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福柯之死

一九八四年的六月二十五日下午，米歇尔·福柯完成了他人生中最后一项惊人之举：迈向死亡。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死亡明明宣告了人的被动性，又如何能够被视作一项成就？事实上，福柯之死所引发的社会反应，甚至可能超过了他任何一部作品发表时的状况。这让我联想起那些载入史册的“伟大的死亡”—它们的确作为“成就”，被人们铭记至今。

倘若我们对“死亡”采取一种唯名论式的理解，便会发现，关于福柯之死，人们绝非一无所知（尽管死亡就其本质而言是绝对不可知的）。恰恰相反，人们对此“知道”得太多了。福柯去世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人们热烈地谈论着这一事件。死亡的沉寂反倒带来了话语的喧嚣。然而，人们真正关注的对象从来都不是死亡本身。正是沿着死亡所提供的线索，他们惊喜地追踪到了有关福柯本人的“真相”。

一、被凝视的死亡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日，福柯晕倒在位于沃日拉大街的家中，被送往圣米歇尔私人诊所。九日，他被转院至硝石库医院。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福柯的身体状态有所好转，他本人也认为自己将会在两周内出院。但到了二十四日，病情突然恶化。他在第二天下午结束了生命，享年五十七岁。硝石库医院神经科主任保罗·卡斯太尼教授和布鲁诺·索伦医生发布了公告：“米歇尔·福柯先生自一九八四年六月九日在硝石库医院神经系统疾病科就医，对由败血症导致的神经病症状进行必要的全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脑部化脓。开始时，抗生素治疗产生了良好效果，因病情好转，米歇尔·福柯先生可以了解他刚出版的两卷书的最初情况。但病情突然恶化，致使有效治疗的希望彻底破灭，福柯先生于六月二十五日十三时十五分去世。”

硝石库医院曾是他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研究过的重要对象。然而，《古典时代疯狂史》并未对“现代精神医学之父”皮内尔在该院推动人道主义改革给予任何赞扬之词。福柯在皮内尔等人的医疗实践中识别出一种引导目光的技术：召唤疯人去观看别人的疯狂，以此建立使目光回返的镜像，让疯人最终确认自己的疯狂本质。在这场相互观看的游戏中，疯人知晓了关于自身的真相。“看与真相”的主题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得到了更为精彩的发挥，只是这次涉及的是对死亡的凝视。比夏（Xavier Bichat）借助尸体解剖，确立起医学凝视的绝对权威，不仅使皮内尔的临床分析准则成为历史，而且将对病人的实证观察建立在病理解剖的基础之上。从此，死亡成为“获得关于生命的实证真理的唯一可能途径”。

正如书中所描述的情形，福柯的临终时刻同样暴露于医学的凝视之下，其肉体的真相得到了彻底揭露，并被部分地公之于众。这种医学凝视终究仅牵涉他的生物生命（zoē），而无损于其政治生命（bios）。更具破坏性的恰恰是另一种凝视，它试图透过福柯的死亡，贯穿性地通达其生命深处的秘密—并非普遍意义上的生物生命，而是完全私人化的生活领域。詹姆斯·米勒（James Mi l ler）决定执行这种凝视工作，他的《福柯的生死爱欲》（The Passion of MichelFoucault ）就在其认知意志的引导下完成了对私人生活的深刻冒犯。

米勒在书中直言不讳地表示，有关福柯死亡的事实，以及这些事实如何为人们所知，必须悖论性地成为审视他独特“生活方式”的出发点。这意味着，仿佛通过揭示一位死者“可见的秘密”，便能够阐明通常作为“不可见的真相”的那个鲜活心灵。鉴于此，米勒开篇即谈论“作者之死”，有意将死亡事件置于传记作家乃至大众的凝视之下。沿着这种目光，福柯的形象被清晰地锚定为巴塔耶式“极限体验”的一位疯狂追求者。无论此论断正确与否，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的后果是对福柯个人身份的“盖棺定论”，而这显然有悖于后者在《知识考古学》中曾明确表达过的期待—“不要问我是谁，也别要求我一成不变”。

死亡没有任何秘密，也不会开启任何大门。对死亡的凝视显露出其暴力性的一面：福柯的生命形式遭到了无法逆转的客体化。米勒在破译福柯的生命欲望的同时，也在激起一种窥探的欲望，并让大众为其所驱使。人们将难以抑制的好奇心倾注于福柯的私生活处，企图从这些私密之事中发掘其作品的端倪，就好像那些难懂的文本早已把解密之钥放置在街头小报的字里行间。很快，人们真的在那里发现了爆炸性的新闻。

