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斋书话（续）

之十八：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南方

“耸立于连绵高沼地间的由砂岩铸就的城市；城墙阴暗处如脉石英矿的残雪；港口区鳞次栉比的木屋，上方的山坡光秃秃的，寸草不生；被风吹乱的云朵，被染成玫瑰色和灰色，这是严寒和暴风雪将要来临的征兆……”

停下手头正干着的活，翻开英国文化学者彼得·戴维森的《北方的观念：地形、历史和文学想象》（三联书店2019年版，以下简称《北方的观念》），开头呈现的，就是苏格兰艺术家达尔齐尔名为”北方的观念”的艺术品。这个艺术品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红色的指针，永远指向遥远的北地。所引的这段话，就是作者对北地的风景的描述。也是这个描述，让人想起著名的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里的临冬城的风景：阴郁、冷森、荒凉、暴烈，亡灵与异鬼出没之地，却又散发着炉火的温暖……

初翻这本书，我第一时间想表达的是，看来人类的心灵是完全相通的。《北方的观念》可以说是以北欧民族为主的一支乡愁曲。人们无论身在何处，甚或一直生活在北方，却仍然思念、想象北方，甚至嫌弃、惧怕北方。这种情愫，与中国人对南方的执念，几乎没有区别。

正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北方”，每个中国人心中也都有一个不一样的南方。

在南方长大，后来却在北方觅食，且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人，思念南方永远是笔下一个永恒的主题。春天铺满田野及河湖边的紫云英，悠闲地啃着刚勃发的嫩芽的水牛；夏日炽热太阳暴晒下墨绿的植物散发出的浓浓清香，睡在大树底下蝉鸣声里的小男孩；秋天落日下江边瑟瑟摇摆的芦荻，如水月光下突然受惊飞起的鸦雀；冬日寒风中怒放的蜡梅，一家人围坐的栎树木炭暖炉中时隐时现的火红焰舌……南方有咿咿呀呀的戏曲、壮怀激烈的鼓书、神秘莫测的“抬老爷”以及蜿蜒奔放的舞龙，更有慈祥的外婆、手指白皙而细长的书生、甩着两条大辫素面朝天却宛若天人的少女。当然，这个少女后来给他的心痛，也让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思念南方，还是思念当年迷惘的青春。

思念其实本身是一种思而不得或求而不得的无力感。不过，历史上曾有一个牛人，从江南到塞北任职之后，按他记忆中的南方，复现了江南盛景。这个人就是明朝的朱元璋第十六子庆王朱栴。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栴奉诏自南京赴宁夏，成为掌管此地的藩王。宁夏有“黄河之襟带东南，贺兰之蹲峙西北”的独特的地理优势，加上历史上江左之人的不断迁入，早在东汉时期，就享有“塞上江南”美称。后世战乱频仍，至元代已几乎失其美誉。自幼在南京长大的庆王，一直忘不了记忆里的江南。来到宁夏后，他一方面指挥军民按江南景象种树开渠造景；另一方面更为积极地迁入江南百姓，其中包括诸多江南才俊，使得宁夏一时间在山川形胜、亭台楼阁、人文昌盛方面，与江南几乎无异。庆王余生再未回到江南，但却在不是江南胜似江南的“塞上江南”中完成了他对南方故土的回归。

不是所有人都思念南方。我的一位北方文友，就一直视南方为“畏途”。这位陕西长大的文友曾在长沙求学四年，始终无法适应南方常年潮湿的气候。在记忆里，这座城市可以连续两个月阴雨天气，至多偶然在云层里见太阳探了个头。被子是潮乎乎的，与换洗的衣服一样，几乎没有干爽的时候。而长沙的物候给他的印象则是四季如一的阴森的滴着水的肥绿。也因不适应气候，头两年，一到春夏之交，他身上就会长出奇痒无比的小水疱。由于对南方的恐惧，大学一毕业，他便逃也似的回到北方，甚至拒绝了一位他暗恋了很久但却生长于长沙的女同学的表白。因为他知道对方是独生子女，不会离开南方。至今，他对南方夏天的潮闷、冬天的湿冷仍心有余悸，不过在想起当年的那个她时，心里还是充满了悸动与怅然，似淋着南方的雨。

