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庞德到“庞德之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据称是“诗和远方”的年代，大学诗风尤盛。受时潮影响，我也喜欢诗歌。忘记是在哪本杂志还是哪本书里读到一首诗：“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虽只短短两行，却让我心灵一震。那时年轻，充满诗情诗心诗性，对诗有感觉。记住了，美国诗人庞德，译者杜运燮。没想到，这位庞德竟是现代派重要代表人物，更没想到，这首只有短短两行、创作于二十世纪初的《在巴黎某地铁站》，竟是意象派的扛鼎之作。庞德说，一次在巴黎协约车站走出车厢，看到一个又一个、许许多多美丽的面孔，有妇女，有儿童，不断闪过，突然灵感袭来，诗兴大发，想表达一种强烈的情感，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文字，先后写了两首长诗，都不满意，全都销毁。整整一年，他都在寻找一种能够表达的文字，最后写出的只有这两行。就这两行，他终于找到自己当时一刹那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喜欢他的诗，自然想了解他的生平、思想。此后，遇到有关庞德的中英文资料，总会留心一下。结果大吃一惊。原来“二战”时他竟是个坚定、彻底的法西斯分子。一个如此优秀的诗人，是如何走上这条道路的？

一八八五年十月末，埃兹拉·卢米斯·庞德（ Ezra Loomis Pound）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一座小城。他的祖父经营一家木材公司，后又投资铁路，颇为成功，家庭生活富裕。他从小就表现出文字与音乐上的天赋，认为诗歌是富有音乐性的词语的组合，诗歌离开了音乐，至少离开了想象中的音乐，就枯萎干瘪。他的天分使他青年时期就成长为文名鼎盛的诗人，一九0九年春诗集《面具》甫一问世，立即震动了伦敦文学批评界，好评如潮。一九二四年，庞德来到意大利北部景色优美的港口城市拉帕洛定居下来。无人能想到，他的命运就此一步一步与法西斯捆绑起来。

庞德出身于富人之家，却不维护“既得利益”，极富正义感和同情心，对人间的贫富差别，尤其是美国的贫富差别分外敏感。他一直关心社会问题，寻找解决方法。一九一二年他接触到费边社会主义，了解了经济学家C.H. 道格拉斯的思想。道格拉斯认为应该控制银行和信贷，将工业利润分配给全社会消费者，以弥补社会购买力的不足。基于银行赢利模式是一种窃取个人购买力的罪恶赢利，他主张信贷社会化，银行的信贷权交社区掌握，所得利润就可用于社会分红和调节物价。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ssll）提出的“萎缩货币”理论也深得庞德赞赏。为了消除严重的贫富差距，格塞尔认为必须取消诸如利息和租金一类的非劳动收入，建议发行一种每周贬值百分之一的货币。他形象地说，货币应像报纸一样会过时、像西红柿一样会腐烂、像铁一样会生锈、像乙醚一样会蒸发，这种“萎缩货币”就不可能被大量、长时间囤积，只能即时消费，也就不会生产过剩，不可能产生利息，更不可能有高利贷。

“一战”使庞德大为震惊，更加关心政治，反复强调艺术家必须关心经济学这类冷冰冰的学问。庞德把道格拉斯和格塞尔的理论视为诊治贫富分化社会痼疾的灵丹妙药，很长一段时间，他把精力全部用在研读这些理论上，有关货币和社会信贷制度的思想逐渐形成。他坚信正是少数人控制了资本，进而控制劳动力，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这极少数人就是犹太人。他的史诗《诗章》的中心主题即揭露、谴责、消灭高利贷。第四十五章中，他愤怒地写道：“自有高利贷便没有清晰的界限/ 没人能找到栖身之所/ 石刻匠与石头分离/ 纺织工与织机分离/ 自有高利贷/ 羊毛不再来市场/ 绵羊不带来收获/ 高利贷是瘟疫，高利贷/ 磨钝了少女手中的针/ 中止了纺纱者的灵巧。”“高利贷杀死子宫中的孩子。”（西蒙、水琴译：《涉过忘川：庞德诗选》）第四十八章也重申了这种反高利贷、反犹的观点。

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震撼世界，庞德更认为这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就是罪恶，犹太金融资本就是万恶之源。居住在意大利的庞德，认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统治方法对克服经济危机甚有成效，符合他的理想，便开始对其大力赞扬、宣传。一九三三年一月末，墨索里尼会见了他，使他大为振奋。为了尽快实现自己拯救世界的方案，他持续不断地在大名鼎鼎的文学、思想、政治甚至一些纯科学、技术性杂志上发表政论文章。无论是主张法西斯主义的刊物，还是宣扬共产主义的刊物，甚至专为日本人、为黑人、为军人办的非常小众的刊物，他都投稿。这些刊物的政治观点、族群倾向他全都无所谓，只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喉舌。从一九三三年起，他还陆续出版不少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书，如《经济学入门》《杰斐逊与/ 或墨索里尼》《社会信贷：一种冲击力》《金钱是干什么的？》《美国、罗斯福和目前战争的原因》《金子和劳动》《美国经济本质介绍》等。

