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诫李鸿章以“诚”

一

曾国藩与李鸿章是晚清和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曾国藩身后，李鸿章继承其衣钵，成为晚清朝廷多事之秋时首屈一指的大臣，以至于在李鸿章故去之时，慈禧太后生出“此后国家有事，何人可以托付”的喟叹。

曾国藩一生坎坷，仅秀才就考了七次才中。虽然举人一次就中了，但进士又考了三次。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中进士，并在随后的“朝考”中被选拔进入翰林院，此后入朝为官。从道光二十年（1840）到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官运亨通，从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升至从二品的礼部右侍郎。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中甲辰科举人。由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是同年中进士（俗称“同年”），李鸿章即为曾国藩的所谓“年家子”。李鸿章中举人后，次年会试不第，留京师读书备考。此时李文安任刑部郎中，带李鸿章遍访同年与同籍京官，为他步入仕途铺设人脉，而拜师是一种建立人与人之间亲近关系的最佳方式。

鉴于曾国藩做京官时的人品、学问、名望，李文安让自己的儿子李鸿章受教于具有同年之谊的曾国藩，是很自然的事情。果不其然，道光二十七年（1847），二十四岁的李鸿章即高中进士。据黎庶昌著《曾国藩年谱》：“合肥李公鸿章。本年家子也，中甲辰科举人，是年（道光二十五乙巳）入都会试，受业公门。公大器重之。”

与曾家颇为类似，合肥李家亦世代耕读，数百年与科举功名无缘。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又是道光十八年同年进士。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对李鸿章另眼相看，也在情理之中。

李鸿章的长兄李翰章虽未考得功名，却同样得到曾国藩的信任，一路提携，为曾国藩掌管财务粮草，官至湖北巡抚、湖广总督，其得识曾国藩的机缘，应与其父李文安和曾国藩的同年之谊有关。曾国藩曾在一封给李翰章的信中谈及对李鸿章的欣赏：“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李鸿章二十一岁中举人后，即从业于曾国藩，二十四岁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编修。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入安徽，李鸿章随同朝为官的老乡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吕兵败身死，家乡沦陷，李奉母与诸弟避居镇江，郁郁不得志，赴南昌其兄李翰章处，后入曾国藩幕府。曾国藩本来就欣赏李鸿章的才干，“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青出于蓝”几乎是专指学生胜过老师，曾国藩此言，无疑是对李鸿章学生身份的明确认可。

李鸿章后来在文稿中明确自己“少从公（指曾国藩）问学”。李鸿章一生的发达，不仅有在中进士前在曾国藩门下的求学，而且其功成名就亦始于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赠挽联：“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二

曾国藩对“诚”的强调，是他一生自己为人和对他人要求的核心要素。他为世人所牢记、肯定和效仿的信条有“天下之至诚可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可胜天下之至巧”。曾国藩书生领军，他自己恪行并告诫其他湘军将领的选兵要求，是选拔山乡的拙勇、质朴、壮硕之民，当过兵的、水乡渔民、街市之民均不得选。

曾国藩本一普通农家子弟，才智平平。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是“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能够创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不世之功，很大的原因是终生讲究一个“勤”字。勤能补拙，一勤天下无难事。而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早起。曾国藩还强调：习劳则神钦。人之常情是好逸恶劳，但一个人如果习于劳作，长期坚持，则鬼神都不得不表示赞许。

曾国藩以为：居家以不晏起为本。行军打仗，小则关系生死胜败，大则关系国家危亡。为此，曾国藩立下规矩并且自己身体力行，就是每天在黎明之际吃早饭，吃完饭正好天亮，各干各的事情。李鸿章一则由于懒散，二则湘淮两地风俗有异，习惯睡懒觉，对曾国藩黎明吃早饭的规矩很不习惯。将其视为畏途，称之为“进饭场”。

