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过州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黄州、惠州、儋州一瞥过，于苏轼来说，他的人生似乎永远在路上颠沛奔波，从眉州而来，行走于神州大地，最后谢于常州。回望他的行路，考察他的人生地理，越显示出他的坚韧与伟岸，越体现出他的情怀与博大。

起眉州：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苏轼，眉州人也，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自幼聪慧警捷，读书狂勇，勤于作业。至弱冠之年，已显麒麟之才情。于是，父亲苏洵带轼、辙寻师授经。嘉祐元年（1056），三人起眉州，至阆中，行川陕古道，跋涉至汴京。这年八月，苏辙等应试于汴京，崭露头角，均中举人。越年初，苏轼以《刑赏忠厚之至论》，力压众才，得金銮御试。“轼不自意，获在第二。”其文有孟轲之风，其才溢满京城，朝廷更以国士待之。这是苏轼初展头角时的盛况，也是这颗璀璨之星让人无法企及的过往。

当一切顺风顺水之时，他的母亲程太夫人去世，苏轼只好回老家奔丧、守孝。

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苏轼一家抵京，随后，苏轼被授予河南福昌县主簿，苏辙被授予河南渑池主簿。那个时候，苏轼兄弟心气正盛，二人皆辞不赴。嘉祐六年（1061）八月，苏轼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试中得第三等。苏轼、苏辙，加上父亲苏洵，名震京城。

春风得意马蹄疾，性情率真的苏轼一举高中后，朝廷下诏任命其为将仕郎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

凤翔三年满，苏轼得升殿中丞，掌奉天子玉食、医院、舆辇等事务，属于衔名之职。但多少还是欣慰的，毕竟回到了汴京，回到了朝廷。“三年无日不思归，梦里还家旋觉非。”（《华阴寄子由》）

苏轼归朝，又有文名，自然可以谋得一个不错的差事。入翰林，知制诰，后又召试学士院，且与馆职，正是他得心应手的活。

悲苦从他的妻亡再起，治平二年（1065）五月，苏轼夫人王弗亡故，年仅二十七岁。苏轼虽文章一等，名满京城，但在感情方面比较专一，坊间鲜有绯闻。王弗之亡，对他来说是莫大的打击。十年后，他忆其亡妻，还是“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冶平三年，苏洵病逝，享年五十八。妻亡、父丧，人生悲痛阵阵袭来，心痛万般。一舟两棺，自汴入淮，溯江而上，这样的情景是何等凄凉。苏轼两次返乡，皆是生死离别之悲，前为母奔丧，今又为父、妻扶棺。多少风华、浪漫，不过云烟过眼，落到苏轼身上就是切肤的悲苦。至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苏轼、苏辙守孝除丧，再度携家小还京。从此，故土没了双亲，没了至爱，没了家，他便与眉州做了了结，再未踏入故乡半步。“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成了绝响。

仕杭州：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

从嘉祐元年（1056）自眉州出发到熙宁元年（1068）底再度离开眉州，这期间中，经历了路途的奔波，两度还乡，三次抵京；经历了省试、制科殿试，名震京城；跨省仕凤翔，体悟了官场之道，体悟了民间之疾苦，社会之弊端；经历了亡妻丧父之痛。这些都带给了年轻的苏轼多样的人生感悟，掌声不断，有“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宰相韩琦荐语），也有掌声之后“昏昏水气浮山麓，泛泛春风弄麦苗。谁使爱官轻去国？此身无计老渔樵”（《题宝鸡县斯飞阁》）的无助与悲凉。特别是妻亡父丧，更使他悲苦无助。但这似乎只是他人生的涟漪，激起几朵浪花而已。他大抵是想不到后来还有更大的惊涛骇浪等着他。

一个知识分子的成长需要良好的土壤。对于苏轼来说，宋朝是个好时代，但即便如此，打压不同政见似乎是封建统治集团内常有的政治现象，宋朝自然也不例外。苏轼名满京城时，就有王安石不屑，以为苏轼之文策士气息太重。王安石乃笃学的政治家，面对国力疲弱，提出一系列变法主张。他的改革是富有远见的，苏轼本不应该反对，但此时的苏轼显然已“身不由己”了。王安石的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司马光的反对，苏轼作为司马光阵营的一员，自然与变法水火不容。事实上，变法操之过急，加上用人不当，到了地方大大变味。当然，这是政见之争，但也就注定了苏轼要在争斗中生存，要在生存中斗争。

