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织》中的三重矛盾解读

摘要：矛盾是构成小说的重要元素之一。《促织》这篇小说矛盾丛生，冲突迭起，教师应紧扣文本叙事中蕴藏的家国、伦理和情感三重矛盾，并且有意识地围绕“矛盾”去构建课堂的知识序和认知序，引导学生在文本解读中厘清矛盾条缕、探究矛盾成因、挖掘矛盾价值，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主旨内蕴和艺术手法的理解。

关键词：《促织》；多重矛盾；文本解读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963（2025）02-0036-02

“矛盾”本身是一个哲学名词，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小说中的“矛盾”则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因素，通常表现为不合常规、不通情理或者自相矛盾，甚至荒诞离奇等。这种“矛盾”并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性格冲突，还包含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包括自己）间的种种矛盾。小说的叙事就是在矛盾的层层堆积中引发故事情节或者人物命运的波澜起伏，在矛盾的不断推进、叠加、重合、升级、变异、扭转、冲击中一步步走向高潮，最终在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爆发中揭示出作品的主旨和内涵。

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第六单元小说单元选入《促织》一文，展现了更集中、更突出、更典型的矛盾。笔者尝试以三重矛盾的解读作为抓手，紧扣文本厘清条缕，结合背景探究成因，积极思考作者对人性和社会最真实的理解，进而对文本价值有更为深入的把握，对小说教学也会有更为深刻的认知。

一、里正征虫的家国矛盾

《促织》开篇交代了故事发生在明朝宣德年间，起因是皇帝喜欢斗蟋蟀的游戏，这一内容见于吕毖的《明朝小史》以及冯梦龙的《济颠罗汉净慈寺显圣记》等史料。凡人有点爱好不足为奇，然而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他的爱好往往会被放大、被异化，就变成了“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了。上有征收，下有进奉，一条因“促织”形成的利益链蓬勃兴起，矛盾也就随之产生：县令欲向上献媚，进奉之物善斗有才，显然这种职场行贿、受贿是利益矛盾的产物；下级里正被责令常供，是上下级矛盾的直接升级；游侠儿抬高佳品价格、囤积居奇，这是供需不均衡导致市场矛盾进一步的激化；里胥借此摊派有关费用，矛头指向的是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这是阶级矛盾的扩大和深化。

《促织》的主人公成名是处于上述矛盾漩涡中的里正。里，古代基层行政组织。里正，即里长，主要负责掌管户口和纳税，明代以110户为一里。文中介绍成名学业无成、为人迂讷，但是担任这个差使要完成各种横征暴敛，甚至要逼人“倾家荡产”才行，必须得冷血、使铁腕，可成名根本不是这块料，这是矛盾之一；“里正”这个差使是狡猾的里胥上报后硬派给成名的，他人孜孜以求的官职成名却想尽各种办法不能推脱，这是矛盾之二；里胥的职位明明比里正低，但是大肆敛财、操职弄权，可见官位的高低和职权的大小不成正比，这是矛盾之三。当朝廷征收促织时，所有的矛盾集中汇聚，最终凸显为以“官”为代表的朝廷大“国”和以“民”为主体的普通百姓的小“家”之间的矛盾。作为里正的成名，既不敢向各户追逼，又没钱买虫交差，为官一方却不能有所作为、造福百姓，而是成天不务正业、整日里忙于奔走捉虫；身为一家之主的他，不仅没能让家人安居乐业，还赔尽了家产，自己挨了许多板子，最后几乎是家散子亡。放眼当时，华阴县只是冰山一角、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何地何时不闻促织声？一只小小的蟋蟀完全搅乱了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作者从历史出发，逐层深入揭开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国之间的深重矛盾，意图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苛政猛于虎”。

二、舍子献虫的伦理矛盾

《促织》中成名几经辗转、颇费周折才得到佳虫一枚，举家庆贺、好生供养，再多珍宝也比不上它。可惜原本的一场欢喜却被成名之子不慎打破，出于好奇心，孩子打开了蟋蟀盆，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虫逃子扑，虫死子惧，虫不复子投井，虫再现子奄奄，子身化虫无出其右……由此可见，促织和孩子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表面看来，成名夫妇似乎没有直接参与到以上情节矛盾中，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早有安排。文中前情铺垫交代：成名既无促织也无钱财赔偿，忧闷欲“死”；成名因征虫不利而被杖责流血，且不能捉虫，惟思“自尽”。以上足可见促织和成名的生死直接挂钩，跟随作者的步步营设，站在全知视角的读者自然而然就会形成一个概念：“一旦促织有个闪失，就是要了成名的命。”如果作者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矛盾冲突就不会那么激烈，讽刺效果就没有那么显著了。