一天大早，曾国藩差人来叫李鸿章吃早饭，李鸿章以头疼为由不去。曾国藩又差人去叫了几次，李鸿章仍不为所动。不一会儿，负责值日的人来叫李鸿章，并且说：“大帅说必须所有人到齐才能开饭。”李鸿章不得已起来，披着衣服到饭厅。曾国藩这才拿起筷子吃饭。曾国藩平时总要边吃边谈天说笑的，这天直到吃完都没有一句话。曾国藩吃完放下筷子，等所有人也吃完饭，曾国藩才神色严肃地对李鸿章说：“少荃，你既然来到我这里，我有一言相告，我这里的要求只有一个字，那就是‘诚’。”说完起身走人。李鸿章闻之变色。他心里知道，若不是念及与其父亲李文安的同年之谊，以及与自己的师生之情，曾国藩不必费这一番话，可能会直接打发他走人。

曾国藩对李鸿章第二次关于“诚”的诫训，是在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率兵赴上海的时候。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此时湘军已经攻下安庆，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藩驻节安庆，上海官绅代表到安庆向曾国藩求援。此时上海在鸦片战争后已经开埠二十年，财源充足。一为扩充实力、地盘，二来上海官绅开出的每月十万两饷银正是曾国藩所急需，曾国藩决定派兵赴上海。曾国藩首先考虑派遣自己弟弟曾国荃前往，让李鸿章任其副手。但因为攻取安庆而加官晋爵的曾国荃，笃定攻取南京以铸就不世之功。于是，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救援上海。

曾国藩对李鸿章率军救援上海非常重视，不仅派出得力的湘军部队，创建淮勇十三营，而且悉心教导李鸿章如何进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李鸿章率部起行，数日后抵达上海。

李鸿章本就天资聪明，经过在曾国藩大营的数年历练，已经逐渐成熟，人生事业皆渐入佳境。越是这样，李鸿章越是知道处事的艰难，独立行事之初，事事处处请教曾国藩，“敬求训示做主”“乞钧示”“乞核示”，曾国藩则谆谆教导，无微不至。

曾国藩此前未办过洋务，但他是一个勤于读书思考并且强调知行合一的人。曾国藩根据自己读《论语》等典籍的心得以及对时事的观察和总结，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

三

曾国藩对第三次李鸿章关于“诚”的诫训，发生在剿除太平军、捻军，曾国藩由两江总督改任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

自西洋传教士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发展信众以来，由于官方、教民和非教民以及地方士绅之间的复杂利益、情感关系，民教事件时有发生，处理起来棘手而又敏感。

天津教案和晚清诸多教案一样，都是民众传闻洋人“挖眼剜心”而起的。同治九年（1870）春夏之交，在天津法国教堂附近的育婴堂暴发一场传染病，导致三四十名儿童接连死亡，由于掩埋草率，尸体被野狗挖出啃食，遍地狼藉，加之传闻流变，造成当地民情激愤，与法国教堂神职人员发生冲突，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二十多名外国人死亡。法国军舰随即驶至天津大沽港，鸣炮示威。

曾国藩作为直隶总督，受命前往天津办理。曾国藩深知国力疲弱，立意“不与各国开衅”。在调查取证的基础上，判断所谓洋人“挖眼剜心”纯属乌有，天津教案以缉凶查办和赔款了结。但这样一来，曾国藩立即成了全民公敌，感觉非常痛苦，深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加之病体不支，遂上折请求由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给天津教案事件善后。

李鸿章是怎样接这个差事的呢？据《庚子西狩丛谈》记载，李鸿章以第一人称的交代是这样的：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先要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即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话，即油腔滑调之意）。”

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我碰了这钉子，受了一番教训，脸上着实下不去。然回心细想，我老师的话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心中顿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曰：“是，是，门生准遵老师的训示办理。”后来办理交涉，不伦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要不是我老师的学问经济，如何能如此一语破的呢？

