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李零先生回家(下)
作者: 渠敬东五
车子从平遥向东,爬越了太岳山,穿过一个叫分水岭的地方,便进入了潞安盆地。按照唐晓峰先生的说法:“中国最早的国家‘秋实’集结在晋南豫西地区”(唐晓峰:《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也就是说,“晋南是中国古代北部‘人文边际’地带的最南端”,即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一线,是理解夏文化的关键之地。
唐晓峰曾引用王克林的说法,认为在滹沱河至晋中一带,“多半是狩猎、畜牧为主而兼营农业”,在晋南和晋西南地区,“则多半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与畜牧业”。这种情形,说明彼时此地已构成两大族群,北面的族群“可能是属狄(翟)族及其先世”,南面的族群“似可视为中原华夏族或其支系的先世”(王克林:《山西考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由此,南北经济和文化之间的拉锯,构成了国家形态之起源的刺激点,这是陶寺遗址所揭示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理机会”,也是中国文明构造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属性。
李零在《滹沱考》中,曾引用过《礼记·礼器》中的讲法:“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他说,这里的恶池即是滹沱,祭河必先祭滹沱,说明山西此地确实非常重要,“凡北方民族南下,或从山西向华北平原东进,都要与中原诸夏争夺这条河流”。不仅如此,他还通过古地理、古文字和古文献的考证,指出古以滹沱为名者,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北、陕西、甘肃和宁夏境内,“滹沱”、“肤施”(肤虎,或虑虒)、“亚驼”这些名字,都与之有关,皆分布于北纬三十六至三十八度的范围里。先生猜测,“滹沱”是北方民族南下在农牧过渡带留下的一串地名,是胡汉交接地带的核心区域。更为重要的是,“朝那、要册湫、岐阳是个倒三角形”,从宋代出土的《诅楚文》看,这里是秦汉西系山川祭祀和神巫祭祀的重地(参见《秦汉祠畤的再认识》)。
在滹沱河、汾河、沁河以及清漳河和浊漳河构成的这一黄河流域里,农牧兼容、狄夏交错、胡汉杂糅,难怪先生说他的祖先“说不定是从贝加尔湖来的”。而且,从交通的角度看,武乡就位于此地自古以来的两条古道中,即从太原,经太古、祁县、武乡、沁县、襄垣到长治的这一支上,民国时期的白晋铁路以及今天的208 国道,走的也是这条“绿色走廊”。在驰行的车子上,先生迫不及待地摊开地图,建议我们沿着这条古道直达武乡,只可惜,现代的高速公路太发达了,司机师傅哪里肯屈就他,只顾着带着我们在笔直的G 字头公路上飞奔……
到了武乡县城,我们歇了脚,吃了饭,便前往距县城二十五公里的监漳村,那里有会仙观和应感庙。会仙观就坐落于农舍之间,是晋东南地区金代建筑的代表作之一,敕封碑立于三清殿前,说明其曾经有过的高贵地位。主殿台基高峙,斗栱厚重疏朗,形制古朴严整,气调非同凡响。特别是台阶前的两棵软枣树,笔直地挺立着,树身光滑无丫,顶梢枝叶繁盛,宛如两支椽头大笔,古风犹在。据说,当年八路军就曾驻扎在这里,抗大师生在附近的五龙山上开荒生产,观里的老道士把豆角切成细丝,再放上面条在锅里焖煮,给战士们吃,叫作“炉面”(齐心:《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
而应感庙,就在五龙山上。我们穿过田地,跨过小溪,再攀爬一段山谷间的小路,便到了崖口。这是一座百姓求雨的龙王庙,如今已是空空荡荡。正殿为五间六椽悬山顶,懂建筑的专家曾盛赞过这里的柱头铺作,是一跳精美的大插昂,特别是廊下的那座宣和年款的仁泽侯碑,说明眼前的建筑就是真真切切的北宋遗存!如今,像会仙观和应感庙这样的“国保”(国宝),就这样散布在武乡的田野乡间,那曾得到敕封的道观神庙,就隐没于山间疯狂生长的玉米和杏树丛中,不露一点声色,仿佛历史的尘埃。
山中丹井今无恙,为吊南弃谢自然。
偶然间,我从网络上发现了一首宋代士人方信孺的诗,恰以《会仙观》为题,似乎道出了古今相近的心境。
傍晚时分,我们到了叫作“故县”的地方。今天的故县不是“县”,只是一个小山村;可当初,故县就是武乡的县城,是被日本人烧毁的,城墙的残垣断壁还在。故县有名,一是出于“古”,这里可是传说中石勒出生的地方,这位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缔造者,武力统一北方,一度以淮水为界,与东晋分庭抗礼。我们站在北原山新修的高台上,眺望“石勒出生”的谷地,黄土累积并冲刷而成的沟壑纵横交错,绿油油的庄稼闪着光,依然满是生机。
故县的另一个名声,则出于“今”,这里是很多八路军干部的故乡,村里的老人跟我们讲,当年县城里单是参军入伍的人数,就有五千之众。晋东南到处遍布着八路军抗战纪念馆,足见三晋的山河大地中,总有层出不穷的志士,石勒的故事,想必也种在每个百姓的心里,才会有与山河同在的气象。在这里,我满脑子都是随想,一会儿闪出的是《亮剑》里八路军和鬼子们的血战场景,一会儿则想起做历史研究的父亲曾说过,我们渠姓或许与很早的羯族有关,难道“羌渠部”的“渠”,真的是我的血脉之源?这猜想可真是太过刺激了!
