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书·一篇

这是一个学林故事，是中日老一辈学人友好交往的佳话，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一封书，为日本汉学家狩野直喜写给王国维的信，至今国内未见言及，《王国维全集》亦未能收录。二0一九年春夏间，我常泡在东京的国会图书馆，查阅复印的珍稀资料中有狩野直喜晚年文稿《君山文》，此信就在其中。因曾撰写王国维与狩野直喜学术交往的文章，下过一番文献功夫，我大致推定此信在国内尚无引用，回国后得到确认。这封信还涉及富冈谦藏、俞樾、竹添井井、沈曾植、嘉纳治五郎、诸桥辙次等中日著名学者，既可对王国维研究、其与狩野直喜的交往提供新的补充，可多维度观察近代中日学者之间的交谊，也对日本脱亚入欧、西学大盛之际，一批汉学家的爱敬不改、矢志不移提供了有力实证。

一、来函与复信

其实国内研究者，应早就注意到王国维给狩野直喜的复信，乃因未见来函，不识端绪，便留下一连串的疑点。

狩野直喜（一八六八至一九四七）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经学和清朝学术史领域。他反对明治维新之后一味追求洋学、轻视汉学的学术风气，与内藤湖南都被视为日本近代中国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提倡治学的纯正立场，对中国学者和学术心怀尊重，与王国维的私交尤为密切。两人不仅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有着共同志趣，也都在近代学术变革的大潮中持守学术传统，因此彼此敬重，互为知音。

《君山文》是狩野直喜晚年自己选定的文集，编者是其弟子、中国学界所熟悉的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由京都中村印刷株式会社印刷出版，共九卷。该书最后一卷，收入作者与中国友人的九封信，并附有吉川幸次郎的跋文：“先生尝曰四十前诗文皆不存稿，晚年有意编定，手写目录，题曰《君山文》。命青山澄斋誊录数十篇。澄斋死，其事中辍，手写目录亦似未备。有不在目录而存于箧中者，有在目录而注不必存者，今皆录之，类分为九卷。其稿或五六易，故初稿见之于他书者，辄不同。”由此可知，《君山文》收录文章，多经著者晚年修改完善，是其学术思想的完整呈现。

目前所存王国维与狩野直喜之间的通信并不多，国内公开出版的王国维致狩野直喜书信仅两封，狩野直喜致王国维书信五封，内容多为相互赠书及回谢，也包括对“东方文化事业”、溥仪出宫等大事件的感慨，前人学者亦多有论述。《君山文》卷九所收这封国内未刊书信，全文如下：

静安先生执事：久疏问候，意殊怅怅，思道履佳胜，为颂为慰。此间叔翁及诸同学均无恙，但富冈君君撝客岁病痞而没，彼气体强健执事所知，而今如此，甚矣人寿之不可恃也。敝师竹添先生中年罢官，专耽著述，群经皆有会笺，身后稿本在女婿嘉纳家。嘉纳今拟先排印《毛诗》行世，顾往年《左氏会笺》之成，荫甫俞太史序之矣，故此举又欲得贵国大儒一言以饰之。思方今贵国遗老，求其风节清高、学术淹雅者，莫比沈公子培若焉。且往年公来游敝国，亲造其庐，又为名读书之楼，未为与敝师无一日之雅。若顾念旧谊，幸赐序言，则其感激不啻生者也。嘉纳现拟函请于公，并将已经刷印数页呈览，又求弟请执事以此意转达。因为先容繁琐之事累执事多矣，倘蒙俯允，幸甚！某顿首

狩野直喜在信中主要写到两件事：一是告知王国维京都大学考古学者富冈谦藏（字君撝，一八七三至一九一八）病逝之事，并感慨生命之无常；二是请王国维向沈曾植转达邀约，希望他能为日本经学家竹添井井的遗作《毛诗会笺》书序，并说嘉纳治五郎将寄上一部分《毛诗会笺》样稿。该信没有日期，但根据“富冈谦藏于去岁病逝”，可确定写于一九一九年。

王国维的回复，较早被收录于《王忠慤公遗墨》，曰：

君山先生有道：前日奉手教，并竹添先生《毛诗会笺》首册，敬悉一切。又审先生近抱鼓盆之戚，殊深惋叹。一别四五年，师友皆入老境，而维亦至中年，死生聚散之感，往往有之。君撝遗书除四王吴恽一书，近尚有出版否？其所藏《王子安集》《壹神论》皆不可不传之书，想先生与湖南诸公当可为之料理。世界新潮洪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折，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说弊，非是不足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去岁弟患脚气，转地至津一月而愈。尊体感冒后想早健复，世兄淳笃，极可爱敬，现想已毕业中学、习专门矣。竹添先生书已交子培方伯，所欲作序文是否遗书总序，抑系《毛诗会笺》一种之序？请示为感，专肃静候。

