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的，还是西方的？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凯蒂将经济不平等的原因归结为资本收益率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倾向。财富资本比起工资在增长速度上要更快，因此富者会越富，穷者则越穷。但是，皮凯蒂此时已经意识到这个结论有片面之嫌：首先，它的数据基本都来自发达国家，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其次，不平等并非只是经济机制的结果，而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于是他决定从“一个更长时间段、更大范围的比较性视角”来重新思考不平等。这种努力的成果也就是六年后的《资本与意识形态》。

皮凯蒂的这种雄心很快就招致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例子的反驳。在结构主义经济学的批评者看来，皮凯蒂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经济与政治的权力不对称。他们以长期贫富差距悬殊的拉美国家为例，指出这些国家的不平等并非因为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它们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一直处于依附地位。这使得它们国内各行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极大，大量的财富都集中在面向发达国家的少数几个出口行业上，而汇聚了大量劳动力的其他行业却只能分得少量的财富，经济不平等由此形成。同时，有产者还会借用经济权力影响政治的运转，从而实质上掌握政治权力，并反过来巩固自身的经济优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确也产生了作用，但是它本身为权力斗争所塑造，服务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因而影响力有限。所以拉美国家不平等的关键仍然在于经济与政治的权力，意识形态并非不平等的独立推动者，而只是一个合理化不平等的工具。

可以看出，皮凯蒂与批评者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在皮凯蒂看来，在给定的经济政治权力条件下，人们总是有多种组织社会的方案。居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非被决定的，而是自主的，因此它才是不平等的推动者。然而，是否任意经济与政治权力背景下的意识形态都会有自主性呢？难道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不需要严苛的经济与政治条件吗？拉美国家并不乏可行的平等意识形态方案，但是它们都无法获得支配性地位。原因就在于缺乏经济自主和政治民主，意识形态只能是经济与政治权力的附庸。因此，虽然皮凯蒂试图面向全球，但是他所提供的或许仍然只是一部经济政治发展更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制度史。事实上，从《资本与意识形态》一书的结构也可以看出，皮凯蒂对不平等的思考最终想要解决的仍然是欧美特别是法国当前所面临的不平等困境。他的思考重心一直都放在西方国家上，他的结论显然针对的也更是这些国家。

皮凯蒂对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分析是从它的后果开始的。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在恶化。在法国，前10% 财富拥有者的财富比例从一九八0年的51.6% 上升到了二0一八年的57.6%，而后50% 的拥有者的财富比例则从7.8%下降到了4.7%。皮凯蒂认为，这导致了近些年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法国的勒庞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的支持率从二0一七年的33.9% 上升到了二0二二年的41.5%。而在美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等国的选举中，极右翼势力更是已经掌握了政权。皮凯蒂对此忧心忡忡。他认为极右翼势力在上台后仍然会回归到右派传统的减税等老路上。那些政策虽然更容易执行，甚至短时间内也可能奏效，但从长期上看它们不仅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反而会给国家套上身份政治的枷锁，最终带来封闭、仇恨与社会动荡。他提醒我们，一九二九年“大萧条”后纳粹主义崛起与“二战”的殷鉴不远，如果继续坐视极右翼势力的扩大，恐怕历史就会重演。

对于皮凯蒂将极右翼势力兴起与不平等关联起来的做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颇不以为然。他一改往日的赞赏态度，批评皮凯蒂说种族主义与仇外主义才是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真正原因。克鲁格曼的这种观点在美国相当流行。许多人都认为白人工人阶层存在着广泛的排外和种族歧视倾向，历史证据如一九六五年在民主党宣布支持黑人公民权之后，大量南方民主党白人工人就改换门庭投靠了共和党。然而，皮凯蒂在书中其实驳斥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这种认为白人工人更具种族歧视倾向的预设完全没有根据。事实是即使在欧洲那些移民与种族问题较少的国家，极右翼势力也在崛起中，所以它不可能完全用移民与种族来解释。

