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译与日本人教养的千年根本

进入二十一世纪，《论语》新译新解在日本此起彼伏，形成了新的《论语》热潮。

日本学者守屋洋在二00四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的人学》中写道：“常言西方有《圣经》、东方有《论语》。的确如此，自古至今，《论语》作为最基本的教养书为人们所必读。即使二十一世纪的现在，对国家社会的指导者管理者而言，也可以说是必读书。因为《论语》就每个人如何提高自我、如何妥善处置人际关系等这些人学的基本问题，从各个角度进行了阐述。”

守屋洋所说的“自古至今”，是对日本上千年《论语》乃至中国古典史的客观描述。据日本现存最古的史书《古事记》（七一二年成书），应神天皇时“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并十一卷”经朝鲜半岛的百济国传入日本。实际上“应神天皇”这一称谓是学习中国律令制的七世纪后期才开始使用的。一九七八年埼玉县行田市稻荷山古坟出土了一柄上有一百一十五个汉字铭文的铁剑，其中有“辛亥年”这一历史记年和“獲加多支卤大王”这一称谓。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史学界认定：“辛亥年”这一干支，是明记这柄铁剑铸造于公元四七一年；“獲加多支卤大王”与中国史书《宋书》倭国传记载的遣使来宋的讃·珍·济·兴·武倭国五王中的倭武王是同一人（参见水野正好：《出土文字记述的古代社会》，载平川南编：《古代日本的文字世界》，东京大修馆书店二000年版，34、35页），“獲加多支卤”是五世纪借用汉字的音来读写日本人名，也就是早期的汉字日语训读。“獲加多支卤”同《古事记》《日本书纪》中雄略天皇的别名相吻合。这一考古发现不仅厘清了沈约《宋书·倭国传》记载的倭五王的年代，也将前述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的“应神天皇”正名为“倭王讃”，即南朝永初二年（四二一）遣使来华访问的倭国王讃。也就是说，约倭王讃时期《论语》传入了日本列岛。

日本天平胜宝三年（七五一）编成的日本首部汉诗集《怀风藻》序中描述了《论语》《千字文》传入日本后的新气象：“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逮乎圣德太子，设爵分官，肇制礼义，然而专崇释教，未遑篇章。及至淡海先帝之受命也，恢开帝业，弘阐皇猷，道格乾坤，功光宇宙。既而以为，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徵茂才，定五礼，兴百度，宪章法则，规模弘远，敻古以来，未之有也。”这段序文概括了“橿原（位于今奈良县）建邦即日本古代国家创立至《怀风藻》成书的八世纪中期数百年间的人文发展历程”。“王仁始导蒙于轻岛”就是指《古事记》大书特书《论语》《千字文》传入日本这一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而迈入文字文明的大事件。

《怀风藻》序中的“导蒙”这一关键词同古埃及诗句中的“文字是知识的创造者，是教育的指导者”意思相同，是说在《论语》《千字文》所代表的汉字文明传入之前，日本列岛处于蒙昧时代。《论语》传入后，“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即习汉字、写汉诗文、儒学遍及日本社会——“调风化俗”，“润德光身”，社会道德和人们的教养也为之一新，日本列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文明具有适用于任何民族的普遍性”，“文明是共有的，存在于中国周边的日本民族也沐浴着中国文明”。“文明这一光源在中国，周边国家就不可能具有兴起文明的机能性，或者说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司马辽太郎：《认识自己和对方》）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传到日本的汉字文明和以《论语》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明。

日本江户时代文教的领军人物林罗山（一五八三至一六五七）在《武州先圣殿记》中称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文明对日本教育、文化和伦理道德所产生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我朝自古崇儒教久矣。敏达帝甚爱文史，不好异端。天智帝龙潜之时，与大织冠共学周公孔子之训于南渊氏。至于文武帝大宝元年（七0一），诏始释奠。圣武帝敕吉备公（吉备真备，七一七年入唐留学十九年后返日本，后任右大臣即右丞相——引者）稽其仪，据礼典，益备器物，以设礼容。自是以来，有大学、有东宫学、有国学，其释奠春秋二仲，用丁日使博士诸生论经义，或赐宴，或授爵，或授禄，世世例为恒式。诚治世之巨典，太平之盛世也。……呜呼，伦理纲常之不泯灭者，诚赖孔子也，谁不尊亲哉。”

