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怀想池田温先生

池田温先生走了，留下的是后人对于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学术事业的回忆与思考。不同的侧面，点点滴滴堆积夯实成为今日的研究基础和心智启发。构成基础性贡献的是经得起反复检验的知识增进，启发心智的是极具个性的历史洞察、探赜发幽。

池田温那一代学人，处于日本战后史学从颓丧迷茫中披荆斩棘探寻前路到回归平静绵密考证之间。“二战”失败对于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的冲击巨大而深刻，从惨痛教训中反思日本走向战争的社会根源，重新评估明治维新以来历史的演变，深究原因；找寻重建日本社会的方向，以免重蹈覆辙。这一切都必须基于还原事实真相的历史思考。可以说历史是人类社会的思想基础，脱离历史的思考不啻缘木求鱼。所以，历史研究成为战后日本社会重建的号角，合情合理。

破除禁忌探寻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对于“二战”时期历史塑造的拨乱反正。歪曲历史所建构的所谓“史观”，诸如“皇国史观”及“现人神”的宣传和制裁异端等，将神化的历史强加于社会，从而把日本扭至极权扩张的死路。历史的解放是社会变革的先声，“二战”以后首先崛起的是历史研究，从牢笼中冲出来的是战争期间受到严厉镇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着力于对社会进行结构性探索，深入考察社会各个阶层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韦伯的社会学理论被广泛接受，结合日本对于战后国家出路的思考，引领学术潮流的研究著作先后问世。

对于日本整个历史发展而言，中国的影响既深且巨，从全面引进吸收唐朝先进制度文化，直至明治维新，日本的社会演变同中国密不可分，以至于研究日本史就必须研究中国史，而中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主要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其间形成的亚形态夹着半岛自有的文化样式一并传入日本，构成内在共有却形态多样化的东亚文明圈。在东亚文明圈内，各国存在的社会文化问题，追根溯源，很可能具有共性。因此，日本的许多问题或许应该放到东亚世界的广域视角去认识。对于文明区域而非地理区域的东亚世界而言，在共性中发现个性，在个性内认识共性，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这是古代东亚世界研究的基本方法。

基于这样的思考，增渊龙夫的《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宫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浜口重国的《唐王朝的贱人制度》、川胜义雄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谷川道雄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及西嶋定生的《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先后出版。增渊龙夫试图从社会结构剖析中国古代社会，探讨官僚制支撑的东方专制主义社会基础，激起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从新的视角重新认识东亚国家社会，引申出对于东亚官僚制、社会阶层结构与乡村共同体社会的系统性研究。堀敏一堪称这一代学术研究的代表，先后发表了《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所有制》《中国古代身份制——良与贱》《中国古代的家与集落》《隋唐帝国与东亚》，从土地制度、身份制社会阶层、家与集落的存在形态三个层面渐次递进，立体地研究中古社会形态，并扩大到东亚世界的层面考察隋唐帝国的世界影响。其研究在综合正史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律令等法的规定，论述宏富深刻。上述引领学术方向的专著，是战后理论思考的产物，反映出研究者的社会关怀，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特色。

堀敏一十分重视国家制度，因为它规定了社会的基本面，其早期的代表作《均田制的研究——中国古代国家的土地政策和土地所有制》，研究了井田制以来的国家土地政策和土地所有制，尤其是北魏颁布实行的均田制度，规定了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四八五）到唐朝中期的国家性质和社会形态，故均田制的研究至关重要。