不过，一个出生于南方的青年诗人——我的安庆同乡海子，三十五年前在北方那座叫德令哈的小城，写下了平生最美的一首情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

从此，这个北方的无名之城以及这位城里的“姐姐”，就享有了南方的印记。

之十九：跨界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在学术上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社会公平。为此，我读过不少相关著作，并且写下了诸多文字。

当我翻读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历史社会学奠基人查尔斯·蒂利的专著《持久性不平等》（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时，我还是为书中条理清晰、简洁明了的论述所折服。特别是在见识了欧美一些学人云里雾里东扯西拉的文风之后，读蒂利的这部著作，看到熟悉的“首先”“其次”“再次”这种类似中文写作逻辑的文字，很有一种亲切感。

蒂利不研究一般性公平问题，尤其不去追问造成人类普遍不平等的原因，亦非关注同代人在“横截面”上的不平等，而是关注长期的、系统性的机会不平等如何影响到不同社会类别的成员之间的区别，以及这种区别的后果及其消除方式。也就是说，这部书正如其名，关注的是持久性的不平等。书中所讨论的“类别”，即性别、族裔、国界、阶层，等等。

书中用了四个概念来解释为何不平等会累积并传承。第一个概念是“剥削”。这里的剥削概念，是韦伯关于社会封闭理论与马克思剥削理论之间的跨界。韦伯认为，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配对”关系，如贵族/平民、男性/女性、公民/外国人、资本/劳动等，并非自然形成，而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并且依赖于广泛的社会组织、信仰与执行措施，被人为“封闭”在界限两边。更直白地说，这种配对构成的不同类别，是控制着能创造价值的资源的那部分人，通过这种区分，建立起来的社会封闭、排斥和控制体系，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回报。马克思则认为，依托一切在资源控制方面的不对称关系，来索取剩余控制权的，就是剥削。综合韦伯与马克思的观点，在该书中，一方利用不对称的资源控制权，将“对手”（配对关系中的另一类别）排除在价值分配之外，剥削就产生了。

如果说剥削被视为产生不平等的根源，那么为何不平等会积累并传承下去呢？这就涉及书中第二个概念，即“机会囤积”。某一类别的成员不仅能够控制更多资源，而且还能通过与此资源密切相关的社会网络运作方式，得到更多控制此类资源的机会，由此产生机会囤积。

上述两个概念，已经在解释不平等累积与传承方面建立起了基本框架。当然，书中是用性别、种族等宏大叙事相关的类别不平等来讲述“故事”的。我以为，现实中很多宏观现象就非常有解释性。比如，一些“油水部门”中的爷孙三代。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在“油水部门”的家庭与在其他普通部门就业的家庭之间，在财富积累上，不平等程度会越来越大。

但不仅仅如此。这种对特定资源控制权的不对称的制度安排，以及这种制度下的社会关系，还会在另外的环境中得到复制。作者称这一现象为“模仿”。当然，最大的模仿，大概就是资本的全球化，也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从欧美中心国家推广到全球。还有一种现象，即在现在的社会结构与类别之间不平等基础之上，会发展起倾向于强化资源控制权不对称性的网络社会关系。这在著作中被称为“适应”。这一现象与“模仿”一起进一步强化了不平等的累积与传承。

坦率地说，用这四个概念来解释不平等累积，似乎并不新奇，也不难理解。但是，要知道，作者所提出的这四个概念都与制度性安排相关。换言之，在作者看来，一个社会中每个个体或家庭的贫富，并非个人因素决定，而是制度性安排把不同的人群“封闭”在界限两边造成的。这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用人力资本投资、学历、性别、种族等自然因素来解释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著作中，作者的确批判了这种方法论个人主义和现象学个人主义所主导的对不平等的研究。

因此，要想打破制度性障碍造就的不平等的累积，不能只依靠一个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教育体系，而主要靠跨界，即让机会与资源跨越那个用以“封闭”人群的界限，充分流动。一是让机会跨越边界，在相对匹配的类别如男性/女性、劳动/资本等之间重组，让边界两边均有平等机会；二是让财富直接跨越边界，甚至“破界”，在类别之间重新分配。而这二者，都需要有外力的强力推动。