苏轼是个性情中人，遇事不能忍耐，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处事态度定是要吃亏的。他对朝政，对新法失望、不满，甚至上书直言。当时正是一个危险且黑暗的时代，“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须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苏轼觉得新法让国家脱离了轨道，而他的谏言就是要让朝廷重回正轨。

苏轼只好离开朝廷，出任杭州通判。杭州离汴京约二千里路，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携一家老小，出汴京，先到陈州，与陈州学官弟苏辙晤聚。九月，与弟同往颍州，晋谒闲居的欧阳修。尔后，与弟别，从颍入淮，再过泗州，一路登山访寺、会友吟诗，直到是年十一月底才抵杭州。

“西湖三载与君同，马入尘埃鹤入笼。”（《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其二》）苏轼后来把自己仕杭州比作“马入尘埃鹤入笼”。我以为，他说得不尽准确，就他率真的性情来说，他不适合于朝廷中枢，倒适合于地方任职。“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拙于林间鸠，懒于冰底鱼。人皆笑其狂，子独怜其愚。”（《送岑著作》）事实上也是如此，苏轼到杭州后，仿佛获得了一方广阔的天地，奔腾于广袤，驰骋于旷野。

像苏轼这样的人，原本就应该扎根于地方，或者说，广阔的大地是他生命的舞台。他的才情要在天地间展示，他的胸怀要在天地间书写。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得令知密州。这是他成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开始，无疑拥有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密州位于山东半岛西南，相比杭州落后了许多。苏轼在路上行走了三个月，到密州时，正赶上蝗灾肆虐。对于密州这个“桑麻之野”，苏轼下了功夫，扑蝗虫，救生产。时密州盗贼猖獗，苏轼使用了些非常手段，才得以很快平息。

文人治州有如此成效，当属不易。这一者源于苏轼高超的禀赋，深知百姓的疾苦和所盼，二者源于苏轼随遇而安的性格中又不乏进取的执着和信念。苏轼每到一处，开始时常常无所适从，尔后就慢慢融入，并且有一番作为。苏轼知密州满三年，朝廷下旨改任徐州知州。徐州位于江苏西北部，乃京东屏障，自古乃用武重地，与汴京距离相对近了些。从边远到中心，从落后到发达，也算是一种晋升。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苏轼先是去山东齐州晤弟辙。辙时去京，未见，后约南都相聚。一路走走停停，到了第二年四月下旬，苏轼才抵达徐州。

苏轼在徐州任职的时间不长，从熙宁十年（1077）到元丰二年（1079），约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时间里，苏轼一样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政绩。苏轼到任徐州后，遇徐州大水，水漫城墙，百姓流离失所。苏轼与官民筑堤，同吃住于城上。大水退去，苏轼甚喜，作《河复》以为纪念。聪慧的苏轼，在杭州、徐州等地为官，在治水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

贬黄州：南来不觉岁峥嵘，坐拨寒灰听雨声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轼接任命，移知湖州。“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别徐州》）在李定等人的酝酿下，才知湖州两月余的苏轼被免职，并被逮捕还京。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横在苏轼面前。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年尽岁除，苏轼被释放，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并“不得签书公事”。苏轼经历了这般磨难后，有黄州团练副使这样的去处，已算烧高香了。苏轼出狱恰逢年底，但不敢逗留京城，连忙启程前往安顿之地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与子迈同行，由御史台的差役押送，冒着严寒，踏上了南行之路。

在这样的困顿中，苏轼积极奋起，把贬谪当作人生的财富，展现出别样的人生，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人总是挂念、谈论起苏轼，在失意时，追随苏轼的步伐、情怀，以达内心的平衡。“谪寄穷陋，首见故人，释然无复有流落之叹。”为了生存，或者说，为了活出自己的滋味，苏轼在黄州留下了许多令后人永远铭记的遗产。

苏轼的诗词创作在黄州达到了高峰。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作词八十一首，约占他的全部词作三百四十八首（以谭新红编著《苏轼词全集》为依据）的百分之二十三。这段贬谪黄州时光，于他人生岁月来说不算长，但诗词创作的数量占总数接近四分之一，而且，这个时期的诗词质量上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名篇。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这样的气概，也有“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的柔情。赤壁古迹，苏轼闲来无事泛舟壁下，听涛声，观山色，一草一木，他都融入了感情，于是就有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名篇。

