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遗老人的微型诗史

钱锺书《石语》一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学识渊博而又风趣幽默、口无遮拦的石遗老人。关于石遗老人陈衍，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是他月旦、黜陟近代诗家的《石遗室诗话》和《近代诗钞》，其实，他还有一部为读者指点“学诗”门径的微型诗史《诗学概论讲义》，十分精要，饱含洞见，颇值得关注。

陈衍（一八五六至一九三七），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光绪举人。曾为台湾巡抚刘铭传、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后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入民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等校。学识渊博，工古文，尤以诗名世，为“同光体”闽派领袖。著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话》等，编有《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近代诗钞》等。生平事迹见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等。

陈衍与商务元老高梦旦、李宣龚等有乡谊，其《石遗室诗话续编》曾在商务《东方杂志》连载。一九二五年四月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开班时，陈衍已因撰诗话、编诗选月旦当代诗人诗作成名，被诗坛尊为泰山、北斗，“海内谈诗宗北斗”（《石遗室诗话》），“吟坛才子半称师”（铁夫：《雁荡归途舟中读〈石遗室诗话续编〉因成一律呈石遗老人》）。作为函授高级教材的《诗学概论讲义》（下文简称《讲义》），应系商务友人约稿。此著通行本即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所收《诗学概要》，所据为残缺之“稿本”，是书《前言》云：“《诗学概要》，系简论诗学的专著，向未刊行。福建省图书馆藏有陈衍亲笔改订的稿本，已残缺不全。”其实，商务刊本为全本，本文所论即据此本。

《讲义》与同时期题为“诗学”的论著主要讨论诗的源流、本质、体制、作法、功能等不同，除首章论述诗的定义及诗文的异同外，其他诸章历述诗史。与商务这套讲义类似的苦海余生（刘哲庐）所编《文学常识》，收有林纾《论文》、易顺鼎《论词》、吴承烜《论骈文》等，也录有陈衍《论诗》和《石遗杂说》。《论诗》虽多从《石遗室诗话》精选，然通过评论历史上和同时期的诗人诗作，解析了制题、写景等关于诗歌写作、赏读的一些重要问题，反倒更像“诗学”著作。

笔者把《讲义》和陈衍的其他论诗文字对勘，发现它对汉魏至南朝梁之间诗人诗作的评述，基本删改自《诗品平议》（下文简称《平议》）。限于体例和篇幅，《讲义》对《平议》之论述及所引钟嵘等人评语等多有压缩、删削，如《讲义》评谢灵运云：

宋代谢康乐（灵运），盖无篇不工，无语不隽者。但除起、结二联外，通体排偶，有时并起、结亦排偶。前乎康乐者，惟士衡为然。《文心雕龙》云：“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谓晋人清谈后，康乐出，以游山水诗擅名也。清沈确士（德潜）云：“陶诗高处在不排，谢诗胜处在排，所以终逊一筹。”

这段文字脱胎自《平议》卷上：

评宋临川太守谢灵运云：“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博，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据钟说，是谓谢诗特“披沙简金，往往见宝”而已，岂知言哉！“繁芜为累”等语，以评士衡，犹觉太过，可施之于康乐乎？康乐诗，几于无篇不善，无语不隽。但除起、结二联外，通体排偶，有时并起、结亦排偶耳。《文选》选康乐诗最多，士衡次之，殆即取其多偶句也。沈确士云：“惨淡经营，钩深索隐，而一归自然。山水闲适，时遇理趣；匠心独运，少规往则。”诚然。又云：“陶诗高处在不排，谢诗胜处在排，所以终逊一筹。《文心雕龙》云：‘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见游山水诗，以康乐称首也。”