所以，皮凯蒂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传统民主方案无法处理不平等问题，从而事实上抛弃了工人阶层，使得他们只能转投右翼民粹主义。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传统左派政党就逐渐蜕变为一个代表知识精英的“婆罗门左派政党”，它不再关心再分配问题，而是将焦点转移到了气候、性别平权、性别认同等进步议题之上。而传统右派政党也没去争取被放弃的工人阶层，而是选择了拥抱商业精英。因此传统政党结构表现为一种“多类型精英的政党体制”。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政党，它们代表的都是精英，只是精英类型不同而已。工人阶层在这种政治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们和他们最为关心的不平等问题一并被抛弃了。于是右翼民粹主义者乘虚而入。他们将“本土主义”与不平等问题糅合出一套极具煽动性的政治叙事，迅速吸引了大量失望的工人选民，从而在政坛上异军突起。

皮凯蒂对传统政党结构的分析与六十年代之后西方政治学家对选举政治的分析一脉相承。皮凯蒂本人也不讳言扬（Michael Young）和基奇特（Herbert Kitschelt）等学者对他的影响。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皮凯蒂更进一步指出了传统左派政党抛弃工人阶层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斗争的失败。在八十年代前后，随着大批殖民地的独立与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意识形态再也不能只考虑“财产权”因素，它必须同时顾及“边界”因素。然而，只注重国内的传统再分配方案没有注意到这种国际竞争的需求。于是在以里根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所发起的“保守主义革命”中，它就被认定为当时经济陷入滞涨的根源。他们围绕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构造出一套新的话语，即新自由主义。根据这套叙事，国家的竞争力依赖于对私有财产权和市场的神圣性的尊重，因此传统再分配方案中的高额累进税只会使企业处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而削减社会福利和减税等措施则会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国家竞争力。这场革命很快席卷西方各国，而不久之后苏联的解体更是将革命引向了高潮。苏联的存在一直是西方国家维持再分配的重要动力。现在它的解体似乎就证明了再分配是走不通的，只有新自由主义才是通往经济繁荣的康庄大道。新自由主义大获全胜，左派政党也不得不承认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放弃传统再分配思想以及工人阶层。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当神圣的私有财产权露出它作为经济不平等推手的本性时，已经成了新自由主义信徒的传统左派政党不仅无能为力，而且只会助纣为虐。

由此，皮凯蒂将不平等都归结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不平等的产生与解决都应该从意识形态入手，因此人民对平等的诉求能否升华为一种意识形态就显得格外重要。但是，皮凯蒂没有明说的前提是，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为民主制度提供思想武器去对抗资本主义财富集中的一面。换句话说，这要求民主制度可以且必须独立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机制。而这一点恰恰是新自由主义所反对的。如福柯所言，新自由主义所关心的是“如何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管理政治权力的整体行使”。它所寻求的是将政治与社会都“嵌入”到经济之中，以资本主义经济规则统领所有领域。这一点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它对私有财产权与市场的神圣化上。因此，即便西方国家民主制度足够成熟到可以抵抗市场经济原则，身处于这种经济帝国主义之中的它也会失灵。从这个角度看，皮凯蒂对不平等的分析工作就在于以意识形态来“恢复”民主制度的独立性，从而实现资本主义与平等的共存。但是，仍然需要强调的是，这一切都建立在民主制度可以对抗市场经济原则的基础上。所以，当皮凯蒂将他对不平等与意识形态的分析进一步上升为“至今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意识形态斗争和追求正义的历史”时，他未免就过分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意识形态只能站在有效的民主制度的肩膀之上。

正如上文所言，八十年代后的意识形态必须同时考虑“边界”与“财产权”两个因素。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国家在寻求弥合平等与资本主义时所应该且必须直面的经济事实。极右翼的“本土主义”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后患无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这种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中寻求社会财产权的方案。但是，在提出一个全球化的再分配方案之前，皮凯蒂首先要破除掉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

皮凯蒂指出，私有财产权神圣性的成功并没有任何经济实践结果的坚实支撑，西方大部分国家一九九0至二0二0年的经济增长率反而要低于一九五0至一九九0年。因此，它的基础其实就只在于现代人“对虚空的恐惧”的心理，即人们对社会稳定性基础可能会空缺的担忧。这种恐惧心理可以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旧制度时期，社会稳定性的基础在于基督教。然而，大革命打破了宗教的神圣性，于是人们就将私有财产权神圣化为一种新的宗教以继续维系社会的稳定。因此，依旧生活在大革命遗产之中的现代人就会将再分配视为“潘多拉的盒子”，他们害怕它被打开之后就会不受控制，甚至会完全吞没私有财产权，而那将意味着整个社会被打碎而堕入无穷无尽的动荡和不确定之中。人们无法承受这种后果，于是宁愿选择完全不去打开这个盒子。而二十世纪苏联以国家所有权取代私有财产权的试验，对皮凯蒂而言，与其说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方案，不如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恐惧心理。