苏轼在黄州的诗文闪烁着光芒，大多值得品读，背后的故事也常常被世人称颂。这个话题，大抵是讲不完的。我想，这大概也是苏轼为文所不曾想到的。诗文如此，书画也如此。行书《寒食帖》作于被贬黄州第三年。诗写得苍凉多情、惆怅孤独，行书亦跌宕起伏、气势奔涌，而又无荒率之笔。

知诸州：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桑下岂无三宿恋，樽前聊与一身归。”（《别黄州》）苏轼在黄州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后，于元丰七年（1084）奉诏移汝州。汝州在河南，与京城近些。这算不算一种安慰的安排呢？我想对苏轼来说，没什么实质的意义。苏轼收拾行囊后，又开始了他的奔波。每回行程似乎都大同小异，上山看景、访寺参禅，一路前行。过筠州、池州，至扬州时，上表乞安置常州。“又汝州别无田业，可以为生，犬马之忧，饥寒为急。”（《乞常州居住表》）常州宜兴有薄田，可以“粗给饘粥”，随后苏轼在江淮一带漂泊。至元丰八年（1085），朝局发生变化，宣仁太后掌权临朝，五月下诏，复召苏轼为朝奉郎，六月再告下，任登州知州。苏轼原本想躬耕常州，安顿往后生活，无奈“苦要为官去”，又开始了他的奔波。七月，苏轼至润州，八月过扬州，九月过楚州、海州，直到十月才到了登州。到登州才五天，就接到了朝廷在九月下的任命状——以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登州“五日京兆”成了话梗。随后，苏轼又过莱州、齐州、郸州，还汴京。

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苏轼还朝后，先是被起用为“起居舍人”，就是皇帝身边的小侍从。但这个职位也很重要，可以靠近皇帝。

元祐元年（1086）三月，苏轼任中书舍人，又进了一步，成为宰相的属员，后迁翰林学士、知制诰，位三品，成为近臣。第二年，诏苏轼兼官侍读。这个职位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苏轼也不例外。

性格决定命运，这话是千古名言。聪明的苏轼常常表现出自己的主张。“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朱弁《曲洧旧闻》）。“难安缄默”的性格、脾气，注定他终将离开朝廷，奔波于乡野，奔走于神州。在一番花团锦簇后，苏轼终究体味到，他的生命之光在山川大地间，他的功业在黎民乡野中。于是他乞求再度外放，元祐四年（1089）三月，朝廷下诏：苏轼罢翰林学士兼侍读，除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

元祐四年（1089）四月，苏轼从京城出发，东南而行，至七月，到任杭州，路上行程约三个月。

苏轼对杭州很熟悉，六七年前曾任通判，在杭州留下美名。知州乃一州最高行政长官，能得美丽宁静的小城一住，也算是仕途之幸。苏轼二仕杭州，历时两年，他还是做了不少事情。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身世漂泊不定，相较于浩瀚的大地，人生渺小，所到之处皆是偶然。“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天衣义怀禅师语）雪上鸿爪、潭底雁影，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苏轼本意高远，不会刻意追求留名千古，但对于仕任地方，苏轼深入百姓之中，见了百姓疾苦，知道生活不易，所以他总能竭尽全力为民造福，这不就正如飞鸿踏雪留痕吗？他知杭州如此，知颍州也如此。

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三月初，苏轼离开颍州，途泗州，后至扬州。颍州与扬州的距离不远，路上行程十余天。苏轼到任扬州，同样体恤百姓，深入民间。当他一路走来，看到饥荒肆虐，流民衣不蔽体，而监司等又不断催收，百姓走投无路。苏轼见状，无比痛心，上书朝廷，乞降内诏“权住催理”。官员有如此情怀，又体贴下层疾苦，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呢？苏轼竭尽所能为民造福，将他全部的生命热情奉献给黎民百姓。苏轼知扬州的时间也不长，至八月，得令还朝，出任兵部尚书。至此，这段三年外放的历程算是结束。三年时间，仕三州，跨浙江、安徽、江苏三省。时间虽然匆匆，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空旷辽远间留下痕迹、留下过往、留下美誉，苏轼与民同在，与杭州、颍州、扬州诸州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