“舍子献虫”的伦理矛盾爆发就定格在那一刻：当儿子一不小心闯了大祸后没有得到想要的宽慰和安抚，母亲的一句话“业根，死期至矣”如当头棒喝，更是如同预言般昭示着命运的齿轮朝着既定方向运转。还不忘提醒，父亲回来还要和你再算账，来自血脉的压制则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孩子边哭边想，除了一死，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可是“死”就能解决问题了吗？儿子投井后，成名化怒为悲，伤心欲绝；夫妻默然，不再有所指望；尤其再看看空着的笼子，内心悲伤到不再以儿子为念；虫子俱失，哀莫心死。然而父母也就打算用草席裹着儿子的尸体埋葬，相较于前文所言用“蟹白栗黄”来喂养促织，二者之间孰轻孰重，答案显而易见。成名夫妻生存的基础是促织，生活的重心是促织，生命的保障是促织，人生得意且富贵依靠的还是促织，促织远比儿子重要。和“人皆爱其子”的社会普遍现象相比，成名夫妇的言行举止显然有悖于纲常伦理的，这种异化恰恰是作者想要警醒世人的。

三、悲喜惘然的情感矛盾

“惘然”是表达内心情感的词语，既可以指迷蒙不清或者疑惑不解的状态，又可指心中若有所失或者不知所措的样子。在《促织》一文中，我们跟随主人公成名一起经历了悲喜交织、惘然不知的人生。

成名当了里正，大小算是个官，原本应该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儿。但是不到一年微薄的家产逐渐耗尽，征收促织就是最为迫切紧逼的科敛，当然不喜反忧闷，哪怕自己去捉也是“靡计不施”和“辗转床头”，毫无办法可言。幸得神巫指路，觅得佳虫，不久之后虫死他先是“如被冰雪”，瞬间心惊到拔凉，身体动弹不得，脑子也无法运转；接着回过神就是怒从中来，但于事无补的成名转而为悲，虫子俱失使他只剩绝望。读者在为其命运悲叹时又忍不住斥其冷漠，同情之余也觉得可怜之人确有可恨之处。

但是，文中之喜似乎又比悲多。儿子幻化成虫前，成名有两喜：一是得虫大“喜”，举家庆贺；再就是发现儿子气息微弱，“喜”置榻上，稍宽慰。但是在儿子幻化成虫后，成名之喜有所增加：虫宛然尚在，“喜”捕之；观虫意似良，“喜”收之；斗败“蟹壳青”，成大“喜”；勇啄鸡冠，成益惊“喜”；当这小虫为成家带来无尽封赏和荣光后，作者虽未再提及、读者倒也能猜想成名夫妻之“喜”。可悲的是，一直到好几年后，成名儿子突然“精神复旧”，其间未再被提及，更不用说父母因此痛苦心伤几何，就好像那件悲痛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儿子也从来没有投井昏迷一样。我们在成名喜悦时很难与其共情，站在上帝视角的读者知道是与虫子合体，那是悲还是喜呢？这种情感的矛盾使一代代的读者思索良久，也使经典作品流传至今。

结尾处作者借鉴《史记》的写法，直接揭示出上述家国、伦理和情感的三重矛盾的根本原因，警醒的是天子、告诫的是官吏、同情的是百姓，戏谑的是成名，讽刺的是封建制度。我们发现矛盾贯穿小说始终，思考其呈现和分析其成因，便会发现作者深沉的叩问构成了文章深远绵长的回响。

参考文献：

[1]何梓湄.人伦关系内部的焦虑和冲突：浅析《促织》中的成妻和成子的形象及其文化意义[J].南腔北调，2024（3）：88-91.

[2]张旻旻.“虫身人伦”与“虫身人心”：《促织》与《变形记》对读导学案[J].读写月报，2024（7）：42-46.

作者简介：徐文文（1986—），女，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实验学校一级教师，主研方向为高中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