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书·一篇

作者: 陈琳琳

这是一个学林故事,是中日老一辈学人友好交往的佳话,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一封书,为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写给王国维的信,至今国内未见言及,《王国维全集》亦未能收录。二0一九年春夏间,我常泡在东京的国会图书馆,查阅复印的珍稀资料中有狩野直喜晚年文稿《君山文》,此信就在其中。因曾撰写王国维与狩野直喜学术交往的文章,下过一番文献功夫,我大致推定此信在国内尚无引用,回国后得到确认。这封信还涉及富冈谦藏、俞樾、竹添井井、沈曾植、嘉纳治五郎、诸桥辙次等中日著名学者,既可对王国维研究、其与狩野直喜的交往提供新的补充,可多维度观察近代中日学者之间的交谊,也对日本脱亚入欧、西学大盛之际,一批汉学家的爱敬不改、矢志不移提供了有力实证。

一、来函与复信

其实国内研究者,应早就注意到王国维给狩野直喜的复信,乃因未见来函,不识端绪,便留下一连串的疑点。

狩野直喜(一八六八至一九四七)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经学和清朝学术史领域。他反对明治维新之后一味追求洋学、轻视汉学的学术风气,与内藤湖南都被视为日本近代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提倡治学的纯正立场,对中国学者和学术心怀尊重,与王国维的私交尤为密切。两人不仅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有着共同志趣,也都在近代学术变革的大潮中持守学术传统,因此彼此敬重,互为知音。

《君山文》是狩野直喜晚年自己选定的文集,编者是其弟子、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由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出版,共九卷。该书最后一卷,收入作者与中国友人的九封信,并附有吉川幸次郎的跋文:“先生尝曰四十前诗文皆不存稿,晚年有意编定,手写目录,题曰《君山文》。命青山澄斋誊录数十篇。澄斋死,其事中辍,手写目录亦似未备。有不在目录而存于箧中者,有在目录而注不必存者,今皆录之,类分为九卷。其稿或五六易,故初稿见之于他书者,辄不同。”由此可知,《君山文》收录文章,多经著者晚年修改完善,是其学术思想的完整呈现。

目前所存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之间的通信并不多,国内公开出版的王国维致狩野直喜书信仅两封,狩野直喜致王国维书信五封,内容多为相互赠书及回谢,也包括对“东方文化事业”、溥仪出宫等大事件的感慨,前人学者亦多有论述。《君山文》卷九所收这封国内未刊书信,全文如下:

静安先生执事:久疏问候,意殊怅怅,思道履佳胜,为颂为慰。此间叔翁及诸同学均无恙,但富冈君君撝客岁病痞而没,彼气体强健执事所知,而今如此,甚矣人寿之不可恃也。敝师竹添先生中年罢官,专耽著述,群经皆有会笺,身后稿本在女婿嘉纳家。嘉纳今拟先排印《毛诗》行世,顾往年《左氏会笺》之成,荫甫俞太史序之矣,故此举又欲得贵国大儒一言以饰之。思方今贵国遗老,求其风节清高、学术淹雅者,莫比沈公子培若焉。且往年公来游敝国,亲造其庐,又为名读书之楼,未为与敝师无一日之雅。若顾念旧谊,幸赐序言,则其感激不啻生者也。嘉纳现拟函请于公,并将已经刷印数页呈览,又求弟请执事以此意转达。因为先容繁琐之事累执事多矣,倘蒙俯允,幸甚!某顿首

狩野直喜在信中主要写到两件事:一是告知王国维京都大学考古学者富冈谦藏(字君撝,一八七三至一九一八)病逝之事,并感慨生命之无常;二是请王国维向沈曾植转达邀约,希望他能为日本经学家竹添井井的遗作《毛诗会笺》书序,并说嘉纳治五郎将寄上一部分《毛诗会笺》样稿。该信没有日期,但根据“富冈谦藏于去岁病逝”,可确定写于一九一九年。

王国维的回复,较早被收录于《王忠慤公遗墨》,曰:

君山先生有道:前日奉手教,并竹添先生《毛诗会笺》首册,敬悉一切。又审先生近抱鼓盆之戚,殊深惋叹。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君撝遗书除四王吴恽一书,近尚有出版否?其所藏《王子安集》《壹神论》皆不可不传之书,想先生与湖南诸公当可为之料理。世界新潮洪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说弊,非是不足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去岁弟患脚气,转地至津一月而愈。尊体感冒后想早健复,世兄淳笃,极可爱敬,现想已毕业中学、习专门矣。竹添先生书已交子培方伯,所欲作序文是否遗书总序,抑系《毛诗会笺》一种之序?请示为感,专肃静候。

