁氏主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是因为“张校长对近代史感兴趣”，一旦梁启超以“‘诗圣杜甫’为题的讲演（见《曹禺传》）我估计张校长的兴趣就不大了”。

1922年和1923年之交，“梁启超版”的南开文科一变而为“东方文化研究院”后，南开人还颇多期望，“甚盼此番计议早见施行，裨东方文化得大放异彩于环球也”。实际上，若从梁启超《为创设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的启事来看，他认为“现行学校制度有种种缺点，欲培养多数青年共成兹业，其讲习指导之方法及机关之组织，皆当特别”，这种机构应该“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计划中的文化学院设有专门招收中学毕业生的“本班”、专门招收大学及大专毕业生的“研究班”、招收高师学生的“补习班”，以及不能来院学习者的“函授班”。除教学外，文化学院还拟从事整理古籍、将旧籍和新著翻译成欧文、编写文史教科书、出版同人著述、巡回讲课等工作。不难发现，这所拟议中的学院，其私人讲学的性质已跃然纸上。

所以，文化学院的无疾而终，固然是困于经费、人员，更主要的则是归因于梁氏个人难以“八表经营”而造成的“眼高手低”，文化学院最终逃不出缺乏明确的规划和落实而流产的结局。

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私立南开大学虽然巩固了基础，但在学科布局上还是处于不断调整和适应的阶段，与相对稳定发展的理科和商科相比，文科与矿科在发展上略有曲折。不过与前似昙花一现的“东方文化研究院”和后来的“采集中精力政策以振兴”的文科相比较，曾经被广泛看好的、有望成为“国内大学办有矿科之嚆矢”的南开矿科竟也没有与学校“共进退”，在存在了五年之后终被取消，着实令人感到意外。

是否因为矿科存在时间不长，以致校史上的记载过于简要、后人的回忆模糊不清？校史上称其自1921年秋招生开办起，只设一班不分系，聘任薛桂轮为地质学教授兼矿科主任，并相继聘任李子明、孙昌克、王德滋、臧毅清、曹诚克、沈天民等教师，到1926年因捐资人李组绅停止捐款而停办。这几年间的教师选聘、课程和实习的设计、出版刊物及学生的情况均无过多的笔墨涉及，这个具有独立董事会的学科在南开校史上竟好似一个“鸡肋”般的存在。其可见之记述比之于有始无终的“东方文化研究院”的记载似乎更为零散，也缺乏系统的整理，诸多历史信息杳渺无迹，矿科的面貌也不甚清晰，不由得让人心生疑窦。其实，矿科虽在1926年停办，但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私立南开时期的“大学一览”“同学录”中都保留了对矿科创办人及董事会成员的记录。

实际上，矿科自成立后，在校内外均有很好的口碑，张伯苓就曾对商科的学生们说：“我们学校里，现有文、理、商、矿四科。文、理、商先立，矿科是后添的。但论起精神，矿科最好。它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想矿科每个暑假有练习，同学得在一块儿玩耍或讨论，所以其乐融融，感情甚好。矿学会的组织，虽然也有教授帮助他们，确是个自动的组织，成绩最好”，“南开大学教育目的，简单地说，是在研究学问和练习做事。做事本就是应用学理。将平日所得来的公律、原则、经验应用出来到实事上去”。作为首任矿科主任的薛桂轮在后来的回忆里也曾记述：“我对矿科学生也只时时勉励他们专心钻研科学技术，不谈时事，不讲政治。还始终不放暑假，于四年学制内利用三个暑假，由我亲自率领他们到华北各地本国实业界自办的煤矿，实地练习测量、采矿选煤方法与调查地质工作。”在学的矿科学生也确如张伯苓和薛桂轮所说，立志在学习上“研究砥砺，以求进益”；在实习中跟随老师不辞劳苦，认真向学，每到一处矿山实习，“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就背了仪器，带了水壶，走出十多里外的山里，或者下到三百尺深的矿中去测量”，“有时候就有身边带几个馒头及一些咸菜，坐在野地里或煤堆里一吃”。在师生们共同追求进步的岁月里，大家都怀着一种奋发向上的、“富源自辟”的决心努力着，所以在大学初期的精神面貌上，南开矿科确乎异于其他三科。

