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朵·星斗·半月

二0二四年四月十四日，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在北京逝世。严文明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将中国的史前文明喻为“重瓣花朵”。那时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包括“重瓣花朵”在内的诸种文明起源的理论深刻又充盈着激情，不同的思想图式勾画出中国文明的壮丽景观。此后尽管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成果大量涌现，不断更新着我们对中国文明的认识，但总体的文明观仍得自那时，那些理论的思想深度与诗性品格，至今仍给予我们启迪。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阶段，当以一九八一年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五期）为开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苏秉琦就开始对考古材料进行类型学研究，此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将器物类型学扩展、提升为考古学文化类型学。一九八一年的这篇论文回应的是中国考古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后面临的新课题，即如何通过全国的考古发现，从整体上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分布格局以及它们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作用。文章对全国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区、系、类型的划分，将全国现今人口稠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塑造了一个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观，开启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新阶段。基于区系类型说，苏秉琦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满天星斗说”。

一九八六年，严文明在美国弗吉尼亚参加“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讨论会，提交了《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论文，文章随后刊发于《文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他认为，现代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的根基深植于遥远的史前时期。为此，文章从史前文化的地理背景出发，梳理了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途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最后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在各区域中，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水平较高并处于核心的位置，中原周围各文化区都已达到较高发展水平；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同时又是一种分层次的向心结构，中原及周围文化区联系紧密并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严文明将此比喻为“重瓣花朵”式的向心结构，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花瓣，再外层的其他文化区是第二重花瓣；因中国史前文化多样性和统一性而形成的“重瓣花朵”结构，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

与上述研究同步，哈佛大学的张光直在一九八九年发表了《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提出在公元前四千年，北自辽河流域，南到台湾和珠江三角洲，东自海岸，西至甘肃、青海、四川的“相互作用圈”开始形成。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或中国以前相互作用圈，因为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所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中扮演了一定角色；相互作用圈的完整性到龙山时期进一步加强，在整个相互作用圈内不但有物质文化形式上的类似性，而且在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上还存在着相似的演进趋势，相互作用圈的每一个区域的文化和社会变化都彼此相关。与“满天星斗”和“重瓣花朵”一样，“相互作用圈”理论力图解释中国史前文化的格局和最初的中国的形成，但它更强调各区之间的接触与文化的交流。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对中国文明的探索，不只限于中原及其周围地区，也不只针对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童恩正于一九八六年提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对中国文明图景做出了另一种描绘（《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童恩正认为，在从我国东北至西南的半月形高地上，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到铜器时代，为数众多的民族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如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头建筑，以及球形石器、穿孔石器、半月形石刀、石范、青铜动物形纹饰、曲茎铜剑、曲刃铜矛、双耳陶罐、双联陶罐等。分析这些文化因素，可以揭示出这个时期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及产生规律。首先是这个半月形地带内的生态环境呈现出很多相似点，包括地貌、太阳辐射、气温、植物生长期、降水量、湿润度、植被与土壤等方面的一致性。其次是社会方面的原因，即不同经济类型的部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使畜牧或半农半牧的民族只能在半月形地带内活动、迁徙。这一体现出多学科研究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不只是加深了我们对这个特定区域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从全局上理解中国文明的形成。巧合的是，童恩正和严文明两位先生同为湖南人，一九五0年二人为长沙一中的同窗和室友，但此后直至一九七六年才在陕西周原遗址重逢，他们在同一年提出了影响后世的“重瓣花朵”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因考古新材料的增多和研究视野的开阔，从我国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对于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重要性愈加明显。牛津大学的杰西卡·罗森提出了沟通东西方的“中国弧”。“中国弧”位于东南的“中原”与西北的“草原”这两个气候、经济、文化截然不同的地理单元之间，它是东西方交流的纽带，东西方文化因素的“接纳”与“拒绝”就发生于此。“中国弧”的认识当源于童恩正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但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这个弧形区域内部的共性与交流，而在于该区域两侧的文化在这个弧形地带的相遇及其对中国文明带来的影响。刘莉和陈星灿讨论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时，也意识到中国与欧亚草原的交流，也许就是通过中国北方与西北方而发生的（Li Liu And Xingcan Chen，The Archaeology of China： From the Late Paleolithic to the Early Bronze A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394-395）。这些都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理论没有展开的问题，新问题的提出证明了这个理论的潜能。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半月形地带的兴起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这里有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即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许多中原之外曾经繁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纷纷衰落。张驰通过聚落材料的分析，认为在龙山- 二里头文化时期，除洛阳盆地及邻近地区以外，其他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都衰落了，与此同时却是半月形地带在青铜时代全球化的背景中兴起。半月形地带兴起及与豫西和晋南的区域互动，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文明的新格局（《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二0一七年第六期）。王明珂同样认为，在距今约四千至三千五百年前后，中原周边地区的考古文化陨落，而中原地区人类社会持续向政治集中化、社会阶序化发展，最后出现商王朝这样的庞大政治体与复杂社会，这是东亚大陆发生的“月明星稀的历程”（《早期中国“月明星稀的历程”》，《大众考古》二0一四年第七期）。

