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间意象下的时代呼喊
作者: 柯妮摘要:“边城”作为空间意象贯穿《边城(节选)》始终,既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又承载着沈从文对湘西淳朴生活的眷恋,更蕴含了时代背景之下沈从文对民族品格的深沉呼吁。借助“边城”这一空间意象开展文本细读,有效把握“边城”的三层含义:茶峒、理想空间、凤凰古城,最终指向对小说文本背后的人性追求及时代价值的探析与把握。
关键词:空间意象; 《边城》;文本细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63(2025)02-0021-03
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第二单元中的课文《边城(节选)》,节选自沈从文中篇小说《边城》的第三至六章,记叙了边城少女翠翠与爷爷在边城的美好回忆。看似浅近清新的桃源生活背后却蕴含着作者沈从文对唤醒人性美、唤醒民族精神品格的深沉渴求。“边城”既是小说题目,也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承接了所有故事人物的喜怒哀乐,也承载了作者对家乡湘西的无限眷念及对时代的迫切呼喊。文章紧扣“边城”这一空间意象,从《边城》中的“边城”(茶峒)到沈从文文学创作中具有喻指意义的“边城”(理想空间),再到现代现实生活中的“边城”(凤凰古城)展开文本解读,探究文章背后的人性追求及时代价值。
一、《边城(节选)》中的“边城”
(一)极美的“世外桃源”
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故事发生地在茶峒,即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边城,距离现代读者认为的沈从文家乡凤凰古城100多公里。《边城》作为一篇中篇小说,其中的故事是虚构的,自然里面的故事发生地“边城”——茶峒与现实生活中的茶峒镇不完全一致。沈从文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极其纯粹美好的湘西边城,这座边城远离喧嚣,位于两省接壤处,拥有着极其淳朴的风土人情。
在小说《边城(节选)》中,作者对“边城”的风景描写如下:“龙船水刚刚涨过,河中水皆泛着豆绿色,天气又那么明朗”“河面已朦朦胧胧,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中浮着”……豆绿色的河中水、黄昏下银色的河面、白鸭漂浮在上的朦胧河面,单单借助描写茶峒人端午节日里划龙舟的河流,沈从文就让读者在精炼的刻画中对边城原生态、清新秀丽的自然风光有了明确的感知。除却湘西乡村纯净的风景美,透过传统风俗活动描绘出的社会环境同样和谐古朴。端午节、中秋节、新年这三大传统节日在边城延续多年,始终是边城人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尤其在端午节,边城人会齐聚河边观看划龙舟、捉鸭子等传统活动。之外,边城还保留了乡土色彩浓厚的迎婚风俗,在迎婚送亲的过程中,边城人的安定喜乐表现得淋漓尽致。
边城环境是古朴美丽的,边城人也是善良美好的。这种美好体现在两个方面:人自身品性的善良纯真、热情淳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温暖和睦。《边城(节选)》集中刻画了边城少女翠翠、船夫爷爷、龙头大哥顺顺、顺顺儿子天保和傩送、戍军长官等人物。这些人物不论身份、地位,在人性层面达成了一致,都具有美好的人性美。在热闹非凡的端午佳节,边城人纷纷走出家门到河边观赏划龙舟,“爷爷为了责任不便于渡船离开”“因为过节,明白一定有乡下人来城里看龙船,还得乘黑赶回家去”。爷爷虽然只是一个普通船夫,生活拮据,但恪守岗位,对待渡船工作尽职尽责。而在卖皮纸的过渡人再三要求多付钱给爷爷时,爷爷最终也只收一枚单铜子附带搭了一大束烟草给那个过渡人,可见爷爷人性上的重义轻利。
在边城里,人人都是好人,人与人的相处也是美好的。沈从文在《边城(节选)》里构建了多样的人情关系:亲情、军民情、乡情及尚在萌芽阶段的爱情。小说中的戍军长官和士兵们一反常规创作中与当地乡民对峙、淡漠的人物形象,不仅主动参与当地的风俗活动,更与当地乡民形成了和谐温暖的关系。同时,当地乡民间也维系着绝对纯粹的乡情:即使在边城颇有声望与地位的顺顺,也具备“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岁”的助人情怀;翠翠爷爷生活拮据,也会将顺顺送的粽子毫不吝啬地分享给代理看船的乡民;翠翠联系不上爷爷,会得到傩送等乡民的无私帮助。
可见,“边城”是个自然景色清新秀丽、社会环境和谐淳朴、人性美好、人情温暖的极美之地。“边城”以现实中的茶峒为蓝本,呈现出一个“世外桃源”式的湘西乡土世界。
(二)理想化的现实
沈从文出生于湖南湘西,他的故乡与故事发生地茶峒共享湘西原始风光。沈从文在湘西生活了14年,后来他辗转于湘川黔三地投身于军队,再到后来奔赴城市发展,位于湖南边缘地界的湘西印刻了沈从文的少年记忆。沈从文常在他的作品中将描绘湘西的自然风光融入其中。因此,沈从文对自我身份的定位除去“乡下人”“最后一个浪漫派”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地方风景的记录人”。他真诚地记录着地方风景的美好,将真实的湘西风景展现在读者眼前。端午节里,沈从文对河中龙船的样式细节、龙舟比赛现场的种种情形的刻画及对宋家堡子传统迎婚风俗的片段呈现,都是基于现实生活真实发生的风俗活动的还原。因而,《边城》的生活是充满真实感的。
与此同时,《边城(节选)》却又呈现出非常理想化的状态,在小说故事中表现为人与人关系的理想化。边城人之间的关系超脱了物质与金钱,依靠着最原始、最基本的人性品格来维系。在物质条件上,卖皮纸的过渡人与船夫爷爷二者是不均等的,过渡人可以“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撒,却笑眯眯的匆匆忙忙走了”,而“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过渡人较爷爷在物质上要优越许多。过渡人想送钱给爷爷,在二人进行一番你送我拒地来回后,小说却以爷爷拒绝接受钱并送烟草给那个过渡人的情节结束事件。顺顺与爷爷之间也是同样,一个是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一个是年迈的船夫,二人之间在作者笔下也没有身份差距的隔阂。顺顺不只对爷爷友善,他对待边城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小说中刻画的每一个边城人都是极其纯粹的:没有物质、身份、地位的隔阂。边城也是极其美好的,那里没有虚伪,没有战争,没有丑恶。