庞德的思想是庞杂的，又是清晰的。他把法西斯意大利、古代中国和建国初期的美国当作理想的国家典范，这三种国家建国的原则、理念成为他的思想来源和基础。对这些思想，他按照自己的理解，充分发挥诗人的想象力，任意取舍发挥。他认为这三种思想与道格拉斯和格塞尔的政治经济体制本质相同。他尤其推崇儒家，认为儒家的优点在于以集体为本位，强调个人应有社会责任感，为了社会整体秩序和团结，应当牺牲个人自由和利益，因此从根本上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中国的代表是孔子，希腊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而“孔子超过亚里士多德的地方就在于具有极权主义本能，他的思想绝非事物表面的抠刮之物，而是由植根深处的意志生发伸展而成，枝干纵横，他的每一个段落都显示出伦理道德的分量之重”（庞德：《文明指南》）。

庞德认为法西斯主义强调个人对国家、民族的绝对服从，与儒家有共通之处，甚至是不自觉地遵循了中国儒学原则。他高度赞赏意大利法西斯实行的强迫大资本低头妥协、以限制资本实现阶级合作的“法团制”，认为它离孔子最近。对孔子、孟子的治国之道，他心悦诚服，推崇备至。他最重要的代表作、史诗级的巨篇《诗章》于一九一七至一九五九年分批发表，一九二三年写就的第八章就是献给孔子的。从那时起，孔子的名言和思想常出现在《诗章》中。他真心以为中国古代帝王都是按照“四书五经”治理国家，所以祥和平安，一旦违反儒家原则，就会改朝换代，重回以儒学治天下的轨道，所以他的《诗章》不厌其烦地述说、宣扬中国历史，将其作为世界历史的典范。《大学》是“治天下”的范本，他自然格外重视。一九二八年读到法文本就译成英文，四十年代学了些汉语后又重译出版。他还陆续翻译了《中庸》《论语》《诗经》。一九四四年意大利游击队从他的住宅中把他带走时，发现他只身一人仍在翻译《孟子》，被带走前匆忙中拿起桌上的“四书”和汉英字典。由此可见他对中国古典的重视与热爱，他确实相信这是“为万世开太平”的金科玉律。

庞德认为只要进行货币改革，就可以废除犹太人控制的高利贷制度，世界就能美好，而这样的改革应该由像墨索里尼或中国皇帝那样的仁慈明君来实行，他相信自己找到了唯一正确的救世之道。现实中，只有墨氏的法西斯是唯一希望，他将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相比，甚至写信的时间都用“法西斯第某某年”表示。一九三九年四月，就在战争前夜，他怀着“唤醒美国”的雄心回国，广泛活动政界要人、教授、牧师、银行家、国会议员，颂扬法西斯主义，盛赞墨索里尼，谴责“该死的犹太民族”，强调每个美国人都必须阅读有关美国弊病的专著和论文。

庞德在美国的言行，引起广泛争议，几无人赞同，只得在当年夏末失望地回到意大利。“二战”爆发后，一九四0年初他开始用英语为罗马电台广播，每周两次，向美国、欧洲听众宣扬法西斯：“现在，犹太人和这种罪恶把斯拉夫人、蒙古人、鞑靼人调集到一起，公开地反对德国、波兰和芬兰，并且秘密地反对美国一切体面的东西，反对整个美国传统。”（《庞德》）美国只有效法意大利，以宗教般的狂热相信是“邪恶的高利贷统治世界导致了种种灾难”，必须将其消灭，才能重新回到建国时的宪法精神。他播音的全部内容都是歌颂法西斯、宣传排犹、批判同盟国，并且言辞越来越激烈，甚至时有谩骂，批评、指责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甚至蒋介石。随着墨氏政权的倒台，他的播音在一九四三年停止。