实行均田制的必要前提是国家对于乡村户口的精确掌握，否则授田与退田无从谈起。朝廷制定的土地政策在于确保税收，而中国古代赋税按人户收取，本质上属于人头税，同样依赖于掌控户籍。因此，中国国家权力渗透进乡村管理以来，就发展出严格的户籍制度，随着时代的推移日益成熟、极其细密，以人定资，按户计税，邻里连责，覆盖无遗。如此系统严密的户籍制度及其人身统治，举世无双。如果说中国古代存在一以贯之的制度，那么这套户籍制度可说是屈指可数的其中之一种。显而易见，户籍制度是研究均田制乃至古代乡村统治的基础。如此重要的制度却一直没有系统性的专史著作，或许因为古代基层社会的史料留存甚少，历史研究者过于注视上层政治活动和官僚体制，明代以前乡村社会的第一手资料尤其缺乏。二十世纪初敦煌文书发现之后，秦汉简牍、吐鲁番文书先后被发掘出来，向历史学界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第一手史料，改变着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面貌。全世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些史料的整理和利用，池田温则是公认的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大家，他细检各类文书，逐件考证，辨析整理，把籍帐、差科簿，以及汉景帝四年（公元前一五三）至宋至道元年（九九五）的各类文书收集整理出来，汇编成巨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收录文书的跨度长达一千一百四十八年，工程浩大。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文献整理工作，第一次系统性提供了户籍·差科簿的原始史料，成为研究古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必备文献。古代王朝通过户籍掌控乡村社会的实态清楚地呈现了出来，如果同明清大量地方文书结合起来，便可串起整个古代帝制王朝的乡村社会管理史，让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实证层面上获得重要的进展，并且使得以往的许多疑问获得解答。例如均田制同租庸调是否相互依存，一直存在学术争论，户籍·差科簿证明两者密不可分，无可置疑。作为国家土地制度的均田制，同国家税赋制度的租庸调制是一个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这又决定了从北魏孝文帝以来至唐朝中叶王朝建立在国有土地制度之上的国家性质，那么均田制瓦解带来王朝巨大转型的意义便水落石出，由此引发的许多历史问题需要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这里仅举一斑，因为一部可以成为经典的历史著作，其学术价值和影响一言难尽，将随着时间和问题的推移而不断显现其丰富的内涵。

在详备的文献整理考订基础上，池田温撰写了《概观》，实际上就是一部唐朝“安史之乱”以前的户籍制度史，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欠缺。从文献整理考订到完整的历史撰述，池田温这部著作的学术贡献都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扬，并于一九八三年获得日本最高的学术奖——学士院奖。

就在池田温出版这部享誉学界的著作之时，我有幸在一九八二年秋季日本唐代史学会上认识了他。堀敏一先生介绍我参加会议。严肃的学术报告与近乎严厉的学术论辩之后，迎来了晚间谈笑风生的餐饮聚会。上座有日野开三郎、布目潮沨、堀敏一、谷川道雄、古贺登、菊池英夫等年长的学者，并列而坐的有池田温、砺波护、窪添庆文、佐竹靖彦等中年学者，再年轻一代的学者围坐四面，边饮边聊。座中抢眼的是个子稍小的池田温先生，白衬衫、蓝领带，金丝眼镜，衣冠整洁，坐姿端正。在论资排辈的日本社会，池田温辈分较晚，却毫无拘束，谈锋犀利，透露出自信与刚毅，和他清秀且显年轻的样貌组合起来，充满朝气；讨论学术问题时，他简短的话语直击要害，旁征博引让人无可置疑，隐隐生威。他的学术魅力吸引了我，使得我在一九八九年申请到东京大学跟随他学习东亚史。

当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中国史研究群英荟萃，我所在的四楼，所长斯波义信于宋史、池田温于唐史、松丸道雄于古文字、滨下武志于近代史，皆为领袖群伦之选。平时一片静谧，上课和读书会，各地乃至欧美研究者纷至沓来，辨析幽微，直至夜深人静。各层电梯直通书库，珍稀古籍琳琅满目，不乏善本孤本。我后来到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图书馆参观，更加感觉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古籍文献收藏颇具优势。所内研究者可以把需要的图书文献拿回研究室利用，不拘数量，研究条件非常之好。