林罗山所说的“诏始释奠”——祭孔和“自是以来，有大学、有东宫学、有国学”——教育体制的建立，都是日本律令制朝廷的国家级礼仪和决定日本律令制国家兴盛发展的百年千年大计。律令明确规定培养中央官吏的最高学府大学寮的教科书和教学时间如下：“凡应讲说者：礼记、左传各限七百七十日。周礼、礼仪、毛诗、律，各四百八十日。周易三百一十日。尚书、论语，令各二百日。三史、文选各准大经。公羊、穀梁、孙子、五曹、九章、六章、缀术各准小经。三开、重差、周髀共准小经。海嶋、九司，亦共准小经。”（《延喜式》中篇，东京吉川弘文馆一九九八年版，523页）

江户幕府时代二百六十多年，“在各藩设置了培育人才的藩校，学习的内容毫无例外都是中国古典。不只是藩校，全国各地私塾普及，史料证实约二千多家，这些私塾除二三家例外，其他所有私塾均学习中国古典。日本的先人们如此吸收中国古典的精华，乃培养人才的重中之重。在这一教育内容下造就了众多的人才，成就了明治、大正的近现代化。这么说，一点也不过分”（守屋洋：《中国古典的人学》，1 页）。

二十一世纪《论语》新译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继承二十世纪《论语》名译拨“脱亚入欧论”者对《论语》断章取义的误解和日译之乱，而反《论语》精神本来面目之正。例如：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这是通用本《论语·学而》的开篇。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脱亚入欧”倡导者福泽谕吉对“人不知而不愠”不以为然道：“此教说虽是为矫正当时世间流行的弊害而言，但后世萎靡不振的腐儒全身心地接受此教说，一个心思地引以为训，反倒使原先的弊害与日俱增，结果是崇敬奇奇怪怪的、寡言无情的、不知笑为何物也不知哭为何物的、木头人般的男子，美其名曰深奥先生。真乃人世间一奇谈。”福泽谕吉这一对“人不知而不愠”的理解日译写在其发行七十万册的当时的最畅销书《劝学》中，此著更是被明治政府规定为义务教育学制中的必读书。也就是说，福泽谕吉由此在日本掀起了一股反孔批《论语》浪潮。

一九三三年，五十泽二郎译《中国古典丛函·论语》由中国古典丛函刊行会出版，一九八六年更名为《中国圣贤语录》，由讲谈社再版，被誉为“出类拔萃的名译”。此译本不是像福泽谕吉那样心急于“脱亚入欧”而对《论语》断章取义，而是基于《论语》的“前后整体文脉，长时期地沉浸于其中，熟读懂透后，不拘泥于词句的表面经纬而自由自在地加以意译”。五十泽翻福泽谕吉批孔之案而意译道：“人有自知之明，乐在其中；有知己且遥相慕念，这也乐在其中；尽管没有知己，但并不觉得这会让完满的人生少了点什么的人，才是体验到最大快乐之人。”五十泽的意译之所以把《论语》开篇文字译为以上三个语义层次，是因为其从《学而》整篇乃至《论语》整体来把握理解，而并非拘泥于词句对应的貌似忠实于原文的古典今译。

近百年来的时间考验和域外读者的心领神会，是五十泽二郎的现代派式意译常新且为各阶层读者誉为名译的试金石。

二0一五年讲谈社出版了京都学派汉学家加地伸行的《论语精神》，书一出版即成为畅销书，翌年又再版，其中亦有许多《论语》新译文。例如：“子曰：‘君子不器。’”国内译文为：“孔子说：‘君子不能像器皿一样。’”加地伸行则新译为：“老先生教导说，有教养者不是仅有一技一艺之人，而是统观大局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