龙山和二里头时期中原以外的其他文明核心区为何普遍衰落，原因还不清楚。但中原地区独成一轮“明月”，却与半月形地带有关。当年考古学家各自独立提出的“满天星斗”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现今发生了紧密的关联。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展现出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

无论是“满天星斗”“重瓣花朵”还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都是将深邃的理论寓于美好的意象和诗性的语言中，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理论图式。苏秉琦形容，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的诸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满天的星斗无边无际，自然也就没有中心，但星辰有明有暗，有最早升起的最明亮的星星。严文明说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同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华文明拥有一个孕育、绽放并引领的核心（花蕊），四周又有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重叠的花瓣）。这样一朵重瓣的花，盛开在人类文明的百花园中，永不凋谢。童恩正开笔就富于文学色彩：如果我们站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高原东北和西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环绕着祖国的腹心地区，形象地描绘出这一高地绵延万里，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将中国文明的图景寓意于星斗、花朵、半月，这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考古学。

“月明星稀”的意象源于“满天星斗”，是对“满天星斗”之后的文化格局的生动描绘。许宏在论述东亚的青铜潮时，也有这样的形容。他认为大约公元前两千年至公元前一千七百年，西北多地出土早期铜器和制铜遗存，可谓“繁星密布”；二里头时代开启了东亚大陆从新石器时代突入青铜时代、从多元邦国到初步一体化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进程，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二里头开创了东亚地区青铜礼器制造中心的独占时代（《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0二一年版，37—41、58—59 页）。

将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宏大进程进行诗意的解读并非偶然，这与老一辈考古学家接受的教育与个人深厚的学养有关。苏秉琦有一首考古界广为流传的诗：“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磐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认为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的文化连接带，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在满天星斗时，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为此，苏秉琦于一九八五年在山西侯马的晋文化讨论会上，用这首诗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严文明同样爱写诗，对于钟爱的遗址，他都写有长诗，如《良渚颂》《凌家滩之梦》。身为考古学家的童恩正，创作了大量考古小说、科幻作品、科普读物、电影剧本。据说童先生的《古峡迷雾》等考古小说当年曾影响一些年轻人选择了考古学专业，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因被改编为中国的首部科幻电影而广为人知。童恩正在“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论文中，引用描述边地的诗句，借以说明这个地带的自然景观，足见他对古诗的熟稔与喜爱。

进一步而言，这种思想图式和诗意解读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哲学家王树人对“象思维”做出了研究，其前提是与主客二分的概念思维模式的对比。他提出，“象思维”是一种诉诸整体直观的、非对象化的思维模式。中国传统之思就是“象思”，或“象以尽意”；西方则是“言思”，或“言以尽意”。“象思维”强调体悟、体会、体验，并用诗意的语言加以描述，在求悟中不仅要思理，而且要提升境界，深邃之理往往就寓于诗意盎然的境界之中（《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江苏人民出版社二00五年版）。“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就是具有中国文化品格的考古理论。

有趣的是，“相互作用圈”和“中国弧”是同类理论，但使用的是“圈”和“弧”这样的几何学术语。这样的描述或许缺少诗情画意，但直观、准确，呈现的是几何之美、科学之美。正是不同思维方式的叠加与组合，才使我们对中国文明有了更为立体和动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