真情络绎,文化忧虑与真知灼见亦有所流露,实为王国维的一封重要书信。八年后的一个夏日,王国维在昆明湖沉水自尽,震惊学术界,论者或以为是其对儒家文化的献祭。而在这封回信中,则表达了他对中华道统终会大行于天下的自信,此亦王国维和狩野直喜共同的价值坚守。

王国维提到已将《毛诗会笺》首册转交沈曾植。请沈曾植为《毛诗会笺》作序,是狩野直喜写信的主要目的,但《毛诗会笺》序言最后的作者却并非沈曾植,而是另一位中国学者江瀚。为厘清其中的缘由和经过,更详细了解围绕竹添遗作,两国学人的具体交往,我继续查阅相关资料,以期还原这一交往事件的概貌。

二、沈曾植与竹添井井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在信中提到的竹添先生,即竹添光鸿,通称进一郎,号井井,早年因《栈云峡雨日记》出名,晚年专攻中国经学。竹添井井曾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系,与狩野直喜的导师岛田重礼并称东大“汉学双璧”,故狩野直喜敬称其为师。《毛诗会笺》是竹添研究儒家经学的重要著作,与其《左氏会笺》《论语会笺》合称“三会笺”。其中《左氏会笺》出版较早,请得中国经学大家俞樾先生作序。竹添井井于一九一七年去世,逝前将《论语会笺》《毛诗会笺》书稿交给女婿嘉纳治五郎等人,嘉纳治推动遗书出版事宜,并辗转拜托沈曾植为《毛诗会笺》写序,或也可以推测乃竹添先生之遗愿。

沈曾植( 一八五0至一九二二),字子培,以学术和诗词闻名于中日学界,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与柯劭忞并称南北大儒。《清史稿》称其“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沈曾植晚年在书法上造诣深厚,自创一体,受到日本学界和收藏界的推崇。邀请他为《毛诗会笺》 作序,更是因为两人的深笃情谊。狩野直喜信中所言沈曾植“亲造其庐,又为名读书之楼”,发生在一九0六年秋天,清朝学部组织十六省新任提学使出洋考察,沈曾植也在其中,十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通过嘉纳治五郎的引介,沈曾植专程拜访了辞官隐居的竹添井井。那时的竹添已辞官蛰居十余年,出版了经学著作《左氏会笺》,在中日学界颇有影响。众所周知,竹添井井晚年才开始以“独抱楼”为号,却鲜有人知这一名号的来历。狩野直喜此信,称“又为名读书之楼”,证实正是在那次拜访时,沈曾植应邀为竹添的书斋题名“独抱楼”。一九六0年日本《乡土文化》刊载《醒堂先生的学问和诗文》一文,对沈曾植拜访竹添并为其书斋命名的事也有记载,可为佐证。

竹添井井欣然接受沈曾植所拟“独抱楼”之号,所内蕴的应是指面对学术文化转型潮流的坚持和守望,是对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深刻认知,亦表达了沈氏对竹添在欧风美雨中“独抱”汉学的感佩尊敬。六年后,沈曾植有诗《寄日本竹添井井》:

海水天风浩荡中, 抱经高阁屹榑东。

十年槎客归来梦, 一□诸天变灭空。

稷下尚闻尊祭酒, 河汾无地著王通。

神徂圣伏宁无感, 稽首河间老贯公。

诗人面对国内巨大的社会变革,忧虑传统文化及中国文人所面临的危机,思及自身,再次赞叹竹添井井甘做“河间老贯公”,“独抱”中国经学研究的醇儒情怀。

除将这首诗寄赠竹添井井本人,沈曾植还在诸桥辙次来访时重书题赠,而诸桥前来拜访的目的,也为邀请他撰写《毛诗会笺》的序言。诸桥辙次(一八八三至一九八二)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第二代优秀的汉学家,因编撰《大汉和辞典》而蜚声中日学界。竹添所遗之《毛诗会笺》手稿,就是经他数年整理,才得以印刷。据《游华杂笔》记载,诸桥辙次分别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两次拜访沈曾植。一九一八年是诸桥辙次第一次游历中国,在上海期间曾拜访王国维,并经王国维介绍拜望了沈曾植。当谈到竹添井井时,诸桥辙次把其遗作的一些誊稿呈上,这位老人曾陷入短暂的沉默,仿佛在回忆往昔岁月。那次拜访时,沈曾植还谈到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话题一度涉及年轻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漠视,以及日本政界对汉学的一无所知,忧虑“中日同文”,终将发展为“日英同文、中英同文”。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诸桥辙次因《毛诗会笺》序言再次造访沈曾植,沈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追忆往事竟泪流不止。这位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学术老人,拖着病体又写下十年前赠给竹添井井的那首诗,并于诗后写下一段题记:“此余壬子岁避乱沪上寄井井先生诗也。时友人方□邀东游,已而中止,而先生未几亦逝,独抱楼中不得再奉颐言矣。诸桥仲苏,先生高第弟子,访余海日楼,属《毛诗会笺》序文,病榻□载,书此奉教。宣统辛酉五月沈寐叟书。”表达了对坚守汉学研究的老一辈日本学者的尊敬,也有对年轻一辈汉学家的鼓励。