同年，美国政府指控他犯有叛国罪。一九四四年，意大利游击队将他抓获，交与美军，关在比萨俘虏营。一九四五年，他被押往华盛顿受审。海明威、艾略特、弗罗斯特、威廉斯等当年他提携的无名之辈，现在都是文坛巨星，他们想方设法营救他。一九四六年二月，审判官认定他精神失常，将他送到医院治疗，等精神病治愈之后，再对他进行审判。他本就文名鼎盛，加上众多文坛巨星为他做出种种努力，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法院终于宣布取消对他的指控。一九五九年夏，他回到意大利拉帕洛，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清晨病逝。一九六三年，一位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曾做过有愧的事。他回答说：“我本可以避免许多错误！我的目的是好的，但达到目的的方法弄错了。我就像举着一个反了面的望远镜往远处望。我真傻，认识到这一点，太晚了……”

但庞德或许没有想到，自己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遗产”突然被“发扬光大”。战后不久，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一直颇为活跃，派别林立。二00三年，罗马中国城附近的一座政府建筑被青年极右派占领，作为他们的总部，“庞德之家”（CasaPound）这个新的法西斯组织浮出水面，引人注目。“Casa”是意大利语的“家、房屋”，庞德在诗中反复强调应当居者有其屋，一直谴责是邪恶的高利贷使穷人没有家、没有房屋，用的就是“Casa”。把Casa 与Pound（庞德）联成一个词为自己的组织命名，说明庞德是他们的精神领袖。

“庞德之家”自称为“第三个千年的法西斯主义者”，公开承认对墨索里尼的崇拜。它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吉安卢卡·伊安诺（Gianluca Iannone）的年轻摇滚音乐人，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组织名为“扎塔泽罗阿尔法”（Zetazeroalfa）的乐队，标榜“身份认同摇滚”，强调反移民。他们说自己不是“新法西斯主义”（neo-fascism）而是“后法西斯主义”（post-fascism），是极右翼，但又吸取左翼音乐元素，所以又以“另类摇滚”自居。乐队歌曲的歌词，充分表明了“庞德之家”的意识形态：反剥削、反高利贷、反犹，批判、揭露社会的贫富不均。

“庞德之家”最初是文化运动，以青年亚文化吸引青年人参加。大约从二0一二年起，发展成为极右翼社会运动，其成员开始参加全国性和地方性选举，选举中成绩不佳，却引人注目。它以意大利法西斯继承人自居，与当年的庞德一样，高度赞赏意大利法西斯实行的以限制资本实现阶级合作的“法团制”。对历史的叙事与再现，成为“庞德之家”建构合法性和认同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庞德之家”一开始就强调自己是一种新运动，反对并克服传统极右派的硬膜化，他们将文化与组织行动并重，强调自己是站在政治和文化的交叉点上。在文化上，“庞德之家”以过去的文化为资源实现与政治的衔接，以“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二者的文化和政治契合表明自己的承继性。未来主义是一九0九年诞生于意大利的现代文艺思潮之一，以尼采、柏格森的非理性主义、唯意志论、生命哲学为根据。未来主义者对现代战争大加颂扬，认为战争是艺术的最终极形式，反对、批判资本主义，一些人甚至公开支持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庞德之家”以未来主义表现方式的符号和法西斯主义行动哲学的“光荣”，将过去的文化与政治因素联结成一体，创造自己的政治意象。在“庞德之家”的文化和政治意象建构中，波普文化尤为显著， 甚至成为它的主要特征，其中摇滚乐起了关键作用。除了音乐，“庞德之家”还擅长利用各种图像、符号、标志，非常“后现代”地做图案拼贴，刷贴在建筑物上，印在T 恤上。他们还有标志性服饰，设计出成员间打招呼的动作、姿势，增加“我们”的凝聚力。种种简洁有力的图形、线条，不仅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且很容易复制，迅速传播。他们推崇的领袖人物的名字或画像，也尽量刷写张贴，如墨索里尼、尼采、庞德、邓南遮等许多大名鼎鼎的法西斯分子。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确实敢于打破常规，居然还将切·格瓦拉、查韦斯、马克思等左派人物整合、纳入自己的符号系统，为自己的意义服务。它的组织成员和同情者十分庞杂，这种不分左右、文化杂交产生的意象确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诉求不同的成员，满足他们往往互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其基本要素是未来主义运动文化美学；怀念法西斯统治，特别是其社会和经济政策叙事；把自己“成功”的解释框架从“右翼的成功”，解释为“全社会的整体成功”；接受暴力并将其审美化。当然，在所有这些因素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还是意大利法西斯的历史。尽管“庞德之家”尽力实现左右符号的杂交化，公开拒绝传统的“左”“右”分类，但法西斯主义的确是它的意识形态和理念的基本参照点。“在意大利，这种文化和亚文化认同符码的迅速变化，非常典型地使后法西斯主义通过一种怀旧、乡愁与理想化的过去及对政治失败的记忆联结起来，从而有利于后法西斯主义价值和符号的重新语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