从东边的“石勒寨”,穿过整个村子,我们来到西边的西沟垴。根据《大地文章》里的说法,当地的“垴”,就是用石块垒护崖壁的高台;垴上是普济寺的遗址,如今只有北魏遗存的“丈八佛”孤零零地伫立在那里。这高达四米的立佛,是“文革”中村民们重新立起来的,可惜方向弄反了,面朝北向。晚风吹拂着到处蔓生的刺槐,远处的公路上奔跑着一辆辆运煤卡车,唯有这尊丈八石像,身披红黄相叠的帔风,映照在夕阳的余光下。石佛的头饰尚存有华美的造型,只是其面部却几经风雨,风化斑斑,层层脱落,依稀可辨出原来的笑容模样。
六
我们的行程,距离北良侯村越来越近了。不过,先生的老家好比一个圆心,我们要在不同的圆圈中看够了好物,才会向圆心聚集。
涅河,古称涅水、甲水,是浊漳北源的一级支流;涅河南岸,属于沁县的地界。一九五九年,在南涅水村洪教院后的荒丘上,出土了七百六十多件石刻,多为造像塔的构件,从北魏到北宋,分布于各个时期。距离这座荒丘仅百米处,有一座歇山顶式的单体古建筑—水阁凉亭。这所亭子四面环水,未见有桥通入,殿宇娇小,古朴而轻灵,泉水汩汩,供奉着观音。而洪教院原是毁于兵火的弘教寺,因金代后期得到重建,才被敕封为“洪教之院”,硕大的匾额古风犹存。这里,金元时期的建筑特征尤为明显,用材粗犷:檐下的斗栱几乎未经规整,硕大的原料榫卯搭建,一看即是北方民族的气质风貌,浑然而不觉。先人对于山水的理解,就在这一阁一院之中。
一个地方的历史越多,越是层累的,就越是有无限的可能性。山西留给人的想象空间真是太大,就在涅河北岸的故城大云寺,也有着北齐的精彩造像,甚至宋代治平元年敕赐庙额的牒文中,都有着赵概、欧阳修、曾公亮和韩琦的署衔。如今,在武乡县文管所的库房里,三佛殿的三件北朝佛头竟赫然并排存放着,足以想见当初的盛况。此外,北齐河清四年的造像碑还保存完好,记载着供养人“上为皇帝陛下、臣僚百辟,保命休延、寿同河岳”的愿念。可以说,涅河南北两岸的石刻造像,恰恰处于从平城(云冈)到洛阳(龙门)的地理交通处,而且,南岸多为民间造设,北岸则有着官式造像的特征,均为北魏王朝南迁背景下的佛教遗迹,其研究上的价值,是怎样估量都不为过的。
后来,在离开北良侯村的第二天,我们又沿着平顺一线,走了原起寺、天台庵、淳化寺、大云院和龙门寺。据说,山西一半的“国保”在长治,而长治一半的国宝在平顺,这一次,我们也只看了三分之一。在平顺,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唐代建筑——天台庵,此前,曾有多位建筑学家对天台庵的断代给出学术意见。有人认为,弥陀殿的建筑制式颇类似五台南禅寺正殿,是中国仅存的四座完整的唐代建筑之一;有人认为,弥陀殿的三高比例与五台佛光寺大殿相似,为晚唐建筑无疑;有人则认为此殿为五代遗构。二0一四年,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对天台庵进行总体勘察和修缮,在弥陀殿的脊榑混融替木间发现了“长兴四年九月二日”的墨书,后在东南翼角的飞子上发现有“大唐天成四年建创立,大金壬午年重修,大定元年重修,大明景泰重修,大清康熙九年重修”的墨迹,于是,晚唐的年代便成定论了。
建筑的术语我是看不懂的,只能复述别人的讲法,可建筑的格局和韵味,似可体会一二。天台庵的出檐真是美!檐是单檐,没有一丝繁复的欲念,也不期待要去表现些什么,唯有最简洁的线条,才是“定慧双修”的“止观”。檐角,是三条最自然朴实的线的会聚,大幅度地上挑,不随着重力下垂,也不人为般地上卷,如人的双臂或鸟的双翼渐渐展开,延伸,舒缓,一点儿也不刻意,却也一点儿不随便。据说,佛殿的琉璃脊饰是金代重修时的物件,屋顶的灰筒瓦和琉璃鸱吻,也并不显得夸张,说明古老的风范依然存续,没被褫夺。
佛殿的殿身也是简洁极了。古人用极简的方法,似乎是要传递出“真空妙有”之境,一切都举折平缓,一切都随顺自然,想必“圆融”的本义即在于此吧。天台庵的美,还在于它独造的环境:佛殿的木门和窗棂简简单单、素素净净,山石铺陈的平台不大,两边种着槐和柏,郁郁葱葱的;院子里侧立的唐碑,则斑斑驳驳,难以辨认。这似乎意味着:一切流常,一切都不过是时间的印迹,或长或短,皆是永远。