四

其实，大学部初建，依傍于中学部只不过是权宜之计。早在1920年，南开人就开始为进一步拓展办学空间而频频谋划，本来计划在中学南面购地一百七十亩建设大学建筑，后因诸种原因改为“永租本埠城南八里台北公地两块共二百七十亩”，“南一百六十亩”，共计四百余亩作为大学拓展办学规模的基础。一所大学创设之初，当然需要“优秀的教师”“完善的设备”“充足的经费”，更不能缺少必要的可持续发展的空间，那就是“校园”和“大楼”。南开人选定八里台作为大学校址的时候，这一带只不过是“带着绿荫与荷塘”的“荒凉一片”。二十世纪初，八里台一带水网密布、芦草丛生，对大学选址而言，似乎并非理想的所在。

但从地理空间和学校经费上考虑，以天津城市近郊的八里台作为新校址，明显比在中学部附近购置土地更为划算。尽管八里台似乎并不适合筑基造楼，但南开人就是在看似不可能的条件下，先是在天津城西南地势较低的开洼地带——南开洼——建成了国内闻名的私立南开学校，继之在八里台这片水洼之地上建起了一所闻名国内外的大学。“但这次大学并未因迁到新址而更名。这时‘南开’这个名字已经取得了如此特殊而深远的意义，无法再为人们所遗忘。”

1922年这一年，校父严修对大学部的建设显然投注了更多的心力，他频繁地前往大学部与校长张伯苓、伉乃如、华午晴、喻传鉴、魏云庄等人晤谈，时常能“谈极久”。此外，他还不辞劳苦地不定期前往新校址察看。4月18日，严修约范源濂考察大学新址，那时尚无直接通达的陆路，严修等人从海光寺一带“下人力车易小船巡视后返至原处”。后来他在致函侄孙严仁曾时，语气中略带着激动，称已经看到平整好的垫土，兴奋得“曾乘舟周览两次”。至1923年上半年，严修考察大学新址、验看新建楼宇的次数明显增多。对于八里台的“新南开大学”，严修犹如期待婴儿的新生一样，从其孕育到诞生的每一时刻，心中都充满了喜悦。这年7月12日，当严修携孙辈们“先乘人力车至海光寺前换乘学校所备小船”前往八里台新校游览时，私立南开大学已粗具气象。极少在日记中展露心境的严修一反常态，记述他站在新建的秀山堂前时的那种感觉，那景致“四望青绿一色，极为美观”，使人神气为之一振，舟车辗转的疲劳感顿时消解殆尽！8月23日，严修更是约集城南诗社同人泛舟八里台，同游十五人分成两舟，吟诗诵唱，尽兴而归：“最是差强人意事，居然城市有山林”；“日尽诗未尽，归棹南关头。去年此地来，岁琯恰一周。今年会益盛，友声又广求”；“故乡风景君应记，略似西兴到绍兴”……那种兴奋之情真是溢于言表！直到多年后，南开学子在依依告别学校的时候，亦对泛舟八里台的那种情致久久不能忘怀：“天津缺乏支河细流，而八里台的南开却是左右逢源，南通北达。很似乎江南的水邨”，“南开河的妙处在蜿蜒曲折”，“一湾有一湾的妙处”。这一湾那一湾，每处景致各有千秋，或秋水伊人独立，或夹岸老树参天，或檐影斜侵、叶光掩映，或豁然开朗、别有天日。观老少南开两代人的风物文字，虽是诗随境异，各有所宜，但同是处在那种舟行水面、绿荫弥望的环境里，真个是让人顿生“行云之在太虚、流水之无滞相”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