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文的钱币收藏

民国初年，一间普通旅社中，没有酒席宴会，没有张灯结彩，一对青年男女在家长见证下互相一拜，就简简单单地完成了婚礼。旁人很难想象，这对新人都有着不凡家世——新郎袁家嘏乃“二皇子”袁克文的长子，新娘方庆根是“联圣”方地山的四女。最奇的还不是他们的婚礼，而是早先的订婚仪式。男方没有下聘礼，女方也没有送陪嫁，袁克文与方地山作为双方家长，仅仅是交换了一枚古泉大珍。为纪念这段佳话，方地山专门写了一副对联：“两小无猜，一个古泉先下定；万方多难，三杯淡酒便成婚。”方地山素有才名，曾在天津武备学堂教书，被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赏识，请到家中给几个儿子上课。袁克文与方地山性情尤其相投，并在后者影响下留心古钱币，成为民国时期有名的收藏家。

通常来说，一个人想在收藏方面有所建树，财力与眼力缺一不可。袁克文背靠袁世凯，大多数时候自然不缺钱。在四子袁家楫眼中，袁克文对于古玩收藏，“只要是他所爱，不论价钱多少，都要收买，真是挥金如土”。眼力差一点也没关系，毕竟身边有方地山、李盛铎、傅增湘等不少懂行的师友。他在古籍方面下的功夫最多，据学者李红英统计，1915—1919年，袁克文即入手孤本、善本一千多种。藏书界向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而袁克文曾有超过一百册的宋版书。

在古籍之后，袁克文才对钱币产生兴趣。藏书家潘宗周在《宝礼堂宋本书录自序》中说，袁克文“蓄书美且富”后，“情意既迁，渐萌厌倦，亦日斥其所藏以易其新嗜之物”。这话说得半真半假，袁克文变卖古籍是确有其事，可主要原因是袁世凯死后，其生活拮据，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割爱卖书，接着把兴趣转向相对省钱的钱币、邮票等“新嗜之物”上。

袁克文有过一枚银质的元朝“承华普庆”钱，爱不释手，每天带在身上把玩。有天换衣服时忘记取出来，钱被洗衣服的仆人偷走。袁克文追悔莫及，悬赏二百块银元寻找，结果一无所获。过了几年，又有贩子出售这枚“承华普庆”钱，袁克文也不问出处来源，直接掏钱买下，视为幸事。袁克文还喜欢拿手中珍泉和朋友们换东西，他曾拿元末徐寿辉铸的“天启通宝”换方地山的“金铜銙牌”，用元朝银质“皇庆通宝”易宣古愚的“汉鎏金九狮纽梁玉玺”，以蒙古银质“大朝通宝”钱和张丹斧换“宋拓明拓合璧汉景君铭”。

在钱币收藏方面，袁克文可称得上“成也地山，败也地山”。方地山对钱币有研究不假，但有一个致命缺点，那就是“真伪兼收”，不在意收藏里存在伪品，甚至自称“伪钱大家”。1917年，方地山在上海与郑家相、张叔驯等收藏家品茗论泉。方地山日常为便于把玩，随身带着十几串钱币，每串都有大小数十枚。这时他拿出来给大家一看，郑家相发现“串中虽多伪品，而珍希亦不鲜”，其中“绍定元宝”大钱和“贞祐通宝”折二钱更被视为“海内孤品”。

这些伪品是怎么来的呢？传说曾有贩子要卖一枚钱币给方地山，且声明那是不值钱的伪品，谁知方地山竟毫不犹豫掏出一百块银元买下。对此类做法，方地山与袁克文恰有共识：“千里市骏骨而骏至，不挥千金，厩中焉得有千里马哉？”原来他们是从“千金买骨”的故事里获得了灵感，相信只有花大价钱买假钱，那些手里有“大珍”的人才会找上门来求售。

袁克文有样学样，对藏品也是“不拘小节”，曾花五十块银元购得一枚永光钱，据其说“制作美妙，斑锈古丽”，又说“铜色金黄，似汉半两，绝非昔见之白色永光、景和可比”，誉之为“尤物”。袁克文后来在其专栏《泉摭》中特意介绍这枚永光钱的铸造史，并配泉拓。永光钱与景和钱都为南朝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所铸，两者铸造时间加起来还不足一年，故极其罕见。安徽学者柯昌建率先发现袁克文走眼，他撰文解释，中国在明朝嘉靖年间以前，包括南北朝在内，铸币原料都是青铜，而非黄铜，这意味着永光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呈袁克文所见的“金黄”色。另外，从泉拓看，“永光”二字亦与现在公认的真品永光钱不同。前文提及袁克文最为珍视的几枚古钱，除徐寿辉的“天启通宝”外，“承华普庆”银钱、“大朝通宝”银钱、“皇庆通宝”银钱不合形制、不见记载，大概率为后世臆造的伪品。

民国时，钱币收藏家们喜欢拿自己的珍稀藏品命名书斋或别号。罗振玉得到一枚“太夏真兴”（一说“大夏真兴”）钱后，判定为十六国时期夏国赫连勃勃所铸，称居所为“赫连泉舍”；张叔驯因有一枚“大齐通宝”，称书斋为“齐斋”；王荫嘉得到“天德通宝背殷”铁钱后，自号“殷泉”。袁克文曾获一枚所谓“商代玉龟币”，名书斋为“龟庵”，并将之作为别号，计划以后把吟咏古钱的诗集起名《龟庵杂诗》。他也许至死都不知道或不相信，商朝根本不存在什么“玉龟币”。

