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看白发生，春华依旧在

少时读到苏东坡《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一句，自然将他想象成长须美髯的老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偶阅东坡传记，才意识到这位“老夫”还不满四十，与当时的我年龄相仿，而我那时还属标准的“青年教师”。

大概在1996年，复旦大学首次举行向三十年教龄教师颁证的仪式，要我作为代表致辞。见我坐在主席台上，台下的同人大都以为我会代表中青年教师向老教师致贺，却不料我会代表获证的老教师致谢。由于我参加工作时间早，工龄是从1965年8月起算的，到1995年就已满三十年了。

1980年末，历史系领导安排我当先师谭其骧教授的助手，那时谭先生六十九岁，我三十五岁。1991年6月，最后一次陪同先师去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选举会议，那时他八十岁，我四十六岁。这十一年间，我随侍先师参加了上百次各类会议和活动，我的身份是助手、学生、随员、陪同、青年教师、年轻学者，都属于最年轻的层次，无论是就座、入席、签名、合影，我都自觉避让，避不了的就敬陪末座。近些年来我却发现，人们对我的称呼已经加上了“老”字，我的座位往往仅次于上级领导，我的发言不是被安排在首位就是在最后，合影时越来越靠近中心点。年轻人称我为老师，有时会被他导师纠正：“叫师爷！老师是你称的吗？”“你是我学生的学生，该叫太老师。”这些都不时在提醒我，我已经到了先师当年的年纪，这些称呼想躲也躲不了。

十年前，学生们要为我庆生，我断然拒绝：“上海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过八十了，还没有到这个年纪，哪有资格做寿？”为了不拂诸生好意，也为了做点有意义的事，贺题改为“从教六十年”，出了一本汇集学生们研究成果的论文集。其实我曲解了一个概念，作为人口史学者，我自然早就明白，所谓“平均预期寿命”的真实含义是这一年出生的人平均预期可以活到多少岁，并不是说其他人都可以平均活得那么长，更不意味着这是现下老人的平均死亡年龄。

说实话，我内心是不知老之已至，不愿老之已至的。但时间是不可抗拒的，我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今年12月是我的八十初度，我将正式进入“80后”。正好《书屋》向我索稿，并且希望我提供一篇用于卷首的文章。我就利用此机会，对自己以往七十九年间经历的主要两个方面作一回顾，抢在学生前面自寿吧。

一

我的经历很简单，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但也不是一帆风顺，颇有些曲折。

1950年9月，我在出生地浙江省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上了圆通小学（不久改名浔北小学）。当时我不满五岁，还不到入学年龄。据说开学时我跟着大孩子去玩，进了教室就不肯离开，非上学不可，老师就同意了。圆通小学是由原来的圆通庵改建的，校门口还留着原来庙门的高门槛，我个子小，每次都要由两位年长的同学左右牵着手才能跨过去。

后来父母先后到上海谋生，稍为稳定后就将我带到上海。1956年7月，我拿了浔北小学的转学证书，到所在的闸北区教育局办转学手续。那时还没有户口限制，尽管父母没有工作单位，只租住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棚户阁楼，我还是顺利迁入户口。教育局的办事人员看了户口簿，就说转学可以，但得先考试，成绩合格才能接收。他们找来五年级期末考试的试卷，我当场考试通过，顺利转入虬江路第一小学六年级。

1957年7月，小学毕业，那时进中学是自由报考。此前我走过长安路时，看到一幢新建的三层楼房，还有一个不小的操场，与虬江路一小的老旧平房和弄堂教室有天壤之别。得知这就是新建的长安中学，我立即报考。我刚到上海一年，根本不知道闸北区还有哪些中学，更不会比较哪所学校条件好，质量高。到1960年夏天初中毕业，已经知道市北中学是闸北区唯一的市重点中学，自然就选择了市北中学，并顺利考上。

1962年5月，高二下学期的一次体检，我查出患浸润性肺结核，还处于活动性，只能休学治疗。三个月后复查，本以为可以复学，赶上补考升入高三，谁知接连几次的三个月复查都没有通过，而原来的班级已经高三毕业。直到1963年11月，医生才勉强同意我复学，学校准予我在下一届高三试读（因未参加过高二期终考试，且缺课两月）。到下学期，尽管我已通过试读，但在5月的高考体检中又被定为不合格，无缘报名高考。