池田温先生有两间研究室，都被图书堆满了空间。里面一大间，四壁皆是铁制抽屉式书橱。我到后不久，池田温担任了所长，平时在所长室处理公事。他每天一早到研究室，手中拎着鼓鼓囊囊的提包，显得过大且沉重。从他家步行到轻轨站约需二三十分钟，换乘地铁，每天往返需要三四个小时。他总是风雨无阻，步履坚定。一天，他把我叫去，告诉我可以随时使用他的研究室。我怀着感谢和敬畏之心走了进去，打开抽屉，里面是竖排的透明文件夹，每个夹子装着一件文书的照片、亲笔做的录文，以及相关的研究论著目录。录文做得非常仔细，字的大小、每个字的位置，无不逐一同文书照片对照后确定。这样做显然已经超出对文书内容的文献学利用，同时还进行文书本身、公文格式、古代公私文书规制等方面的研究。如此精细的工作，罕见其匹。日本要到八世纪初才肇始编撰史籍，故日本古代史的研究十分依赖寺社及公私仓库保存下来的文书，古文书的研究相当发达，和中国主要依据正史记载颇不相同。日本学者运用古文书研究的经验和技术来研究中国古代文书，自有其特点。池田温深谙此道，其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整理考订起点高，成果不同凡响。给每一件文书建立档案，一丝不苟，工作量之巨大艰辛，令人叹为观止。池田温为此历访欧美各国的中国古文书馆藏，逐件核对，日积月累，成千上万的文件夹填满四壁橱柜，让人感受到一位学者独自追求的生命历程和勇往直前的意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概观·录文》翔实可靠，每一个细微之处都闪现着作者无微不至的学术关怀。吐鲁番文书主要整理者之一的武汉大学历史系陈国灿教授曾受池田温之邀在此进行了个把月的工作，便对池田温先生的工作感到由衷钦佩。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概观·录文》的出版，对于中国学界的影响和冲击都很大。敦煌虽然在中国，但是，珍贵的敦煌文献大量收藏在海外，像我父亲这样最早利用敦煌文书研究均田制的学者，基本看不到敦煌文书，能够利用的便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二辑），缺漏错误不少，所以一见到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 概观·录文》一书，便欣喜不已，辗转拷贝，阅读利用。而且，本书对于中国史学界整理敦煌·吐鲁番文书也颇有助力。武汉大学唐长孺领导的吐鲁番文书整理团队同池田温等日本敦煌文书整理、研究学者建立了紧密的学术交流，相互促进。至于敦煌·吐鲁番此类唐代边州实行的制度是否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换言之，敦煌·吐鲁番的制度能否代表中原地区，历来有很大的歧见。因此，研究西州一带的自然、社会与特定历史环境显得十分重要。日本大东出版社编撰出版了《讲座敦煌》，回应学界的需要，池田温撰写了其中第三册《敦煌的社会》和第五册《敦煌汉文文献》。此后，中国对于敦煌·吐鲁番社会形态的研究逐渐开展起来。中国历史学界十分关注池田温的研究，我等数人应三联书店之邀翻译池田温的学术论文，编成《唐研究论文选集》，在一九九九年出版，反响热烈。

把分散于各处的文献记载收集整理，分门别类，汇总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池田温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学术兴趣，继《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之后，在一九九0年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中国写本识语集录》。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老所长是著名中国法制史学家仁井田陞，受其影响，东洋文化研究所一直注重法制史的研究，池田温作为仁井田陞的门人承祧担纲，扛起中国古代法制史研究的旗帜。仁井田陞蜚声内外的《中国法制史》（岩波书店一九五二年版）、《中国法制史研究》（四册，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九至一九六四年版）根植于唐宋法律的综合整理研究，他早年的奠基之作是《唐令拾遗》（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一九三三年版，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众所周知，唐朝制定各种门类的法律法规，依法行政并管理社会。其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成文法的经典，成为后面王朝的标杆，流传下来。至于因时因地的各种法律规定，数量极为庞大，且因为时过境迁而散佚，仅有零星片段保存在史书记载之中。日本古代全面仿效唐朝制度文化，同样制定了律、令、格、式，颇有保存。因此，日本传世的古代法典成为研究、复原唐宋法制的重要参考，乃至史料来源之一。仁井田陞尝试从中日两国古籍与文书之中收集唐令逸文，进行考证，复原唐朝的法律体系及其法律条文，获得成功。仁井田陞的老师中田熏是日本法制史学科的奠基人，曾经倾注心血收集复原唐令，所获甚多，颇具规模。他的未竟事业由仁井田陞继续完成，遂有了《唐令拾遗》这部至关重要的唐令汇编再现于世，成为研究唐朝法制史的必备文献。此后发现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出现了《水部式》等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中日法律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推进，新的法规条文得以复原，使得增补《唐令》越发必要。池田温率领大津透教授等一众年轻才俊承担起这项工作，吸取仁井田陞以来六十多年唐令研究的成果，考订旧著，增补新令，十载春秋，披沙沥金，一九九七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了一千五百二十四页的《唐令拾遗补》，代表了战后日本对于唐令收集考订的最新进展。两年之后，从中国宁波天一阁珍藏的古籍中发现了依据唐令撰修而成的北宋《天圣令》。这部令集撰修于北宋仁宗天圣七年（一0二九），天圣十年镂版施行，天一阁所藏乃传世之海内孤本。《天圣令》的发现是唐令收集整理史上根本性的发现，其中收录宋令二百九十三条，唐令二百二十一条，基本保存了唐令的面貌，给唐令的收集复原画上句号。然而，从中田熏到池田温团队四代人所进行的唐令复原工作，对于唐宋法制史的推进贡献殊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