真情络绎，文化忧虑与真知灼见亦有所流露，实为王国维的一封重要书信。八年后的一个夏日，王国维在昆明湖沉水自尽，震惊学术界，论者或以为是其对儒家文化的献祭。而在这封回信中，则表达了他对中华道统终会大行于天下的自信，此亦王国维和狩野直喜共同的价值坚守。

王国维提到已将《毛诗会笺》首册转交沈曾植。请沈曾植为《毛诗会笺》作序，是狩野直喜写信的主要目的，但《毛诗会笺》序言最后的作者却并非沈曾植，而是另一位中国学者江瀚。为厘清其中的缘由和经过，更详细了解围绕竹添遗作，两国学人的具体交往，我继续查阅相关资料，以期还原这一交往事件的概貌。

二、沈曾植与竹添井井

狩野直喜和王国维在信中提到的竹添先生，即竹添光鸿，通称进一郎，号井井，早年因《栈云峡雨日记》出名，晚年专攻中国经学。竹添井井曾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系，与狩野直喜的导师岛田重礼并称东大“汉学双璧”，故狩野直喜敬称其为师。《毛诗会笺》是竹添研究儒家经学的重要著作，与其《左氏会笺》《论语会笺》合称“三会笺”。其中《左氏会笺》出版较早，请得中国经学大家俞樾先生作序。竹添井井于一九一七年去世，逝前将《论语会笺》《毛诗会笺》书稿交给女婿嘉纳治五郎等人，嘉纳治推动遗书出版事宜，并辗转拜托沈曾植为《毛诗会笺》写序，或也可以推测乃竹添先生之遗愿。

沈曾植（ 一八五0至一九二二），字子培，以学术和诗词闻名于中日学界，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与柯劭忞并称南北大儒。《清史稿》称其“兼综汉、宋，而尤深于史学掌故”。沈曾植晚年在书法上造诣深厚，自创一体，受到日本学界和收藏界的推崇。邀请他为《毛诗会笺》 作序，更是因为两人的深笃情谊。狩野直喜信中所言沈曾植“亲造其庐，又为名读书之楼”，发生在一九0六年秋天，清朝学部组织十六省新任提学使出洋考察，沈曾植也在其中，十月二十四日抵达东京。通过嘉纳治五郎的引介，沈曾植专程拜访了辞官隐居的竹添井井。那时的竹添已辞官蛰居十余年，出版了经学著作《左氏会笺》，在中日学界颇有影响。众所周知，竹添井井晚年才开始以“独抱楼”为号，却鲜有人知这一名号的来历。狩野直喜此信，称“又为名读书之楼”，证实正是在那次拜访时，沈曾植应邀为竹添的书斋题名“独抱楼”。一九六0年日本《乡土文化》刊载《醒堂先生的学问和诗文》一文，对沈曾植拜访竹添并为其书斋命名的事也有记载，可为佐证。

竹添井井欣然接受沈曾植所拟“独抱楼”之号，所内蕴的应是指面对学术文化转型潮流的坚持和守望，是对中国传统学术价值的深刻认知，亦表达了沈氏对竹添在欧风美雨中“独抱”汉学的感佩尊敬。六年后，沈曾植有诗《寄日本竹添井井》：

海水天风浩荡中， 抱经高阁屹榑东。

十年槎客归来梦， 一□诸天变灭空。

稷下尚闻尊祭酒， 河汾无地著王通。

神徂圣伏宁无感， 稽首河间老贯公。

诗人面对国内巨大的社会变革，忧虑传统文化及中国文人所面临的危机，思及自身，再次赞叹竹添井井甘做“河间老贯公”，“独抱”中国经学研究的醇儒情怀。

除将这首诗寄赠竹添井井本人，沈曾植还在诸桥辙次来访时重书题赠，而诸桥前来拜访的目的，也为邀请他撰写《毛诗会笺》的序言。诸桥辙次（一八八三至一九八二）是明治维新后日本第二代优秀的汉学家，因编撰《大汉和辞典》而蜚声中日学界。竹添所遗之《毛诗会笺》手稿，就是经他数年整理，才得以印刷。据《游华杂笔》记载，诸桥辙次分别在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二一年两次拜访沈曾植。一九一八年是诸桥辙次第一次游历中国，在上海期间曾拜访王国维，并经王国维介绍拜望了沈曾植。当谈到竹添井井时，诸桥辙次把其遗作的一些誊稿呈上，这位老人曾陷入短暂的沉默，仿佛在回忆往昔岁月。那次拜访时，沈曾植还谈到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迁，话题一度涉及年轻学者对传统学术的漠视，以及日本政界对汉学的一无所知，忧虑“中日同文”，终将发展为“日英同文、中英同文”。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六日，诸桥辙次因《毛诗会笺》序言再次造访沈曾植，沈的身体已经非常衰弱，追忆往事竟泪流不止。这位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学术老人，拖着病体又写下十年前赠给竹添井井的那首诗，并于诗后写下一段题记：“此余壬子岁避乱沪上寄井井先生诗也。时友人方□邀东游，已而中止，而先生未几亦逝，独抱楼中不得再奉颐言矣。诸桥仲苏，先生高第弟子，访余海日楼，属《毛诗会笺》序文，病榻□载，书此奉教。宣统辛酉五月沈寐叟书。”表达了对坚守汉学研究的老一辈日本学者的尊敬，也有对年轻一辈汉学家的鼓励。