两厢对比，可见《讲义》除删减《平议》所引钟嵘、沈德潜评语及附属之自己的评说外，还调整了一些句序、修润了一些措辞。

《平议》为说明问题，征引了大量诗例，《讲义》亦多删削。如《讲义》评左思，仅云其“《咏史》笔力雄迈，胸次高旷，惟八首中，惜多重复之语”。而《平议》则先列八诗，再结合沈德潜评语肯定其这方面优点，还通过与阮籍《咏怀》、陶渊明《拟古》的对比，指出左诗有“说得太实太露，便近矫饰”和语意重复的毛病，并详述重复之句：“如‘功成耻受赏’以下六句，非即‘功成不受爵’二句意乎？‘济济京城内’八句，非即‘金张藉旧业’二句意乎？‘词赋拟相如’，非即‘作赋拟《子虚》’乎？‘峨峨高门内’二句，非即‘济济京城内’二句乎？‘高步追许由’，非即‘希段干木’‘慕鲁仲连’乎？‘何世无奇才’二句，非即‘英俊沉下僚’意乎？”

《平议》采用札记体，大致按《诗品》卷次、条目顺序编排，每条一般先述钟嵘评语，再引诗例或他人评语展开评论。全书凡三卷。前揭一九一八年初版的《文学常识》之《石遗杂说》，已录上卷论潘岳之前的部分。随后，上卷又刊于《文艺丛报》第一期（一九一九年四月），再刊于《国学专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二七年十月）。此后，全书连载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七日至六月十五日《北平晨报》副刊《北晨艺圃》。约在一九三二年左右，由石遗室家刻行世。有人据此推断，中、下卷应系陈衍晚年（一九二六年后）所撰。然比对《讲义》《平议》二书文字，明显可看出前者系由后者删改而成，而不是相反。《讲义》已有不少内容出自《平议》中、下卷，虽然前者的具体撰著时间难考，但联系国文科开班、授课进程及这套讲义的整体情况推断，约撰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八年，《平议》在此前应已成书。

此外，《讲义》的其他一些内容，也与《石遗室诗话》《宋诗精华录》等具有一定的“互文”关系。比如，《讲义》论南宋诗史，专门拈出陆游、杨万里、刘克庄三人的绝句，云：“陆、杨绝句最多，合之刘后村，可谓尽绝句之能事矣。”而《石遗室诗话》卷一六则有详论：“宋诗人工于七言绝句，而能不袭用唐人旧调者，以放翁、诚斋、后村为最。大略浅意深一层说，直意曲一层说，正意反一层、侧一层说。诚斋又能俗语说得雅，粗语说得细，盖从少陵、香山、玉川、皮、陆诸家中一部分脱化而出也……此外，以粗语、俗语入诗者，未易悉数。善学之可以上追圣俞、后山，不善学而一味为之，或流于钉铰、《击壤》。”再如《讲义》第一章与《石遗室诗话》卷二六驳“诗文不能并工”论、第六章与《宋诗精华录》卷一案语叙宋诗流变，观点、措辞等亦相近。因此，阅读《讲义》，最好能参看《平议》《石遗室诗话》等，这样能获得更透彻、全面的理解。

《讲义》采用的是新式章节体，但带有明显的旧式札记体“遗蜕”：全书缺乏统一的体例，唐代以诗体为纲论述，其他朝代又多按诗人或派别、群体提点，有时难免“拼盘”或“点鬼簿”之讥。陈衍长期在高校任教，尽管在观念上时受西学熏沐，但在撰述体式上仍然像《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延续传统的札记体，如《通鉴纪事本末书后》《史汉文学研究法》《要籍解题》《尚书举要》《考工记补疏》等讲义或著作，包括论述上古至唐宋文章嬗变的《石遗室论文》，皆是如此。《讲义》是陈衍唯一的章节体论著，应是按商务述此种“学术之概要”的约稿要求勉力为之的。他是民国学人中的老辈，撰述《 讲义》时已七十岁左右，笔墨转变起来有点困难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讲义》是陈衍唯一的较为全面、系统地表达诗史观念的著作，且有约一半的内容不见于其他论著，亦是早期“新瓶装旧酒”式的中国诗歌通史，因此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普及价值。