我接受班主任老师的建议，报名上海教育学院师资培训班，选择的方向是英语。1964年9月，我在闸北区教育局集中培训、劳动一个月，然后被分配到我母校市北中学实习，在外语教研室跟两位教师学教初一英语，在初一年级一个班实习班主任工作。1965年7月，培训班结业，我被分配到新建的闸北区古田中学，8月5日报到。1979年，上海教育学院通知我们，可补领一张大专一年的学历证书。当时我已考上研究生，没有去领。

开学不久，上海外国语学院夜校部招收中学教师，我报名后参加入学考试，被分在二年级。从9月下旬起每周两个晚上各四节课，到1966年6月初“文革”兴起停课，未及进行期终考试。1979年，上海外语学院补发大专二年级同等学力证书，我也未领取。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报名时得知已超龄——报考年龄须不满三十一周岁，那时我已超过了几个月。1978年，招考研究生完全不拘一格，年龄放宽到四十周岁，学历也无具体要求，我以三十二岁的大龄、高中毕业的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的研究生，初试成绩总分居全系第一。10月到复旦大学报到，根据当时政策，我的人事关系还保留在古田中学，工资照发，工龄、教龄连续计算。在读研期间国家普调工资，我也循例加了一级。按现在的说法，我属于在职读研，但在当时并无此说，因为大多数研究生已有工作单位，都享受这样的待遇。

1981年11月，我通过论文答辩，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2月毕业，分配留校工作，属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6月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人事关系正式从古田中学转入复旦大学。由于从1980年底起我已担任谭先生的助手，领导明确我仍以此工作为主。

1982年3月，复旦大学首次招考博士研究生，谭先生招了周振鹤和我两人，我是在职读博，或许我是全国最早的，至少是最早一批在职博士生。1983年8月，教育部批准我俩提前毕业，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于9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为全国文科首批。本来应立即给我们确定相应的职称，却因教育部暂停全国高校职称评定而推迟，至1985年才被评为副教授。1988年，我被确定为硕士研究生导师，于1989年招了第一个硕士生。1991年5月，我晋升为教授，1993年，被确定为博士生导师。1996年3月，我继邹逸麟先生出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第三任所长，至2007年3月卸任。1999年12月，教育部设立首批人文社会科学全国重点研究基地，我们组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申报成功，我出任主任，至2007年卸任。2007年至2014年，我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2014年，被评为复旦大学文科特聘资深教授。2020年1月，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但继续招收博士研究生，承担科研任务。

今年3月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聘我为图书馆馆长，我签了三年的合同，预定工作到2027年。

从1950年9月到现在，整整七十四年，我的经历只有两项——读书（求学）、工作，从未离开过学校。

二

如果将“读书”限定于狭义的、具体的“阅读书本”，那我这方面的经历比七十四年还略长些。据父母说，我自幼就对有文字的东西感兴趣，无论是糊在窗上的旧“申报纸”（当时对旧报纸的通称），还是一本“菩萨书”（小人书、连环画），甚至大人在看的什么书，我都会对着看，或者一本正经拿在手里一张张翻阅。这些应该都发生在我上学之前，具体情况我自己都没有印象，但幼时对书本的热爱却记忆犹新。我姐姐比我高两个年级，每次开学她领来新书，我总会抢过来先翻，一些古诗文短篇就是这样背出来的，尽管其中很多字根本不认识，读音也是错的，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家里穷，不可能给我买书，我也从来不敢要求买哪一本书。除了学校发的课本，能拿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印象中在平湖师范上学的舅舅曾经给我们带来几本《连环画报》，还有记不得从哪里获得的一本《中国历史故事》和讲一个小朋友随妈妈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的经历的小书，这些书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有些词句到现在都还记得。