沈从文在小说中着力描绘的“边城”源于现实生活,却又是一种理想化创作。沈从文有意构建出的极其纯粹、极其美好的人性、人情,也正是由他自身的写作目的出发:“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种人生形式是超现实的、理想化的,也是作者进行小说创作时所渴求的。
二、喻指意义的“边城”
课文《边城(节选)》的第1自然段第一句在地理层面界定了“边城”,它处于“两省接壤处”,是一个远离城市的边缘小城;它作为都市的对立面存在,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与“中国其他地方”相隔离:“中国其他地方正在不幸挣扎中”,却“还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边城”仿佛完全隔绝于当时的中国,不被时代趋势所裹挟、所影响。“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而当时边城以外的中国社会正处于风云变幻之中。
小说《边城》成书于1934年,中国正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力量及封建官僚三方统治之下,社会环境已进入相对平和的阶段。虽然暂时不需面对激烈的矛盾与危机,但在西方殖民主义进入中国后,中国也开始迈向现代化进程。创作《边城》时期的沈从文早已走出湘西乡村,进入城市,他感受到生活在现代城市的都市人的道德精神堕落。在他的都市文学作品如《绅士的太太》《八骏图》中,沈从文将上流社会里都市人之间的虚伪卑鄙、都市夫妻间爱情的物质与算计、都市人人格的自私和懦弱极尽描摹出来。面对思想丧失、道德沦丧的现实困境,知识分子们希望借助文学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沈从文“相信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改造国家、重塑民族品格”也就成了当时沈从文文学创作的根本目的。《边城》作为沈从文湘西书写的代表作也不例外。
沈从文在《边城(节选)》中呈现的是湘西人民在淳朴自然、理想化的生活状态下人性的美好,他所追求的人性是善良、热情、温暖的,与现代都市人人性的虚伪、自私、卑鄙形成强烈的对比。如果说都市文学是沈从文直面劈向腐化堕落现实的一把利剑,那么《边城》等湘西书写则是沈从文为都市人刻意建构的超现实的理想空间。沈从文的作品不是给生活在边城的边城人看的,而是给生活在边城外的都市人看的。他要给都市读者提供一种湘西世界的想象图景,让读者能够从虚构作品中碰触出另一种人生世界,从而对生命生成更深层次的思考,最终指向对民族品格的呼吁与重塑。
三、现实的“边城”
区别于《边城》现今的文学史地位,沈从文这部中篇小说在问世时备受冷落。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以启蒙文学为创作主流,《边城》这类描绘原始湘西社会、关注社会底层的小说作品大多被忽视;随着以汪曾祺为代表的民间创作思潮成为创作主流,沈从文的作品才逐渐受到较大的关注和讨论。
跨越《边城》成书90年后的今天,现代人被小说中所描绘刻画的那个充满风景美、风俗美、人情美、人性美的湘西世界所吸引,纷纷在心里种下“边城情结”,奔向作者沈从文的故乡——现在的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古城,探寻那个超现实的理想空间。然而“边城”终究只是文学重建的空间意象,在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沈从文也在阔别家乡11年之久后重返湘西时发出感叹:“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但是变化之中又显现出一种堕落趋势,“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即使是处于“两省接壤处”,不受战争、土匪影响,与“中国其他地方”完全隔绝的世外桃源,边城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物欲泛滥的现代文明中。虽然事物看似在进步,边城实则却丧失了最初那原始美好的纯粹生活形态。
现代化进程走到今天,现代都市人身陷商品经济大潮中,面对商品化、庸俗化、唯利主义的盛行,现代都市人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都市人的被抨击、被唤醒,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主动走进“边城”,渴求在边城中找寻一丝灵魂的寄放之地。“《边城》之所以后来被现代文学史接受、称颂,很大程度上因为都市人需要有这么一个寄托内心向往的理想空间。”
《边城》这部小说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下的产物,但它的意义绝不只是局限于对当时民间意识的唤醒。跨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长河,面向乡村、城市双重空间,沈从文用自己的文学创作探究了关于民族灵魂何处安放的问题,并作出了个性化的解答。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中山市教育教研课题“统编版高中语文小说思辨性阅读的教学策略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为C2023129;2024年度西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课题“指向文化传承与理解的西藏班(校)高中语文教学实践研究”的研究成果,课题编号为XZEDYP240099】
作者简介:柯妮(1990— ),女,广东省中山市实验中学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