二、被污名的死亡

福柯死于艾滋病。就在媒体争相报道他的死讯时，流言也开始传播。《解放报》（Libérat ion ）六月二十六日刊登的一篇未署名文章将暗流引向了台面，把局面搅得混乱不堪。这篇文章的作者显然是出于好心，试图捍卫福柯的名誉，效果却适得其反。他这样写道：“我们依旧对此谣言的恶毒感到困惑，仿佛福柯一定得在耻辱之中死去。”这段言论惹怒了读者们，他们向报社投递抗议信，斥责这份打着进步旗号的报纸居然把死于艾滋病与“耻辱”关联起来。围绕着福柯的死因，一场污名化运动已然拉开了序幕。

记忆总是会随时间流逝而渐趋模糊，但谣言则往往让叙事愈发丰满。有文章声称，福柯向所有人，包括他的挚爱，“隐瞒了”艾滋病诊断。在福柯生前，他会因未曾公开其同性恋身份而受到指责；而在去世后，他又因没有公开自己的病情而遭受批评。一九八七年，让- 保罗·阿隆（Jean-Paul Aron）成为第一位“公开”自己患有艾滋病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他同时也发出了对福柯的指责：“他羞于承认自己的身份，却过着同性恋的生活，有时会过那种疯狂而时髦的生活。他面对疾病的缄默不语令我深感不安，因为这沉默是可耻的，一个知识分子不应如此沉默。这与他一贯捍卫的一切都背道而驰。”

一九九0年，艾尔维·吉贝尔（HervéGuiber t）的小说《给没有救我命的朋友》出版，这让死后的福柯再次陷入丑闻漩涡。作者以虚构的名字组织起真实的记录，他将福柯的私人生活埋入其中，使读者穿梭于虚实之间。这样的叙事方式带来了悖论性的效果：故事的虚构色彩越是被突出，人们就越想从中提取真相。不过，假如福柯泉下有知，却未必不会喜欢这部作品。他曾向莫利亚克（ClaudeMaur iac）表达，虽然自己从未想过去写一部小说，但的确喜欢在作品中“以虚构的结构来组合真实的要素”。福柯钟爱“虚构”，如果将米勒的书和吉贝尔的书同时摆在他面前，他或许会选择后者。

在小说里，哲学家穆济尔极为喜欢桑拿浴室中的“SM”（性虐恋）狂欢，因此每年到加州讲学时都会光顾那里的桑拿浴室。他从一九八三年秋天那次讲学归来后就干咳不止，但仍旧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在加州的乐趣。当被问及那里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艾滋病的盛行而无人问津的时候，他回答道：“你错了，恰恰相反，桑拿室里的人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多，一切都变得非同寻常。这种徘徊在人们周围的威胁创造了新的共谋、新的柔情、新的团结。此前，人们彼此都不吭声；如今，人们彼此交流。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在那里。”

曾有人指责福柯晚年频繁旅居加州，纵情享乐，而无暇政治介入。但做出如此评论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去加州旅行对于欧洲男同性恋者来说有着怎样的政治重要性。福柯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旧金山的一家同性恋浴室中发表了一次演讲，在其中他反复强调同性恋体验作为一种可能性与创造性空间的政治意义，不仅仅是在确立一种“性”身份的意义上，更是在创造一种“生活方式”的意义上：“性选择必须同时成为生活方式的创造者。成为同性恋意味着这些选择会渗透到整个生活之中；这也是对既定生活模式的拒绝，是把性选择作为改变存在方式的动力。”一名大学生曾与福柯在咖啡厅里进行过一次交谈，他们谈到了艾滋病的话题，这位同为同性恋者的大学生霍维茨（Horvitz）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

同性恋在向权威机构（如医生、教会）寻求指导。他感到很愤怒，因为这样一个冒了如此巨大风险的群体（同性恋），在危机时刻却寻求权威机构的指导。这太荒谬了，令人难以置信。“倘若与一个男孩子性交能带给我快感……当我可能死于车里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害怕艾滋病呢？”他又回到了理论层面：这个世界，整个游戏，都处于危险之中。但就是如此，这就是你所得到的，你别无选择。其后，我送他去车站。正要进站时，他说：“祝你好运，别怕！”我回答说：“你也是！你也不要害怕。”他以法国人特有的方式耸耸肩，表示他的不以为然。“哦，”他笑着说，“如果我死了，不要为我哭泣。”然后转身离开。

