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实与文学书写的融通

文学如何呈现历史，这是一个老生常谈而又无法盖棺论定的经典问题。如何在作品中既不失文学特色又保留历史的原汁原味，这是不少文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思考过的问题。尤其对于传记文学体裁而言，这类问题的回答和处理就变得更为必要和无法逃避。斯蒂芬·茨威格笔下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十四篇历史特写，为此做了很好的注解。

一、力求真实的写作理念

文学作品是触摸和还原历史的重要文本，也是人们观察、理解和叙述历史的绝佳场域。对于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而言，立足于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和深入了解，并尽可能地厘清、呈现历史真实， 是十分基础且必要的。尤其对于传记文学而言，更是如此。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开篇序言中，茨威格便开宗明义地强调了这一点：“我丝毫不想通过虚构来冲淡或者加强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内外真实性……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别想超越历史本身。”

传记文学作家力求真实的创作态度是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融通的前提和基本要求。不仅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茨威格指出要坚持历史的真实性，在《昨日的世界》一书中，他也反复强调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我在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那些作品或人物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作为己任。”他创作了一系列真实的历史人物，还原了重要的历史场景。比如对首先发现太平洋的西班牙探险家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茨威格不虚美、不隐恶地叙述了人物的全貌：英雄兼匪徒、探险家兼叛乱者。再如一四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自率军攻陷的历史一幕，茨威格通过细致地研究史料，真实地呈现了当时土耳其人拿着武器向城墙冲去，所有的战鼓敲起，所有的军号吹响，并与大炮轰鸣声汇成一片的历史场景。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每一篇特写都运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如书中第十一篇《南极探险的斗争》用到了最早到达南极点的探险家英国人罗伯特·福尔肯·斯科特的私人日记内容；第十三篇《西塞罗》使用了西塞罗公元前四十四年十二月在罗马元老院讲坛上的演说词；第十四篇《威尔逊的梦想与失败》引用了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报道，以及来自美国华盛顿的电报信息。这些一手材料信息量丰富，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构建真实的历史。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G. 伊格尔斯曾指出，历史学家“要像它实际发生的那样”构建过去，追求真实，避免作伪，并要将揭发作为责任。“真实与虚假之间的这种区别，对于历史学家的工作始终都是根本性的。”作为与罗曼·罗兰、欧文·斯通并称的二十世纪最杰出的传记作家，茨威格不囿于文学家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是同历史学人一样尽可能忠于历史和尊重文献，揭示真相、避免作伪，并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直接引入创作中，为读者打开了一段段尘封的历史记忆。读者也可从中看到历史诠释、建构的操作程序，有利于获取自身的历史认知，塑造公共的历史意识。

二、艺术渲染与历史事实相结合的文本风格

文学创作本身具有较强的形象性、艺术性和人文性。恪守真实的创作理念，是否会令文学作品失去创作的双翼，不具备感人的艺术魅力？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真人真事，在历史教科书中，读者已经以一种客观、平静、理智的心态取得历史认知。而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为创作基础的文学作品，应更具备感人的艺术魅力，使读者在完成历史认知的基础上，触动心灵，引发深刻的历史思考。一言以蔽之，写真人真事的文学作品，需要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学的艺术手段， 例如气氛的烘托、环境的描写、人物的临摹、心理的刻画等。但是在具体创作中，“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渲染”之间又时常会产生分歧和矛盾：有时为了追求文学的艺术性，刻意虚构情节，从而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有时为了忠于历史的真实，又会对展开艺术创作、艺术想象一筹莫展。如何将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艺术性融合为一？茨威格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显露出了精湛、娴熟的写作技巧和卓越的文学才能，充分表明他是艺术渲染与历史事实相结合的高手，使真实的历史成为感人的艺术，形成了独特的文本风格。

第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渲染。茨威格在历史特写《攻占拜占庭》中描述了十五世纪中叶拜占庭帝国由横跨世界几大洲的世界帝国到仅剩弹丸之地——君士坦丁堡城——的变化，刻画了对拜占庭帝国虎视眈眈的奥斯曼帝国继任者穆罕默德精明、果断、阴险、醉心于功名的性格特征。他以大量的文字描写时代背景，交待敌对双方实力的悬殊、执政者迥异的心理变化，渲染了拜占庭帝国危在旦夕的真实态势，也为最终拜占庭帝国的陷落埋下了伏笔。在敌对双方殊死搏斗、决定成败的重要历史瞬间，茨威格又将凯尔特小城门被遗忘的历史场景铺陈为上千字的内容，并以拜占庭最富丽堂皇的教堂——圣索菲亚大教堂——顶上十字架的倒塌为历史事件的结尾，寓意深刻。这样的环境描写不失真实又栩栩如生、引人入胜，更能突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决定性时刻。