这一路,我们看得很多,也多少有些蜻蜓点水,却足可感受到,涅河两岸的寺庙群以及北朝的石窟与石刻,多集中于大同到洛阳的古道两旁。正像先生说的那样:“大同的佛教艺术,无论南传,走太原—洛阳的古道,还是东传,走黎城—邺城的古道,都以这一带为枢纽。”(《大地文章》)若推至上古商周时期,从稍大的范围看,“太行山,山之表为商,山之里为黎,上党与河内互为表里,正好在山的两侧”(同上)。武乡文管所,还藏有多件商周青铜器残件,说明此地的历史可追溯得很远。而秦灭六国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羊头山以南,由此可见上党一地,总是关乎统一中国的大事。
我常想,若无这层层叠叠的历史的养育,先生何以对中国的文史有如此昂扬的兴趣。周灭商,秦灭六国,中古时期佛教的传布与民族的融合,甚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太行山上发生的故事,都化作了先生的学问家园;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从来不曾以单一学科的视角进入他的眼界。细绎之,只因为他的故乡,从来都是以古今一体的方式呈现的,这种大地上的文章,生长在山岗、田地和草木里,相互连成一片,从来不曾被人为地分割过,先生的学识,也是一样。
或许,理解一个人的家乡,不应局限于他的血缘、地缘或业缘,而更像是海德格尔所说的那种此在的“因缘”,以及由此组建的“在之中”的世界。在那里,坍塌的城垣、风蚀的造像、飞挑的檐角,或是字迹模糊的碑刻,都像是平常的住屋和衣食那样,如流淌的血液,注入一个人的生命里,形塑成他的心灵和精神,无法磨灭。
七
先生的老家北良侯村,看起来再普通不过了:黄土的岗,砖砌的房错落地分布在山坡上。可进村没走几步,便有座古庙现于眼前,匾额上写着“福源院”,“国保”的碑识赫然而立。真是村小庙大!这座“福源院”,先生曾多次向我提起,也讲过去年如何成为国保单位的曲折故事,那种自豪感,像是孩子在游戏里打了胜仗一样。可既然到了家门口,我们当然顾不得参观别处,而直着向先生的老宅奔去。
“老宅,东西向,前后两个院,前院塌了。后院,只剩西楼和北房,楼房右边的窑洞和南房也塌了,门楼上的匾还在,四个大字:名高千古。”这是先生在《回家》中的文字。就在此时,当我想用精确的语言来复原这座老宅的最初印象时,怎样都不如先生的这段文字清晰晓白。只是,如今的老宅已然不“老”,几年前,先生和他堂兄出钱请亲戚们重修,亲戚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把老屋建成了二层小楼,瓷砖墙,玻璃门窗,不锈钢栏杆锃光发亮,先生笑称为“港式装修”。
院子里人头攒动,亲戚们忙着生火做饭,村里人围观,还有县里的领导上来握手寒暄。大名人回乡,跟过节一样。先生挨个介绍他的亲戚朋友,表哥、堂妹和村中的晚辈。他们只顾笑着,不多言语,来回忙着招待大家。老宅不住人,像是个小型陈列馆,可陈列的照片和实物,着实与学者李零没有丝毫关系,只有先生三岁时与家人的合影挂在墙上,那副聪颖倔强的神情,与今天没什么两样。
在当地,先生的父亲李逸三,实在是太有名了:一九二七年,他年仅二十一岁就入了党,参加广州起义,头部中弹,后赴湘鄂苏区加入红军;战役失联后,回到武乡成立中共武乡县委,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建立第一个抗日根据地,后蔓延至整个上党地区;“文革”中成为“黑帮”,“文革”后创办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革命中他两次被捕入狱,二00三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