换言之，皮凯蒂在这里重述了近代政治哲学的经典命题，即私有财产权是现代社会和个人自由的基础。人们出于对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的珍视，而不敢对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抱有任何亵渎之心。皮凯蒂完全理解人们的谨慎，但他认为这种恐惧心理则过当了。首先，神圣化私有财产权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就包含了不正义，因为它不加分辨地完全承认了人们之前所积累的财产。典型的例子是法国一八二五年要求刚独立的海地政府补偿法国奴隶主因奴隶解放而损失的“奴隶财产”这一事件。海地政府直到一九五0年才最终还完这笔十分荒唐的“欠款”，这也直接导致了海地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经验表明再分配完全能以一种有方法且有纪律的方式进行，它并不会动摇到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二十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之间许多实行过社会民主体制的欧洲国家都已经打开过再分配的盒子，那不仅没有给他们带来令人害怕的灾难，反而促成了那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黄金三十年”。对虚空的恐惧心理早已被历史实践所攻破，只是由于学科划分等原因，人们特别是政策制定者们在行动中都忘了这段历史，以至于总是觉得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风险太高。

在否定了私有财产权的神圣性之后，皮凯蒂提出了他的全球化再分配方案，即“参与式社会主义”与“社会联邦主义”。“参与式社会主义”旨在改革私有财产权制度。它认为一定范围内的私有财产是合法的，但是超出的部分则必须加以“临时化”和“社会化”。“临时化财产权”意味着国家必须对遗产、收入和财富三者征收累进税，并对民众进行“普遍的资本赠与”，因此个人超出范围的财产只是暂时地属于自己。“社会化财产权”则是指超额财富所带来的权力必须要社会化分享，即股东要让员工共享公司的管理权力。同时，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参与式社会主义”还必须搭配“社会联邦主义”。这意味着全球主要国家必须就私有财产权的改革达成合作，共同对资本与贸易的国际流动做出要求，从而不仅避免了因“税收竞争”而有损企业竞争力，更能让资本与富豪无处可躲。

然而，皮凯蒂的这种方案相当乌托邦主义。首先，它的可行性非常依赖于国际合作，而这种合作正如“囚徒困境”所预示的那般难以达成。更为麻烦的是，皮凯蒂忽略了私有财产权与人渴望超越他人的心理之间的密切关系。人们没有对平等的直接心理动力，但是对不平等却总是热情高涨。他们总是期望能胜过他人，甚至会将自己的幸福都建立在这之上。而正如卢梭启示我们的，私有财产权及其神圣化就是人们这种心理的外在表现。因此，如果无法安顿好这种发烧的激情，那么任何的平等方案都会难以维系。

皮凯蒂经常直言这本书要比《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好得多。相比于《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它在方法论上真正做到了摒弃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而直接从社会经济问题本身出发。沿着这种方法论，这本书将经济不平等从经济领域上升到了社会思想层面，充分揭示出了不平等问题复杂且丰富的意涵。但是，我们的分析也指出了，皮凯蒂将不平等归结为意识形态的做法实际上隐含了要依赖民主制度来协调资本主义与平等的预设。皮凯蒂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乐观主义者，因此也是不平等问题上的折中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看，皮凯蒂将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批判资本主义而无法真正实现平等。而从新自由主义视角出发，他会由于亲近平等而陷入到了“福利陷阱”之中。然而，对于如今只能在新自由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之间二选一的西方国家来说，皮凯蒂的这种折中主义恰恰显得尤为可贵。如果人们不愿意再忍受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也不愿意放弃资本主义，更不愿意承担一种仇恨政治的未来，那么他们就可以选择与皮凯蒂站在一起，共同弥合资本主义与经济平等。在法国二0二二年的立法选举中，皮凯蒂所支持的左翼联盟在年轻人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梅朗雄更是收获了明星般的欢迎，这或许表明法国民众已经开始认真对待这第三条道路了。

（Thomas Piketty， Capital et idéologie ， Éditions du Seuil，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