之二十：卖了文，已买不起书

看三联书店辑录的《卖文买书：郁达夫和书》（三联书店1995年版），心生不少感慨。

一是当时的作家一般都比较有钱。比如，从日记里看，1930年2月24日，郁达夫买了一部清代定远人方濬师所著《蕉轩随录》，花了六块大洋。1936年2月8日，购买明代《闽中十子诗抄》，花了四十大洋；同年3月3日，购买《小腆纪传》，又花了“十余元”。要知道，以大米价格为基准进行换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块大洋可能相当于现今的二百至五百元人民币。而普通劳动者有时一个月收入也才三五块大洋。难怪当时如鲁迅、郁达夫等作家，其收入都能买得起别墅。鲁迅月平均收入相当于今天三十五万元，年收入则有四百万元以上。有如此雄厚的财力，买书自然不发愁。郁达夫买书日记中多处出现“此书不贵”字眼，让我等羡慕忌妒不敢恨啊。

二是爱闲趣之书。看看郁达夫的书单，几乎都是闲趣之书或者说无用有乐之书。兹列少许书目如下：《研雅堂诗》《闽诗录》《词苑丛谈》《紫桃轩杂缀》《七修类稿》《寄园寄所寄》《唐诗解》《历代名贤手札》《经义述闻》《皇朝骈文类编》《南枝集》《瓯北诗话》《赏雨茅屋诗集》《留春草堂诗抄》《养一斋文集》《念宛斋诗集》《海山仙馆丛书》《酌中余志》《载酒园诗话》《钝吟杂录》……还有很多外文小说。我只想说，如果余生能浸融在这些闲趣书堆之中，不枉活啊。

三是鄙薄今人。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郁达夫购买的书籍看，要么是古人之书，其中以“诗集”“诗抄”“诗话”居多；要么是外国之书，则以小说居多。而与他同时代人所著之书则极少。不知是不是同代文人相轻之故。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作为彼时圈内著名作家，与其他文友，时常相互赠送著作，因此也就不需要专门购买了。

当然，最大的感慨，还是与这本文集的标题“卖文买书”相关。说来，我亦为当下卖文者之一，且卖文已三十余年，但文字卖出的价格，不仅三十余年间未见有涨，反而有不断下降之势。当年郁达夫卖文，不仅买得起那些普通人眼里昂贵无比的古籍善本，而且还能过上质量不低的生活；而当下我等卖文者，不要说古籍善本，就是心仪的普通学术著作与闲趣之书也得节省着买。

之二十一：读书的三种境界

梁小民先生是我师辈，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普及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开拓者之一。我当年考研时用的就是他写的经济学教材。后来有段时间，我负责单位研究生招生工作，仍然将先生修订过的教材作为指定书目。我第一本随笔集《穷人经济学》出版，除了要感谢当时《书屋》的主编周实先生这一伯乐之外，最要感谢的，就是梁小民先生了。因为那本书面世后引来了一些争议，甚至有声音认为写得过于激进，就在这时，先生挺身而出，利用他的影响与声望，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个书评，为这本书及我个人正名。此后近二十年间，我从他的著作及译著中受益良多。当然，也出现过围绕同一部书如《全球化及其不满》同时写书评但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但先生一点也不责备我。2023年，我的两部书分别在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出版，先生以八十岁高龄来回百余公里，到新书研讨会上为我站台，后又专门在《读书》杂志撰文推介我的书。每思及此，莫不心生感恩之情。

不久前，先生来信说，他的一本著作即将出版，让我写一个推荐语。接此任务，我诚惶诚恐。一方面，是因为深感被信任；另一方面，是怕写不好，唐突了先生。于是，先认真拜读了先生这本即将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漫游书海：读书的三重境界》。

2023年4月，先生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学员做了两次“企业家与读书”讲座。在讲座中，先生讲了企业家读书的必要性，并推荐了二十本书。当时有出版界企业家正好在班上学习，听先生的课十分受启发，就建议先生把内容细化，同时将推荐书目适当扩充。先生接受了一些建议，于是就有了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