1957年，我在上海进了中学，可以凭学生证进入上海图书馆看书，第一次有了自主阅读的条件，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只是图书馆离家远，步行往返要花一个多小时，只能在星期天去，每次最多能看两个小时。后来我用姐姐技工学校的学生证办了一张外借卡，用她签名的委托书我就可以去代借。每本书外借期限是两星期，到期还可以续借一次。遇到喜欢的书就借回家慢慢看，像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我就借了不止一次，辛弃疾的名篇我都是在这段时间背下的。初中、高中的语文和历史老师也一直帮我从学校图书馆借书，这些书本来是只供教师借阅，或一般不外借的。高二时，我就请老师们代借，读完了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我在初中阶段，读书并无明确目的，只凭兴趣，什么书都看。如四大名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等，当时流行的新书《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等，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在《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我知道有《牛虻》这本书，又找到这本书看了一个通宵。我一度迷上了武侠小说，放学后坐在书摊上看，一分钱看一本，或者花两分钱一天借回家看，从《七剑十三侠》《蜀山剑侠传》看到《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还看报上连载的还珠楼主的《剧孟》。我也看了不少苏联的科普、探险书，特别是一本关于极地探险的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当时连梦想也不敢有。高一开始学英语后，我又幻想有朝一日能精通外语。我订了《英语学习》，从外文书店买了好几种苏联的中学英语课本，试着读英文小说，星期天去胜利电影院看英文原版影片《百万英镑》《红菱艳》《冰海沉船》《鬼魂西行》等。病休期间我还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英语精读课本》第二册，一篇篇读和背。高二时跟着广播自学了一年俄语，1973年跟着广播学了一年日语，后来又学了一学期法语。进高中后，兴趣逐渐集中到古典文学、古代史方面。初三时，参加闸北区少年宫举办的文学创作班，辅导教师是从新伟印绸厂请来的厂校教师孙书年先生。孙先生的课激发了我学习古典文史的热情，他也很赏识我的好学颖悟，容许我不时去他家就教。他建议我多看笔记小说，推荐《两般秋雨盫随笔》。我即从福州路上的古籍书店买了一部石印本，不时翻阅。之后又从古籍书店卖的《丛书集成》零本中选了不少宋明笔记，每本售价只要五分或一二毛，读后果然获益匪浅。

记不得哪一年在哪本书上看到古人所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即奉为座右铭，作为人生目标，只是如何行万里路，当时连想都不敢想。之后读到杜甫的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更认识到多读书的好处。在读了《唐诗三百首》《杜少陵集详注》《唐宋诗醇》和多种选本后，虽然完全不懂平仄，我已会凑着七绝的字数写“诗”。几年前，初中同学胡安定退休回上海，在邮件中发给我一张照片，原来是1960年7月14日我写在一页笔记本上赠他的一首“诗”，唤醒了我这段记忆。

虽然我在高二时就确定毕业后要报考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但当时还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没有一点问题意识，只知看书，记忆背诵，多多益善，却没有想过目的何在。到1962年5月后病休在家，经历史老师毛仁村、张润苏和班主任瞿佩荃老师极力介绍支持，学校图书馆破例允许我在教师阅览室自由阅读，还可外借仅供教师借阅的书籍。在翻阅历史书时，经常要查年号对应的公历年代，我发现工具书上年号收录不全，还与公历对应不准，就决定自己编一本，一是要全，无论正统、僭伪、临时统统收；一是精确到月。本来想把朝鲜、越南、日本的年号也收录，但找不到资料，只能放弃。一开始我利用横格纸制表，但每一年要占十二格（平年）或十三格（闰年），有时同一年有十多个年号，一张纸容纳不了，画格子也很烦。后来在一家纸张店找到一本四开硬面账本，内页满是竖栏横格，正符要求。我设计每一农历年为一横栏，内分十二或十三格，分别记录对应的公历月日，纵栏以正统年号为首，依次列出同时存在的其他年号，起始精确到月。在皇帝的首年处列出其庙号、谥号、姓名。一度还记录那一长串尊号，后来发现并不实用却花不少时间，就不再列入。民国采用公历，无须与农历对照，每年只要用一格。但考虑到政府更迭频繁，我想列出总统、政府的任期，苦于找不到资料。瞿老师的父亲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她帮我求教，说可以查阅《国民政府公报》。我不知何处可查，只能先空着。1963年11月复学，1964年9月参加师资培训，我再也没有时间顾及这本未完成的“大作”。“文革”期间，我把它藏在一只藤箱里，放在家中阁楼上，1986年房屋拆迁时我正在美国访学，这本“大作”就被家人处理掉了。

1964年9月，我第一次领到师资培训的十几元津贴，当天就到宝山路新华书店买了一套四册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但开学不久，政治学习不断增加，党团（我在1964年7月入团）组织一再警告不能走“白专”道路，并提高到“反修防修”的高度，除了英语书以外，我不敢再看其他书。到下学期，学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也在教研室学习会和团支部组织生活会上自我检查，从此不敢再去孙先生家，也不再逛古籍书店、旧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