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汪老师

1976年后，来访者中渐渐多了一些失意落魄之君，他们往往衣衫褴褛，形容枯槁，举止犹豫，心神不定。他们因在人生的某一时刻和父亲产生过某种交集，成为“历史疑点”，一生受尽折磨。为了对得起余生，对得起子孙，他们不远万里，前来请父亲秉公作证，只求尽早摘帽，重新做人。来者涕泪交加的诉冤，激起父亲深深的同情和无言的愧疚。他明白，他们及其不幸的家人被自己深深连累，苦不堪言。老父竭尽所能，为这些劫后余生者写信作证，甚至四处奔走，还人以清白，使他们尽快得以平反。每每听到有人受他连累而故去，他会老泪纵横，夜不能寐，叹息自己出狱太晚，错失机会。可是，这一切又怎能怪他呢？

但是，有一次，我的日语老师来到北京，父亲却一反好客的常态，要我立即送他去旅馆，弄得我和老师都很尴尬。老师姓汪，是个中日混血儿，日语是他的第一语言。其生父出身苏州大户人家，留学日本期间，娶了日本姑娘为妻，学成回到苏州老家未久，因病离世。随他一起回来的日籍妻子不会中文，在婆家孤立无援，无法处理妯娌之间钩心斗角的复杂关系。她在受了许多委屈后，含泪带着幼童，也即我后来的老师，返回日本。当时，日本风俗类似中国，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何况甲午战争后，一向视中国为上国的日本民情大变，对中国改以“支那”相称，十分鄙夷。母子二人从中国两手空空归来，感受不到娘家的温暖，还受尽邻里的白眼和欺凌。汪老师渐渐萌发反日心理，认定自己是中国人，成年后义无反顾地返回中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接受任务，利用他的日语和对日本的知识，打入南京汪伪政府，赢得信任，成为机要秘书，为中共获取了大量情报。1949年后，他在上海公安局担任重要工作，住在泰安路的高级洋房中，待遇优渥，生活舒适。

不料，1955年汪老师被怀疑是“反革命”同党，在北京狱中度过整整十年。1965年被释，一年后，“文革”爆发，汪老师更是度日如年，苦不可言。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对外交往的门打开了，对外语专业人员的需求有所上升。1973年，汪老师在女婿舒邦思——我高中同学兼好友的游说下终于松口，同意由女婿出面，拉几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悄悄组成日语学习小组，由他担任老师。舒邦思知我在自学日语，便将我也拉入小组。我们每周在他的瑞华公寓住所里碰面，在汪老师的指导下苦练日语。此时，汪老师早已被撵出他的花园洋房，只能栖身于本来门房用的小屋中。他保持着从小养成的举止习惯，对人温文尔雅，喜欢点头弯腰。由于生活潦倒，加之受过长期的惊吓，他时时密切注意别人的一举一动，有时会有惊弓之鸟一般的反应，与时代气氛有些格格不入，反而容易招来别人的注意，甚至加害。我曾劝他改变，他面有难色地说，从小生活在日本，日本礼教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本能，难以改变。我深深同情他的处境，但又无能为力，毕竟自己也在落难中。

1975年，大批干部得到平反。汪老师本来对前途心灰意冷，此时心中重燃希望。我这一年迁到北京后，与他保持通信联系。一天傍晚，我听到有人敲门，似乎特别小心翼翼。我好奇地打开房门，发觉竟是汪老师，又惊又喜，赶紧将他迎入室内。正要将他安置到自己房内过夜时，父亲下班回来了。我抢先一步，向走廊里迎面走来的父亲介绍这位上海来客。汪老师习惯性地点头弯腰，频频向父亲致意。父亲见是一位素不相识、个子矮小的老人，有些惊异。也难怪，家中若来老人，都是来找他，这次竟然来了一位他不认识的。我努力介绍老师，父亲却全然没有一贯的好客而豪爽的反应，反而面露狐疑之色。他客气地请汪老师先回房间休息，说他有话和我说。话毕，便示意我跟到他到隔壁房间去，顺手还将房门关上了。