《讲义》凡七章，第一章“总论”，第二至七章逐一论述“《三百篇》《楚辞》”及“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北朝附）”“唐”“五代、宋”“金、元、明”诸朝诗史。清代因“诗人难于断代，以生存者尚多也，故不述”，然其《近代诗钞叙》及丁舜年记《近代诗学论略》论述清诗流变颇详，可参阅。卷末推荐读者阅读沈德潜《古诗源》及五朝（唐、宋、元、明、清）诗《别裁集》，评为“不陋”。

陈衍是近代著名诗人，有着深切的创作体验。《讲义》亦时时流露出为读者指点“学诗”门径的婆心。这部蕴含着“学诗”关怀的微型诗史，有如下特点值得注意。

第一，超越了“唐宋诗之争”。人们的诗学观和诗史观往往互为表里。古代中国“尚古”传统浓厚，诗论家多带着门户之见入主出奴，筛选师法对象并构建、评判诗史。这在宋代以后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唐宋诗之争”，衍至晚清民国，旧派诗家仍然嚣嚣不已。而新派学者，则多受文体代谢的进化史观影响，认为：“词、曲兴而诗不振，故历两宋、辽、金、元、明、清，千余年之诗学无一人能出魏晋、六朝及唐人之外者。”（李维：《 诗史》自序，石棱精舍一九二八年版）可见，不论是新派还是旧派，对诗史的建构和评判都带有较为浓烈的主观片面性。

陈衍论诗，能超越宗派，从诗歌本身着眼。《讲义》一开头就指出：“诗者，以言情、说理、写景、纪事与文同；所以言之、说之、写之、纪之者，与文稍不同。”足见陈衍对诗歌“质性”的理解比较多元，不论是唐诗较为擅长的“言情”“写景”，还是宋诗体现得更为突出的“说理”“纪事”，他都能欣赏。他还强调“诗言志”，“志者，自己之志，则其言必自己之言，而非公共之言矣”；“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石遗室诗话》）。由此考虑师法对象，自然是无佳不学，不专学一家、一朝，贵在能“弃取变化”（陈衍：《复赵尧生书》），成自家面目。

这种通达、精辟的诗论保证了陈衍对诗史建构、评判的客观、全面、中肯。《讲义》指出，“诗至唐而极盛”，“盖宋人诗学，各本唐法，扩充变化之，卓然成大家者，不甚亚于唐也”，比如梅尧臣“变化少陵、香山，而自成一体”。其他诸朝，除了对明诗持全盘否定外：“明代专事摹拟，诗无真性情，不能变化”，多所肯定，基本能提要钩玄、允当评骘。

目前学界对陈衍超越“唐宋诗之争”的研究，视野多局限在这两朝诗之间。比如，有人指出：“‘三元说’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而为一就是他调和唐宋诗的具体策略与手段……陈衍的‘三元说’主要是通过唐宋诗的继承关系来说明唐宋不分，确立宋诗与唐诗的并列地位，给后来学诗者开拓广阔的学诗途径。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而为一则是从内在风格上融合唐宋诗，以说明唐宋不分，对后来的作诗者提出最高要求。”（周薇：《陈衍“诗不分唐宋”观及其诗学超越》）所论虽然精辟，但忽视了陈衍的诗学观及奠基于其上的更为开阔的诗史观。其实，陈衍对“唐宋诗之争”的超越，不仅体现在他对这两朝诗特点及关系的掘发、肯定，更体现在他对整个诗史较为全面、中肯的建构与评判。这是《讲义》独特的诗学价值之所在。

第二，注重溯源穷流。评述作家作品时，陈衍非常擅于分析其师法者和影响者，有时还会阐发彼此间的差异或变化。这使他笔下的诗史，线索呈现得更为清晰。比如，他论鲍照诗时指出：“晋、宋以还，五言诗全体对偶，惟陶渊明、鲍明远篇中时时以单行出之。但陶开王、孟、储、韦先路，鲍辟岑、高、韩、孟径途。东野首联多对起，多警辟语，多从鲍来。”下文谈唐代五古，又接过话头说：王、孟“学陶、谢而变化之。储太祝（光羲）、韦苏州（应物）多近陶，柳柳州（宗元，字子厚）多近谢。后人合称‘王孟韦柳’”；“盛唐以还，刘文房（长卿）、钱仲文（起）均步武王、孟，为淡远之诗”。