袁克文对任何古物的热情都不持久，如其友人所说：“寒云生平嗜古，所得佳品至夥，但亦偶供消遣，兴尽则视若浮云。或以质钱，或以易物，虽贬价受亏，亦所弗计。”他手上不少视为珍宝的古钱，都是被以较低的价格卖掉，或直接赠予好友了。

过手的古物多了，往往会有一些研究心得，且乐意与同道分享。1926年，钱币收藏家张叔驯和程文龙在上海创办“古泉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研究钱币为宗旨的组织所办《古泉杂志》是中国最早的专业钱币杂志。袁克文与老师方地山、宣古愚都是古泉学社的评议员。

袁克文很重视钱币对于考证史事的作用，曾说研究钱币“不徒考一代之制作，若文物典献，盛衰兴亡，亦从而窥之矣”，他计划以自己和朋友的钱币收藏为基础，写一部书来“补旧谱之所阙，征史之未备”。从1921年到1923年，他在上海《晶报》以《泉简》为专栏名，连续介绍自己与方地山、宣古愚所藏的珍稀古钱。同时，袁克文又在《半月》杂志写《古逸币志》。王贵忱《中国历代货币书籍》一文对这两部作品做过评介，他说《泉简》“内收希见币一百五枚，间有可议品”，又说《古逸币志》“收中外币六枚（其实不止六枚，此处或有笔误），有可议者”。王贵忱说他“未见”袁克文的《泉摭》，如果他看过就会发现该书同样录有伪品。

当然，浸淫古钱多年，袁克文不可能没有一点鉴别真伪的能力。在《泉摭》中，他向读者展示了方地山所藏的一枚“天策府宝背楚”大钱，按语说其“隶文甚瘦，背有楚字，绝怪，疑伪”。五代十国时期的马楚确曾在马殷统治时期铸铜、铁两种材质的天策府宝，但出土钱币中从未见有背“楚”者，更何况其字体纤细，与马楚粗放的钱文风格迥异。

袁克文在钱币学方面成就不高，这主要是受眼力、学识所限，并非他不用心。古时没有相机，收藏者为给自己过手的珍稀钱币留个“影像”，就会像拓碑那样去拓泉。袁克文不仅喜欢藏泉，还善于拓泉。方地山回忆，1919年，袁克文在北京花三个月时间，把收藏的数百枚钱币全部拓了一遍。1929年在天津，袁克文又帮方地山精拓藏泉，“手口俱墨，不以为劳”。

在钱币收藏圈，玩古钱的人一般不碰机制币，喜欢现代金银币的人通常也不藏古币。这是因为古钱与现代币的铸造特点、历史内涵等完全不同，绝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同时精通，更没有财力“兼容并蓄”。袁克文恰恰是兴趣广泛，于古钱之外，还对现代币情有独钟。要知道，欧洲金银币至今在中国仍是很小众的收藏品类。

袁克文现存的两本日记（《丁卯日记》《丙寅日记》）中也有不少关于钱币尤其是欧洲金银币的内容。比如1926年二月二十五日日记：“佐卿寄来金货二品：一葡萄牙四爱司古度金货，面范密给耳一世像，周题其名及国名，并纪元一千八百三十一年，背绘冕及国徽。一汉诺威十它拉金货，面范乔治四世像，周题其名及国名，背周纪属地名，中纪货名并纪元一千八百三十年。”袁克文说的密给耳一世，即葡萄牙国王米格尔一世，1828—1834年在位，其所铸金币面值为四埃斯库多（Escudos）；乔治四世是英国汉诺威王朝国王，1820—1830年在位，那时英国金币称为索维林（Sovereign），面值一磅。可惜的是，我们不知道持续帮袁克文搜罗欧洲钱币的“佐卿”究竟为何人。

郑逸梅的长文《“皇二子”袁寒云的一生》里罗列了袁克文的很多藏品，中国古钱币有“王莽布泉、铅泉、银泉、金错刀，宣和元宝银小平泉”，乃至“太平天国纪元银锭”等，同样真真假假；现代金银币来源众多，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日本、保加利亚等无所不有，多数都属常见品种。

郑逸梅说袁克文也收藏纸币，且曾登报征求：“中国古旧已废之纸币，宋代曰交子，曰会子。金代曰宝钞，曰宝会。元明清均曰宝钞，清又曰户部官票。如有以此数类见让者，毋任欢迎。”他不知道的是，两宋交子、会子早已全部湮灭，金之后的纸钞亦极为鲜见，在社会上征求并不现实。

总的来说，袁克文在钱币上的投入不算大，也没有经手过民国时期有名的“大泉五千”“大齐通宝”“大蜀通宝”等“大珍”，但的确下了不少功夫。1937年，袁克文去世六年后，古泉学社的后继组织——中国古泉学会在其会刊《古泉学》第四期上，整理发表袁克文与方地山、张丹斧谈泉的短札十七通，命名为《寒云泉简》。在这些短札前，编者写了一段按语，说袁克文“搜罗古泉时日甚短，未暇精研，特其情之豪与之逸，深可喜耳”，此一评说客观公允，堪为袁克文钱币收藏的盖棺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