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哈维相遇

戴维·哈维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地理学家。他已有二十部著作被翻译成中文，是学术作品被译为中文最多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修复、新帝国主义、城市权等思想得到地理学、规划学、哲学、文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可见其跨界影响力之大。《社会正义与城市》是哈维最看重的作品之一，初版于一九七三年，正是西方社会和思想剧变的年代。当时的哈维才三十八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而此前四年他已经因《地理学中的解释》这部经典之作而名动天下。但哈维并未满足，而是锐意创新且气魄非凡，很像五四运动时期的那些“新青年”。正如那个时期的“新青年”们大胆革新一样，哈维的这部经典之作也具有十足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个人特点。这本书最有趣也最有意义的一个看点在于，既打上了作者自己的烙印，也集中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是独特个人风格与普遍理论概括的完美结合。

在时代氛围的深刻影响和哲学思潮的激荡之下，哈维在此书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并追索“理论、空间、正义、城市”四大问题的本质，力图构建城市化与社会正义紧密联系的新理论，展现了自己从逻辑实证主义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转型的思想历程。四大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值得经年累月的研究，相关著作也汗牛充栋。与其他专门钻研某一领域的学者不同的是，哈维试图将这四个问题整合在一起予以回答，可说是“气吞万里如虎”。通过比较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方法论，他认为理论的本质是方法论和哲学的综合，空间的本质取决于人的实践，正义的本质取决于社会进程，城市化的本质则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

哈维的方法论是坚持问题导向和价值导向的，这一点，在《地理学中的解释》中已见端倪，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则彻底成型。只不过，前者的问题是纯学术的，价值指向或目的是为地理学寻找合法合理性而辩护，后者则兼顾了学术与社会现实，试图融合二者，价值判断上则从貌似中立的自由主义、实证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跨越了地理学的门径，通往更重要和广阔的“社会”大道。与《地理学中的解释》试图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关联起来相似的是，哈维在《社会正义与城市》中将社会学、城市规划、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学等学科知识融会贯通，通过跨学科的理论交叉与融合，试图从整体视角厘清城市（化）问题，最终建构出一个新理论——“社会进程— 空间形式”，实现了对这四个问题的统合与回答。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虽然相隔五十年，但哈维的思想并未过时，离我们也并不遥远。《社会正义与城市》迄今已再版两次，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由于该书融合了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涉及很多复杂的社会空间问题，在中国学术界它仍是一部广为人知但罕为人解的作品。对于这种经典名著来说， 人们自然会读它，我不应该饶舌或“画蛇添足”。但是，一方面经典需要也应该被不断解说；另一方面，作为“二传手”，对阅读此类经典的艰难和痛苦也体验深刻，但如果艰难后得到收获，痛苦后增长了智慧，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社会正义与城市》令人着迷和痛苦之处在于它的方法论，其最大难点在于要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统合起来，因为它需要深厚的思想史功底。思想史并非名人名言辑录或简单枯燥的大事年表，地理学家也不是见物不见人的“科学家”，恰恰相反，地理学思想史昭示了这门学科变化多样且与其他学科都交融的本质，地理学家也是聚焦人地关系并富有人文情怀的学者。在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织且不断生长的丛林里，哈维、段义孚、邦奇就像参天大树一样，深入理解其成长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或情境，才能真正理解这些人物及他们的思想，才会深刻认知并体会到一门学科或学术的核心价值。把思想家或学者放到思想史和社会现实构成的坐标系中至关重要，因为我们的思想之苗是前人思想和社会现实频繁交错而生、共同浇灌而育。国内学界之所以忽视思想且短于创造，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这样一个坐标系和坐标意识，以至于认为重要的学者和作品涌现只是少数人和偶发现象。但是，正如偶然到必然的发展一样，少数到多数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新青年”一开始也是少数群体，哈维在当时研究《资本论》甚至都要遮遮掩掩，可见当时西方的学术和社会氛围。但是，他的眼光、坚持和魄力最终化为这部革命性的著作，它确实也起到了改变社会和学术风气的作用。这是对个人、学术与社会关系的最好注解。

任何理论都是情境的产物，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理论更是如此。但是， 我们学习和钻研理论时，往往抛弃了情境只学内容，于是，理论就变成了干瘪枯燥也无趣无味的教条。正如哈维将当时的社会现实转化为学术命题，将不同学科的理论转化为导向“完整性”问题的理论一样，我们也需要了解哈维当时所处的情境及理论生长的现实与学术基础，才能真正理解这本书。但这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这本书只是我们所面对的情境的一部分，我们不但要把它及其他理论结合并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而且也需要结合我们当前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进行再度转化。学术与生活就是这样一个由外而内、内外而一的不断转化或演化的过程。这是我在深入了解哈维其人其著以及长期研究思想史后的最大体悟。