第三，善于分体考察。唐代部分，陈衍以诗体为纲，逐一评述了五古、七律等诗体的流变史，各拈出著名作者进行臧否，有时还会析派。评析其他朝代的作家作品时，也注意分体品骘。比如，他提到，苏轼“无所不学，以杜、韩为归，七言皆极工，兴趣、才力、音调无不美备，五言次之”。

第四，重视体性辨析。陈衍往往能用精要的语言，准确揭示或辨析作家作品的体格性分。比如，他指出，王维五律“有二种：一种以清远胜，一种以雄浑胜”。唐代七绝亦有两种，“一种言微旨远，语浅情深”，“一种斩截高古，即古乐府之遗”。唐代五绝，“其最工者，王右丞以自然胜，李太白以高妙胜，韦苏州以古澹胜”。有时，他还会提点不同朝代诗歌体格性分间的异同与联系：

陈代之阴铿、徐陵、张正见等，几于无对不整，无平仄不调，全体律诗矣。隋则炀帝、杨素，间有壮语。薛道衡之“空梁落燕泥”，王胄之“庭草无人随意绿”，直晚唐人名句耳。明余庆《从军行》，无名氏《送别诗》，皆盛唐名作。北朝则斛律金之《敕勒歌》、胡太后之《杨白花》外，温子升犹有古意。庾子山（信）则《对酒》一歌外，亦皆律句，而音调悲壮，故为少陵所取。

显然，这里的“晚唐”“盛唐”“古意”等，非仅朝代之别，亦就体性而言。论述唐代五律时，陈衍也说：“至杜工部则奄有众长，李太白则迥绝千古，以盛唐而上驾初唐矣。”这对钱锺书“诗分唐宋”之论，应该有所启发。钱氏在《谈艺录》中称：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严仪卿首倡断代言诗，《沧浪诗话》即谓“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云云。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

第五，能够联系技法。陈衍品评诗人诗作、梳理诗史流变，不时结合押韵、对仗、写景、抒情等的技法。比如，他评述唐代七古史，即主要从押韵着眼：

唐初七言古，莫先于“四杰”，杜工部所谓“王杨卢骆当时体”也。其体皆数联一转韵（或间以五言一二联，如骆丞之《帝京篇》），李峤、沈佺期、宋之问以下皆然。后来元、白之“长庆体”，即用其法，如白之《长恨歌》《琵琶行》、元之《连昌宫词》皆是。李公垂亦工此体。至盛唐之岑、高、王、李而稍异，或十韵八韵而始转，或一二韵而即转；多寡相间，以波澜为节奏，多矫健之笔、悲壮之音，无平铺直叙者（王、李间有铺叙者）。老杜亦然。太白则雄快宕逸，间以长短句，不守故常矣。老杜则常有一韵到底者，昌黎则几于全不转韵，开北宋诸大家之先路。此外孟浩然、元结、韦应物、刘长卿、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各有传作，均非专家。韩门则李贺以瑰奇胜，卢仝以险怪传。至于今乐府（不用古题者），则张、王与元、白并称，各饶传作，而顾况亦工此体。

用简要笔墨勾勒了唐宋七古押韵的大致线索，对押韵与诗风的关联也有所揭示，“多寡相间，以波澜为节奏”，则“多矫健之笔、悲壮之音”。

上述特点，皆基于陈衍其人乃诗坛“ 轮老手”，深会诗歌创作的甘苦冷暖。这使《讲义》虽然简略，却避免了隔靴搔痒之弊，而是深入到了中国诗学的肌理。其观点或许可商，但理路颇值得今天的文学史书写与研究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