曾国藩三诫李鸿章以“诚”，按照李鸿章自己的说法，尤其是他所述曾国藩教他办理天津教案这个情节，应该说李鸿章不仅心悦诚服，而且奉之唯谨。但实际上是否真的如此？李鸿章的说法有几分真实，几分说的是漂亮话，意即也属于是“痞子腔”呢？本人以为，用两件事情进行对比，可以略为佐证。

如前所述，咸丰十年（1860）八月七日，英法联军在京郊大败僧格林沁所率清朝军队，咸丰皇帝随即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五日，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一个十万火急的寄谕，朝廷令湘军虎将鲍超率三千精兵“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交胜保调遣”。

这个朝命让曾国藩陷入万难之中。一是湘军围剿安庆太平军正处紧要关头，如果鲍超带兵北上，必撤安庆之围。战局本就胶着，安庆撤围必然大有利于太平军，使其起死回生，甚至可能使镇压太平军的功业功亏一篑。二是即使派鲍超率军北上，其实也无济于事，根本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曾国藩谓之“此事无益于北，有损于南”。三是鲍超是曾国藩麾下主将，交给满人胜保统带，很可能有去无回，甚至连鲍超及所率部队亦将深陷危机，不但于事无补，而且自身难保。

怎么办？就在曾国藩进退两难之际，李鸿章想出一个妙计。李鸿章认为，英、法进京的结果，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议和之后，事情即可了结。于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字诀”。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建议，于是上折子说：鲍超人地生疏，远行难以凑巧。同时，鲍超品级太低，在指挥作战中难以发挥大的作用，所以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之间选一人带兵北上。当时奏折往返需要二三十天。果然，在曾国藩奏折到达之时，奕詝与英、法的议和已经完成，派遣湘军北上勤王之事也就不了了之。

怎么样？“拖字诀”“痞子腔”，似曾相识，何其相似！

咸丰十年（1860）五月十五日，因为朝廷的催促和战事的推进，曾国藩将大营的驻地从江西建昌搬迁到安徽的祁门。祁门位于万山丛中，四面环山，易守难攻，但它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它的位置形如釜底，距长江达一百多公里，很不利于转移和机动。对此，很多人不赞同，劝曾国藩尽早转移。曾国藩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大营的移动乃是大事，影响军心士气，哪能朝秦暮楚？曾国藩对大家说：“各位如有胆怯者，可自行离去，我不强留。”

曾国藩这样说话，哪还有人敢言离开呢？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曾国藩的亲信幕僚李元度带兵无方、作战不力，屡次犯下大错，曾国藩虽与李元度是生死之交，但不敢因私废公，遂上折弹劾李元度。李鸿章对此表示反对，认为李元度忠于曾帅，又是生死之交，不应该采取这样绝情的办法。况且，曾国藩对于李元度的秉性本就非常了解，李元度本不擅长带兵，让他带兵，曾国藩难辞用人不当的责任。

李元度为人热忱、仗义，在曾国藩大营供职多年，幕友大多与李元度关系很好。听说曾国藩要上折弹劾李元度，李鸿章率一班幕僚前往谏止。曾国藩不允，李鸿章说：“老师必欲弹劾，门生不敢撰稿。”曾国藩主意已决：“我自撰稿。”李鸿章固执地说：“老师坚定要这样做，门生将告辞。”曾国藩说：“你可自便。”李鸿章竟然真的开了溜。

李鸿章走后，曾国藩的祁门大营屡遭危险。大营曾被太平军重兵围困达一个多月，而曾国藩身边的亲兵仅两千余人。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太平军一度攻至离祁门大营仅十八公里的石门桥。幸亏太平军始终没有得到曾国藩大营所在准确位置的情报，否则的话，曾国藩及大营可能随时遭遇灭顶之灾。

李鸿章以曾国藩弹劾李元度的事情为由离开，为李元度仗义执言乎？借机脱离险境乎？

俗话说：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尽管师徒相承，曾国藩看重李鸿章这个学生，李鸿章也对老师曾国藩恭敬从命。但是，通观曾国藩与李鸿章生平，一诚一痞仍然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