第二， 细腻而深刻的心理刻画。茨威格传记文学中细腻而隽永的心理刻画是其文学创作公认的显著特色。在茨威格致罗曼·罗兰的信中，他曾写道：“为了写好历史人物，人们必须先去认识活着的人。……仅仅当一名历史学家是永远不够的，他必须同时是一个了解时世的心理学家。”出于对心理学研究的兴趣和认识，茨威格从文学史家格奥尔·勃兰兑斯和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人那里吸收养分，从心理分析角度剖析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及精神世界，用以分析历史事件发生的内在缘由。在茨威格看来，历史人物是人，有心理情感的变化，他们的内心动态、纠葛，有时会超过个人命运范围，甚至对推动历史事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试看《亨德尔的复活》中，茨威格对亨德尔内心世界细腻的描绘：“他想，他是否应该起床去过目一遍脚本？不，对他这样一个已经死去了的人，脚本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不，天主已让他坠入深渊，已把他同生命的神圣洪流隔开，对他已没有什么安慰可言！但是，在他心中总是还有一股力量在搏动，一种神秘的好奇心在驱使他；而且神志不清的他已无法抗拒这种莫名其妙的好奇心。”茨威格仿佛洞悉了这位音乐大师的内心活动，引领读者去理解清唱剧《弥赛亚》的创作过程。

第三， 旁衬笔法的运用。茨威格对旁衬笔法“情有独钟”，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运用极为普遍且成功。他用旁衬手法来遮蔽牵强附会的说辞，反而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映衬得更为真实生动。如在《一夜之间的天才》中，茨威格没有从音乐学专业角度直接分析《马赛曲》的歌词如何振奋人心、旋律如何雄壮优美，而是从《马赛曲》引起的反响来描写这首歌曲：“简直无法阻挡这首‘可怕’的神圣之歌所产生的爆炸力量”，“《马赛曲》就像长着双翅的胜利女神尼刻在法国所有战场上翱翔，给无数的人带来热情和死亡”。读者纵然没有听过《马赛曲》，也会从中感知到《马赛曲》的感染力。再如《 封闭的列车》中，茨威格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张的氛围用历史细节予以衬托：“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从字纸篓的废纸里和吸墨纸的痕迹上重新发现每一条信息；在这样群魔乱舞的混乱之中……”这种衬托的手法有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赋予了艺术魅力，又无损于历史真实。

三、反思历史、观照现实的撰述特点

《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将历史真实与文学艺术和谐统一，实属难得，更可贵之处，是它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学力量，这种力量在于反映思想和历史的深度。文学文本具有社会历史性，它从来不是自足自为的，而是始终无法脱离时代、政治、社会以及主流学术风气的制约和影响。可以说，文学书写能动地参与到历史的建构中。茨威格通过文学写作，把历史真相呈现给读者的同时，其自身丰富的人生阅历，既见证了欧洲最辉煌的美好，又目睹了欧洲的至暗时刻，使其对历史有了更为深刻的见解。在《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茨威格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剖析，来倾听历史的回声和教训，寄托和表达自己的理想与爱憎， 讴歌人性、弘扬良知，呼吁和平、反对战争。譬如《黄金国的发现》中的约翰·奥古斯特·苏特尔，充满悲情却闪耀着人性的光环， 他并非渴望财富，而是想要争得个人的权利，因此临死前他的衣袋里还藏着一份申辩书。再如表现历史人物威尔逊一九一九年六月离开欧洲海岸时， 茨威格写道：“欧洲几千年来渴望和平与统一，可是从未实现。一个人性化世界的永生梦境又一次在大海的远方雾霭中渐渐消散。”文中随处可见的意味深长的评论，无疑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表现为反思历史、观照现实的撰述特点。

历史学的主要社会作用之一是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细细品读《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会发现其间蕴含的思想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与历史学的功用不谋而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创作再次印证了文学书写与历史事实彼此互动、制约，但可以实现融通。《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也因真实客观的史实、行云流水的语言、深邃的思想境界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据德国菲舍尔出版社统计，《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从德语第一版于一九二七年问世以来，是茨威格所有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的，其销售量一直居于他的其他作品之上。在我国，自从二00二年一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中的两篇历史特写——《南极探险的斗争》和《滑铁卢的一分钟》——分别改名为《伟大的悲剧》和《滑铁卢之战》选入初中语文课本七年级下册和八年级上册以来，《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直是内地青少年热读的书。

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三联书店版《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的译者舒昌善先生。一九八四年，舒先生最先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介绍给中国读者，而他自己也将大半生的心血倾注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译和修订中。茨威格以现实的眼光思考历史的转变，他那透过文字传递出的反思历史、充满现世关怀的思想的确有着时代的穿透力，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锤炼。舒先生曾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举目四望：极端组织进行惨无人道的恐怖袭击，军国主义阴魂不散，霸权主义无处不在……世人在这样的时代将会不断重温《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茨威格本人也将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和世人的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