三 、江瀚的《毛诗会笺》序言

从一九一九年狩野直喜给王国维写信,到一九二一年诸桥辙次抵沪拜访,都是请沈曾植为《毛诗会笺》作序,但因种种原因,几位日本汉学家属意的沈曾植并未成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另一位学者江瀚所撰序言。

江瀚(一八五七至一九三五)为近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京师大学堂代校长、礼制馆总纂等。一九二0年四月,《毛诗会笺》于东京出版,卷首有江瀚所作序言,曰:

往者余游日本,与先生失之交臂,迨去春重至东京,则先生已归道山。晤先生之女夫嘉纳治五郎校长,语及先生遗著,其《左传会笺》已刊行,尚有《毛诗会笺》《论语会笺》二书。嘉纳君将先取《毛诗会笺》续印以传,属余作序,越年乃为序之。余对兹编既自愧荒□,尤于吾国今日经学之衰,不能无感云。民国九年二月

江瀚的两次赴日,第一次在一九0五年,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由江苏巡抚端方推荐到日本考察教育;第二次赴日在一九一九年春,任民国总统徐世昌的顾问,主要是为了考察日本政治体制,见到嘉纳治五郎并接受作序之邀。江瀚虽与竹添井井素无交往,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顾问,又是著名经学家,身份和声名都非常适合为《毛诗会笺》作序。江瀚也心怀“吾国今日经学之衰”的殷忧,遂应允嘉纳治五郎的邀约。《毛诗会笺》出版后,再加上其子江庸的原因,江瀚与日本学界的接触渐多。

《君山文》卷九,也收录了一封狩野直喜致江瀚的信件:

叔海先生有道:久仰盛名,无由进见,及谬充东方文化委员,与哲嗣翊云先生同事,知其濡染家学渊源有自,向往弥切,乃荷惠赐大著数种,今又奉到《实学》一册,感甚谢甚。窃思执事治诗主传笺,而与经旨明相反者乃以三家补之,博采所及,不废紫阳,是其体大思深,比之夫姝姝自悦专守一家、宁背孔孟讳言毛郑之失者,相距不啻天渊矣。洛诵再四,敬佩无已。某尝有志用力于此经,但才识驽下,苦门径无入,倘他日有缘得通刺大师之门,举平生疑滞而质焉,其乐何如也?幸勿吝教之,临楮莫任神驰。

因信中有“谬充东方文化委员,与哲嗣翊云先生同事”一句,可知写信时间在一九二四年前后。时值日本因被迫退还庚子赔款筹办“东方文化事业”,狩野直喜作为日方委员代表,与中方实际负责人、江瀚之子江庸联系较多。“东方文化委员会”的运营受日本政府控制,遭到当时中国学界的激烈抵制,但一部分中日学者却在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达成共识,狩野直喜、江庸,也包括江瀚等,为促成此事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江瀚为竹添井井《毛诗会笺》撰写序言一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在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狩野直喜致函王国维,为前辈学者的著作转托求序,呈现的是学人之间的互相敬重,从中也可观察到大变革时代的学术持守和声气相应。这种纯粹而亲切的学术联系,正出于欧风美雨中的“独抱”精神,是一种薪火传承、遗世独立的典范存在。百年前的世纪之交,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再是东方强国,但依旧是文化大国,伴随大量新材料被发现,传统学术引发世人瞩目。一方面,探险盗掘者接踵而至,以庚子赔款返还之名,试图毁弃中国文化者不在少数,国宝掠夺和文化侵略的目的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内蕴的魅力,让海外汉学家愈发重视,“一战”后西方知识群体思想的迷茫,亦使一些学人转向东方,寻找精神治愈。在那个“新知”和“旧学”并存的时代,有像王国维一样的国内坚守者,也有像狩野直喜一样的海外汉学家,他们的交流交往是学术的,也是携带着真挚感情的。

王国维逝后,狩野直喜闻讯痛伤,作七律《哭王静安》二首:

皇舆何处卜前程,愁绝东南鼙鼓声。万里烟尘伤故国,千年伦纪奈苍生。忠魂有恨随流水,野鸟无心弄晚晴。三复遗书空叹息,老天惟合鉴精诚。

夙将朴学老儒林,供职南斋霜鬓侵。无策匡时臣力尽,欲谋辟世主恩深。湖山不改千秋色,忠义长留一片心。忆到燕都谈艺日,断肠海外少知音。

长歌当哭,一片至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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