回到《社会正义与城市》诞生的时代背景与社会情境，我觉得与其说哈维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并从中提炼出重要的学术问题，不如说是剧烈变化的世界和社会现实驱动着他的研究转型。一九六九年，刚出版《地理学中的解释》的哈维远渡重洋到巴尔的摩任教。他说：“当我来到这座城市时，城市起义和大火的伤痕随处可见。我紧接着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富的国家能够坐拥巨财却容忍极贫？”作为“事后诸葛亮”，我们现在知道了当时及后来欧美社会的历史及发展走向，自然部分地理解了哈维当时的困惑。但对处在当时情境中的哈维而言，这些社会变化其实都在强烈冲击着他的学术理念甚至人生信仰。也许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地感同身受。巴尔的摩对哈维来讲不仅是研究的样本和对象，更是他长期生活的地方，城市和社区发生的实际变化激发着他的思维，改变着他的行动，寄托着他的情感。哈维在这个环境之中，敏锐地感觉到它的变化，在此驱动下进行并完成了他的学术转型之作。这个环境因而也就变成了“情境”。

哈维与列斐伏尔的著作给我们的最重要启示在于：理解理论和生活的要旨是将社会与空间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和实践。我们并非外在于我们生活的社会空间，我们与时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个社会空间变动不居，存在多种尺度，理解它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情境”。我们在情境中并受它的激发与影响，这也许是人文地理研究与其他领域相比的独特之处。我们自身与地方是不断变化的，两者也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塑造的关系，由此产生了情境，它触发了我们的思索与创造。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与哈维当年碰到的问题极其相似。哈维在书中尖锐地指出并批判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学术氛围：“我们面临着生态问题、城市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然而我们对此似乎没有什么高见。当我们说话时，却又是庸常之词和荒唐之言。总之，我们的范式已经无效，是时候把它扔到一边去了。”结合他个人的经历与情境，则容易理解他甚至有些激愤的语气。当“新青年”哈维犀利的笔锋直指学界陈旧的研究范式之时，我才真正知道二十年前我对哈维其人其作无知的根源。当庸常成为习惯，批判和创新反而被视为异端；当庸常甚至变成了土壤和养料，最荒唐的则是，我们还要赖以为生。如何像哈维那样打破庸常的生活？也许我们需要的首先是一次觉醒，一个行动。

思想之花在绽放之前，往往经历了扎根沃土的长期准备过程。哈维从青年时期就有理论创新的雄心壮志，并逐渐掌握了综合多种理论以灵活看待和解决空间问题的方法论。一种真正面向时代问题的方法论立场，需要将世界与自我紧密联系起来。哈维在此书中展现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视角坦诚地展现了自己思想转型的历程，也表明了他学术研究的连续性。书中两种貌似相互对立的思想都统合在哈维对城市总问题的现实关注中。在这种整体性认识引领之下，才能明白《社会正义与城市》蕴含的这种双重架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既是哈维不同时期的信仰与价值理念，也是他的研究方法论，这两者不能割裂，正如哈维以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不能割裂一样。现在来看，也许“统一性”的理论也是镜花水月，但寻求统一性的思想和努力却是理论乃至人生的本质。

作为地理学家，哈维主要是基于地理学的立场，但在此书中他纵横捭阖，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等学科的思想都被他召唤而集结在一起。比如第一章借用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提出地理学想象力，本身就很有想象力；再借鉴卡希尔的空间理论提出自己的空间范畴：绝对空间、相对空间、关系空间，这也是经常被引用的空间划分方法。其后各章所参引的也是各学科重要思想家的重量级作品，比如罗尔斯的正义论、库恩的科学革命和范式理论、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波兰尼的经济协调机制理论、皮亚杰的结构主义等，当然，列斐伏尔也是他对话的主要对象。他并非“炫耀式”地引用，而是根据自己的问题和方法论建构而进行的一系列“高峰”对话，相当于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转变。由此可见，哈维的理论创新不但是站在许多思想巨人的肩膀上，更是“以我为主”的思想的贯彻。结合中国城市化的问题进行理论转化和再造是我们时代的任务。哈维所提出的“城市总问题”命题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城市研究，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正如社会与空间一样，其实俱为一体。在不平衡的城市化进程中明确城市总问题，需要具备格局思维：既要把握中国城市化的长期历史经验，也要正视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从而才能谋划城乡治理的新方案。

面对新现实催生的新命题，更需要在思想和现实的冲撞中进行理论革新，也需要更多的新青年。青年并非基于年龄的划分，敢于批判和革新的精神恰恰是“新青年”的核心特征。哈维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并未止步于《社会正义与城市》，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有深远影响力的学术体系。学习哈维，我们应像他那样具有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大胆进行革命性的理论建构。寻求理论与实践、自我与他者的统一性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打破领域的界限，掌握跨学科研究的方法，从不同领域的经典中吸取养料并为我所用。这部经典之作就像其他经典一样，它的事实或某些观点、结论也许会过时，但好问题与思想不会过时。向经典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阅读它，而阅读经典的最好方式是代入我们的体验和问题，从而延伸乃至重构经典。

（《社会正义与城市》，［英］戴维·哈维著，叶超等译，商务印书馆二0二二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