父亲开始细细盘问汪老师为何来北京、从事何种工作，等等。我结结巴巴，试图一一解释。可是，越解释，父亲的问题越多，眉头也皱得越厉害。最后，他打断我的话，说：“贯中啊贯中，你有远客来，还要留宿，还要申冤，为何事先不告诉我？”我委屈地说，他来北京我也是刚知道。父亲说：“我们这个单元，连大门都给装上了铁链条，隔壁又是居委会，很多眼睛在盯着。”我反驳说：“你自己不也接待过很多远道而来的客人吗？”他说：“是的。他们都是我知根知底的老熟人，受我连累，已经吃了半辈子的苦。我欠他们太多，自然要接待他们。可是，看看你，说了半天，也没有说清你这位日语老师的背景。我的历史已经很复杂，他的身世看来更不简单。他不但和日本有关系，与汪伪政府有关系，和上海公安局有关系，还被怀疑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关了十年，现在又成了‘文革’斗争的对象。虽说他与我萍水相逢，我们心中无鬼，但是，我在上海，在东北，和日本人打过无数交道，如果有人怀疑我和他曾经有过什么干系，套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我们两人的头上，要说清楚，谈何容易？也许，最后大家都没有事，但是，先要吃很多苦。无论是他，还是我，在这种年龄去冒这种风险，是不值得的。贯中啊，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们千万不能感情用事，凡事要用脑筋，要考虑实际效果啊。”

父亲苦口婆心，我听了却很不服气，和父亲争了起来，嗓门也渐渐大起来。在话声暂落的片刻，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打开房门，只见汪老师站在走廊里，手里拿着来时的小背包。他向父亲再次深深地鞠了一躬，轻轻地说：“文老先生，今天打搅了，很对不起。我实在太冒昧了，请您原谅。刚才，我听到您的话了，也明白了您的意思，仔细考虑之后，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决定立即离开这里。”父亲一脸歉意，但没有挽留，要我陪老师去前门大街一带，找个小旅馆，并叮嘱我一定要代付旅馆费。在走出小区的路上，汪老师继续向我道歉说：“我们两家的背景实在太复杂了，躲都躲不及，哪能再搅到一起？我确实考虑欠周了。万一事情变得险恶，可能连累你家。”

汪老师又表示，他不能去任何旅馆，因为这次来北京，他开不出单位介绍信。在汪老师的坚持下，我们便向不远处的永定门车站走去。还好，站里开着暖气，在站里过夜，至少冻不着。我为汪老师买了第二天去上海的火车票，又在小卖部买了一些食品，再次请他原谅我和父亲的处境，最后含泪和他告别。

回到家中，父亲才告诉我，他回家时踏进楼门，正在开信箱查看邮件，这时，董伯母开门出来，她说你家来客了，还是带上海口音的，不记得你们家除了阿婆之外，在上海还有其他老人。听父亲这么说，我心里一惊。这位董伯母是个家庭妇女，每天闲得很，特别爱管闲事，是有名的包打听。她丈夫董益三更是“赫赫有名”，在功德林期间就喜欢打小报告，以此将功赎罪。楼里各家都不喜欢这样几乎没有隐私的生活方式。所以，大家都躲着这对夫妇。

“如果你的老师今晚住下了，我们先要去报户口，留下他的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这就会扯不清了。他既然过夜了，邻居也知道我们家来人了，大家都是政协同事，如果他们好奇，要追问，我只能一一回答，或者耐心解释。但是，万一引出更多疑问呢？对我，对这位老师，是凶是吉呢？”我默默听着父亲说的这番话，想到他身处的这楼、这环境，加上这些邻居，他的难处就变得清晰起来，也就理解了他为何要做出被我视为极其不合人情的决定。但我也知道，为这事，父亲心中不无歉疚。

后来几年，父亲心里显然仍惦记着汪老师，曾向我打听他的安危。我回答说，尚未有任何异状，父亲于是略感欣慰。1979年后，我去复旦大学求学。其间，我曾去探望过汪老师几次。当时汪老师得到彻底平反，搬进了新房，恢复了工资，晚景相当不错。他抚今思昔，不胜感慨。一次，无意中他提起往事，我连连向他表示歉意，他却称赞父亲老练、理智、不感情用事。他有点自嘲地说：“那个时候，我被折磨得脑力不够用了。现在想来，为了还自己的清白，走投无路，跑到你家中投宿，是有点滑稽，有点病笃乱投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