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过江”的三种可能

2022年全国新高考Ⅰ卷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选文是冯至的历史小说《在江上》，取材于历史传说“伍子胥过昭关”和“渔夫拒剑”。

其中，“过江”一节是选文的核心所在。船行江中，渔夫和伍子胥两人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展开，小说的张力便由两人不同的内心世界的呈现形成：

一个整日整夜浸在血的仇恨里，一个疏散于清淡的云水之乡。他（伍子胥）看那渔夫摇橹的姿态，他享受到一些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柔情。往日的心总是箭一般地急，这时却唯恐把这段江水渡完，希望能多么久便多么久，与渔夫共同领会这美好的时刻。

渔人不知所渡者为谁，伍子胥也知道自己的过去与将来都与对面的渔人无关。两个完全不同的人，出现了极短暂的“同框”，且以“不相干”的方式实现一人对另一人生命的干预。此为这篇小说值得细读的地方——属于生命体验的范畴。

而在创作方面，此文鲜明的特色在于小说对历史传说的改编和再创造——作者将原传说中拒剑自杀的“义士”，改成了“江上的人，要这（剑）有什么用”的普通渔人。所以试卷上该阅读题的最后一道题就依此设置了一个考查任务：

渔夫拒剑是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渔夫是一位义士，明知伍子胥身份而冒死救他渡江，拒剑之后，更为了消除伍子胥的疑虑而自尽。本文将渔夫改写为一个普通渔人，这一改写带来了怎样的文学效果？谈谈你的理解。

这样的设题是典型的因文设题，因料设点，是很好的素养测评形态，其背后的逻辑是“比较阅读”。它还原了一般人阅读作品时的真实反应——同一个故事有其他不同讲法，不同在哪里？这种不同的讲法显示了作者怎样的表达意图？就如同我们看电视剧《水浒传》，自然会发现，与原著相比，电视剧出现了很多改编或删减，我们也自然会想，为什么要进行这些改动。

以上是对考题设题方式和意图的分析。笔者还想到另一个问题：伍子胥过江的故事有没有第三个版本？

目前所见的版本是两个：一个是古代传说中的“作为义士而拒剑自杀的渔夫”，一个是冯至《在江上》中的普通渔人。冯至突出表现的是“江上的人，要这（剑）有什么用”——渔人也根本不识伍子胥，他们各自生活于自己的世界，毫不相干。

如果有第三个可能的版本，也许是这样的——伍子胥过江后，担心自己行踪被人泄露，于是主动杀了渔夫。因为确定不会开口的只能是死人。

价值观在作品中表现为作者的表达意图，可由此来分析以上几种版本：“义士拒剑”，突出的是“义”，是传统文化中被奉为上品的个人品格，如《赵氏孤儿》中公孙杵臼、程婴的行为即典型；“普通渔夫”的人设，突出的是人性、人情，追求人生的淡泊和灵魂的摆渡。前者是对传统缺乏新意的表达，后者则显示了冯至的独到观念。

但如果是第三种，即伍子胥杀人灭口呢？从事理上来说极有可能，且比“义士自杀”更有可能。这样一来，就构成了另一个主题——历代很多所谓的大人物，往往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其光辉的人生常常以牺牲普通人的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当然，这种故事不符合文化传统中普通民众对大人物的认知——人们更愿意把声名显赫的大人物神化、圣化，看不到其光环背后的罪行，不愿相信自己才可能是连名字也留不下、连血痕都没有的蝼蚁。

再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更有可能”的推测成立，而“义士自杀”的版本却最为流行，原因何在？大概是后人出于某种维护目的，刻意把伍子胥杀人灭口篡改成别人为他而死——既可以强化大人物受人敬仰的形象，又能宣扬为大人物去死是“义举”，以此收“教化”之功——很多历史叙事所持的都是这种套路和机心。

笔者由此联想到寒食节的由来：重耳为报答介子推，请其出山，竟至于放火烧山。最终，介子推死于重耳之手的事实就不再是重点，重点成了重耳是出于“好心”，是个有情有义的“主公”。历史有很多“诡异发生学”，虽不合情理，但不妨碍人们乐于去宣扬和相信，于是“教化”便成。

从一个故事的不同讲法中可见作者的不同意图。试卷上的考题，虽只涉及故事的两种可能，但也已算是群文阅读以及基于群文的考查——有关批判性思维的培育，确实是个好形式，可以让人想想更多的可能。※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