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们”的纠缠突围及变奏

回想起来，居京三十载，在所接触认识的诸多鲁迅研究者中间，王得后先生的气质和个性，是颇有些与众不同的。

2010年，蒙其信任，我有机会做过他那部比较中国现代与古代两大重要思想家异同的学术专著《鲁迅与孔子》的责编。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前的两个年头，在编辑出版《鲁迅手稿丛编》（十五卷）的过程中，又极幸运地得到了他耳提面命的指导和难能可贵的帮助。其间发生过许许多多繁杂琐细且难以忘却之事，都更为生动鲜活地加深了我对他“这一个人”直接而全面的了解与感受，至今依然让我感念和追怀。

关于“人”与“文”之关系，钱锺书提出过一个特别的观点“文本诸人”。今年冬去春来的时节，一位对王得后其人其文都比较了解熟悉的朋友，在电话里曾谈起对王的散文创作的某些体悟。他说，王得后的散文自然质朴，而又具有诗意和文采，那是一种含蓄内敛的文采和诗意。后来仔细思量，朋友的这番话，与我所感知和体认到的王得后先生之为人，以及他与众不同的个性气质，正相契合，也印证了“文本诸人”的说法。

王得后先生散文之内敛含蓄、质朴自然的风格，在他主编的这部《探索鲁迅之路》中，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映射了出来。从五十年间发表的海量的鲁迅研究论文里，精择细选，以有限的篇幅，萃为一册，绝非易事。待看了全书目录，读过王得后先生的导论，再披览辑入的所有文章，便不得不感叹，这部大约四十万字的论文集，的确体现了一种他所推许的简约精当的编辑原则。

1949年至1999年，共半个世纪，看上去似为一个历史整体，而其实以1976年为界，可划为前后两个不同的社会政治时段。对此，王得后先生除在导论里做出交代外，又特地选入两篇散发着浓厚时代气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论”，以进行具体直感的提示。既可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氛围的前后差异，又能够经由两个社会历史阶段的转换，透示出当代中国鲁迅研究走过的艰辛曲折的历程，以及所开拓的生面和前所未有的格局。

当代中国的鲁迅研究，其外在的物理时间的起始点自然是1949年，而从精神文化的内在连续性来考察，则不能不说其仍处于1942年毛泽东文艺思想诞生后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之内。毛泽东在延安称颂鲁迅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个被称为“三家”论的权威评断，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影响了中国鲁迅研究的方向和路径。翻阅此书即可看到，1976年之前的鲁迅研究文章所呈现出的历史面貌。写作者从提出论点、展开论证，直至得出结论，一概自称“我们”，所采取的群体意识，与后来作为研究者个体的“我”的纷纷登场，构成了鲜明的时代反差与文化分野。这个看似简单明了、实则意味深长的“小问题”，实际上聚焦和凸显了在半个世纪艰难前行的长途中，前后两个不同时段的理论模式与思维逻辑的重要差别。中国的鲁迅研究，从山重水复、跌宕起伏的跋涉摸索，到历尽波折变迁之后的复苏、拓展与深化，一条“我们”与“我”的纠缠突破及变奏的历史演进轨迹，在王得后先生精心遴选的这些文章当中显示了出来。

阅读前一个时段的文章，还会遇到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在以往强大的主流话语气氛中，一方面写作者“我”，完全融入乃至消弭于“我们”之中的现象所在多有；而另一方面“我们”与“我”之间，又并非总是和谐一致、严整同一的，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张力、矛盾和裂缝。恐怕任何一个认真严肃、具备一定学术功力的研究者，在其研读、思考和求索过程中，都不可能不敏锐真切地感受到，强势的主流话语对自己学术研究和理论思考所造成的束缚、干扰与压抑。而要把自己的所感所思所悟所得梳理得既清楚又明确，然后合乎逻辑地表达阐述出来，“我”便很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求从“我们”的笼罩约束中挣脱突围。大概王瑶关于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的论述，便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对于鲁迅何以喜爱并汲取魏晋文章的风神格调之内在原因，以及《儒林外史》的卓越讽刺艺术给予鲁迅小说创作的启迪与示范，王瑶这篇文章均做出了深入有力的分析阐释。然而，在探讨鲁迅对范爱农、吕纬甫、魏连殳等人物的描写刻画，寄托了他自己内心深处嵇康式的孤愤情感的同时，却又并不恰当地强调了鲁迅对他们给予了“深刻的批判”。但实际上，恐怕这并不符合王瑶本人当时对鲁迅作品的情绪感受，以及他深切的生命体验。可见，一些研究者所做的摆脱和冲决的努力总是有限度的，是在彼时所能容忍和准许的范围之内的。于是，当下的读者在读解这些文章的时候，也就会感到和发现其中存在着某些矛盾、龃龉、扞格的不协调不一致之处。而后一个时段的有些文章，却又可能显露出如下问题：已经获得了新的角度、新的视野和新的发现，但所使用的个别理论概念和学术话语，却仍然夹带着前一个时期某些陈旧的思想遗存和观念残留。因而，“我”便不能不依旧受到“我们”的潜在影响、干扰和拘牵，以往的幽灵仍然久久徘徊不去。凭借惯用的术语、既定的理念和僵滞固化的信条，是无法真正深入鲁迅的思想世界和艺术堂奥的。探索鲁迅，首先必须回到鲁迅，研读鲁迅，则必须从生气郁勃的鲁迅文学本身，去发抉和提炼其诗学思维与话语表达的独特方式及概念。

此书名为《探索鲁迅之路》，想来在王得后先生的心中，也提示了一种“双重探索”的意涵：对鲁迅之路的探索，以及对这一探索的再探索。其中所蕴含的学术理论话题和历史文化内容，大概是极为丰富、复杂和深刻的。王得后先生自己，即为这条探索道路上一名孜孜以求的跋涉者，对曾经的艰困、劳作的苦辛和内心的哀乐，他当怀有深刻的感悟。他于1981年1月撰写，也选入了本书的《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一文，即为一个有力的证明。这部时间跨度五十年的论文集，最终要编成什么样，他事先必定深思熟虑、反复考量。包括鲁迅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应该既具有难以摆脱的自然的历史传承性质，又更需要自由无畏的进取、拓新和创造精神。鲁迅曾说：“非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鲁迅研究尤其需要这样一种“大精神”。“萎靡锢蔽”的精神，是绝不可能采撷到饱满甘醇的学术果实的。当年王富仁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镜子”论，无疑需要执着的探索精神、坚毅的胆识和一往无前的勇气。此外，支克坚《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耿庸《关于鲁迅思想的书简——鲁迅“前期”思想论》等诸文的辑入，也都分明表现出王得后先生精审开阔的理论视野和独到犀利的学术眼光。

如此看来，《探索鲁迅之路》的编选出版，就不仅仅是对已成为历史的半个世纪中国鲁迅研究的一个回望、一次反顾，而且也提供了一个总结、省思与前瞻的契机，并且给予当今的读者、研究者以思想启迪和丰富教益。

鲁迅的文学和思想世界特殊、迷人而又深刻，其中蕴蓄着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和地火喷发般的创造活力。中国探索鲁迅之路理应越走越宽阔，前景也当会越来越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