三、被练习的死亡

有关福柯之死的各类叙事承诺揭示真相，实际上却是在用秘密增衍秘密。这些叙事从未真正描述过死亡的本质，反而是在精心策划一场浮夸的招魂仪式，渴望能亲自确认福柯的灵魂究竟是何模样。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之死是叙事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死亡单方面地被语言所捕获、收编和掌控。早在诸话语触碰灵魂的主题之前，死亡就有条件跻身于思想之域内，以便提前为自己做好准备。就福柯本人而言，这一准备工作发生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里。

保罗·韦纳（Paul Veyne）十分确信，福柯很清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疾病。特别是在福柯离世前的最后八个月，他一边致力于《快感的享用》和《自我的关怀》这两本书的撰写和修改，一边饱受持续不断的咳嗽和低烧的困扰。韦纳曾无意中跟福柯开玩笑说：“你的医生肯定该觉得你得了艾滋病了。”福柯则笑着回应：“他们的确是这么想的，从他们一直以来问的问题里，我早就猜到了。”韦纳出于单纯的好奇，继续问道：“那艾滋病是真的存在呢，还是仅仅是个道德警示的医学神话？”福柯沉思片刻后，平静地回答道：“这个问题我仔细研究过，读过一些有关它的东西。是的，它的确存在，并不是神话。美国人已经对此有深入的研究了。”在一篇纪念文章里，韦纳深深感怀于同福柯的那次交谈，并对其面对死亡的态度表达了赞赏：“福柯并不畏惧死亡。当话题转到自杀的主题时，他多次向他的朋友们表达过这一点，而且事实也证明（尽管形式不同）他不是在自吹自擂。古代智慧已通过另一种方式，化为他自己的东西。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八个月里，这两卷书的写作过程对于他的作用，正如哲学性写作和个人笔记之于古代哲学的意义，即自我对其自身的精雕细琢，一种自我的风格化。”

福柯的工作总是受其生命体验所引导，这带来了思想与作品的涌现；与此同时，这些工作又深刻改变着他体验自己生命的方式，促使他将自身作为有待不断雕琢的“作品”。一九八三年四月，休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比诺在伯克利对福柯进行了一次专访，当他们问及后者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时，得到的回答是：“我要好好照顾（关怀）自己了！”在福柯晚年，引自古希腊文化的箴言“关怀你自己”成为他关注的核心议题。他于一九八二年第一季度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主体解释学）就专门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课程临近尾声，福柯讨论了斯多葛学派的一项修身实践—死亡练习。它要求人们通过对死亡的沉思，来为这一不幸的事件做好准备。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Seneca）在第十二封信中鼓励鲁基里乌斯（Lucilius）去做这项练习：将每一天都看作生命的尽头。在这样的沉思中，人的全部生命不过是漫长的一天—早上是童年，中午是成年，夜晚是老年—因此一天的流逝构成了一生时间的绵延模式。一旦我们以这种方式来度过自己的一天，那么到了要睡去的时候，我们可以面带微笑地说：“我经历过了命运为我定制的旅程。”

死亡练习的独特意义就在于，它开启了产生某种形式的自身意识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推动了死亡在生命中的现实化，由此人们可以通过沉思死亡，转而审视自身。古罗马的另一位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提醒人们注意：“不管我们做什么，疾病和死亡都注定会降临到我们身上。不管你是种地的农民，还是航行在海上的水手，疾病和死亡都会降临到你的身上。既然不管你做什么，疾病和死亡都会降临到你身上，那么，在疾病和死亡降临的时候，你希望自己当时正在做什么呢？假如在疾病和死亡降临的时候，你能够有更好的事情可做，那么，你就赶紧去做这件事吧。”由此可见，这项练习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你必须在每一个当下为迎接死亡而置身于最好的处境中。

对于福柯来说，“生命”（bios）作为我们存在进程中世界直接呈现给我们的方式，正是一种考验或训练。通过它，我们将会形塑自身、改变自身，直至达成一种“生存美学”。事实上，我们无法获知福柯自己是如何践行死亡练习的，更没办法确认他是否真的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承担起了自己的死亡。根据达尼埃尔·德菲尔—福柯的终身伴侣—的说法，福柯在弥留之际说：“请让康吉莱姆来，他懂得如何死去。”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勇气成为最终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