三 、江瀚的《毛诗会笺》序言

从一九一九年狩野直喜给王国维写信，到一九二一年诸桥辙次抵沪拜访，都是请沈曾植为《毛诗会笺》作序，但因种种原因，几位日本汉学家属意的沈曾植并未成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另一位学者江瀚所撰序言。

江瀚（一八五七至一九三五）为近代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京师大学堂代校长、礼制馆总纂等。一九二0年四月，《毛诗会笺》于东京出版，卷首有江瀚所作序言，曰：

往者余游日本，与先生失之交臂，迨去春重至东京，则先生已归道山。晤先生之女夫嘉纳治五郎校长，语及先生遗著，其《左传会笺》已刊行，尚有《毛诗会笺》《论语会笺》二书。嘉纳君将先取《毛诗会笺》续印以传，属余作序，越年乃为序之。余对兹编既自愧荒□，尤于吾国今日经学之衰，不能无感云。民国九年二月

江瀚的两次赴日，第一次在一九0五年，任江苏高等学堂监督兼总教习，由江苏巡抚端方推荐到日本考察教育；第二次赴日在一九一九年春，任民国总统徐世昌的顾问，主要是为了考察日本政治体制，见到嘉纳治五郎并接受作序之邀。江瀚虽与竹添井井素无交往，但作为中华民国总统顾问，又是著名经学家，身份和声名都非常适合为《毛诗会笺》作序。江瀚也心怀“吾国今日经学之衰”的殷忧，遂应允嘉纳治五郎的邀约。《毛诗会笺》出版后，再加上其子江庸的原因，江瀚与日本学界的接触渐多。

《君山文》卷九，也收录了一封狩野直喜致江瀚的信件：

叔海先生有道：久仰盛名，无由进见，及谬充东方文化委员，与哲嗣翊云先生同事，知其濡染家学渊源有自，向往弥切，乃荷惠赐大著数种，今又奉到《实学》一册，感甚谢甚。窃思执事治诗主传笺，而与经旨明相反者乃以三家补之，博采所及，不废紫阳，是其体大思深，比之夫姝姝自悦专守一家、宁背孔孟讳言毛郑之失者，相距不啻天渊矣。洛诵再四，敬佩无已。某尝有志用力于此经，但才识驽下，苦门径无入，倘他日有缘得通刺大师之门，举平生疑滞而质焉，其乐何如也？幸勿吝教之，临楮莫任神驰。

因信中有“谬充东方文化委员，与哲嗣翊云先生同事”一句，可知写信时间在一九二四年前后。时值日本因被迫退还庚子赔款筹办“东方文化事业”，狩野直喜作为日方委员代表，与中方实际负责人、江瀚之子江庸联系较多。“东方文化委员会”的运营受日本政府控制，遭到当时中国学界的激烈抵制，但一部分中日学者却在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达成共识，狩野直喜、江庸，也包括江瀚等，为促成此事起了很大的作用，也建立起更密切的联系。江瀚为竹添井井《毛诗会笺》撰写序言一事，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在近代中日学术交流史上，狩野直喜致函王国维，为前辈学者的著作转托求序，呈现的是学人之间的互相敬重，从中也可观察到大变革时代的学术持守和声气相应。这种纯粹而亲切的学术联系，正出于欧风美雨中的“独抱”精神，是一种薪火传承、遗世独立的典范存在。百年前的世纪之交，积贫积弱的中国不再是东方强国，但依旧是文化大国，伴随大量新材料被发现，传统学术引发世人瞩目。一方面，探险盗掘者接踵而至，以庚子赔款返还之名，试图毁弃中国文化者不在少数，国宝掠夺和文化侵略的目的显而易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内蕴的魅力，让海外汉学家愈发重视，“一战”后西方知识群体思想的迷茫，亦使一些学人转向东方，寻找精神治愈。在那个“新知”和“旧学”并存的时代，有像王国维一样的国内坚守者，也有像狩野直喜一样的海外汉学家，他们的交流交往是学术的，也是携带着真挚感情的。

王国维逝后，狩野直喜闻讯痛伤，作七律《哭王静安》二首：

皇舆何处卜前程，愁绝东南鼙鼓声。万里烟尘伤故国，千年伦纪奈苍生。忠魂有恨随流水，野鸟无心弄晚晴。三复遗书空叹息，老天惟合鉴精诚。

夙将朴学老儒林，供职南斋霜鬓侵。无策匡时臣力尽，欲谋辟世主恩深。湖山不改千秋色，忠义长留一片心。忆到燕都谈艺日，断肠海外少知音。

长歌当哭，一片至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