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明现代化建构中的一个小插曲

摘 要：中日之间的交往，从文字史来看，朝鲜半岛是最重要节点。汉传佛教最开始的东传，朝鲜半岛举足轻重，几无任何一地可以替代。但是，近世日本对西方文明的感受比中国和朝鲜更敏感，或者说东亚文明的重建是从日本和中国开始的。本文从朝鲜近世的崇儒、排佛和抑西活动，观察曾由中华文化为核心建构的东亚文明在现代化建构中的一个插曲：守旧与革新，即守旧的衰退和革新的前行。

关键词：东亚文明；近世朝鲜；黄德壹；《拱白堂集》；崇儒排佛抑西；全球史

一

东亚文明，从根或质上看，是由中华文明的先儒后释、释儒混合为核心建构起来的。除汉字外，汉传佛教在这之上建构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汉传佛教的历史看，朝鲜半岛是汉传佛教向东传播的重要节点和支点。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在东亚文明史构成中，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按照内藤湖南在《平安时期的汉文学》一文的说法，最早在平安时期即公元8世纪至公元12世纪，日本文化才在汉文化的“刺激”下发展起来。[1]之前，日本钦明天皇即位第十三年（公元552年）十月，百济[2]明王首次向日本进献金铜迦佛像一尊和经论、幡盖等物。更早些时候，继体天皇十六年（公元522年）梁朝的司马达等来到日本，宣传佛法，建草堂安置佛像。30年后即百济明王送佛像时，正值司马达归化日本30年（后称日本造佛师之祖）。两件事皆表明，一水路一陆路，汉传佛教来到了日本。此后，佛教三宝（佛像、佛经、僧人）通过百济、高丽不断传至日本。百济的寺工、炉盘工、瓦工、画工也来了日本。至推古天皇（554—628）后期，日本已经建有46座寺庙，僧、尼高达1300多人。在日本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圣德太子（574—622）早年就跟高句丽来日高僧慧慈学佛。当然，慧慈的学问与智慧来自中土的隋。慧慈教导圣德太子“大隋官制完整，国势强盛，笃信并保护佛法”。仅此一语，可见，朝鲜半岛在东亚文明或汉字文化圈的建构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于汉传佛教（也包括汉文化的其他部分）东传日本时所起到的桥梁作用。

寺庙、佛像和僧人“三宝”从此在日本生根开花。今天立有圣德太子像的法隆寺（始建于公元607年）就是圣德太子所建。从此，不断有唐（包括后来的宋、明）僧人远赴东瀛传法。尤其是鉴真东渡，寺庙在日本蔚为大观。《重新发现日本——60处日本最美古建筑之旅》（［日］矶达雄等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一书里，与佛教相关的国宝级古建筑就有许多处，最著名的当是鉴真和尚留下的唐招提寺。镰仓大佛也是其中之一。镰仓大佛，是日本古都镰仓的象征。佛像建造于南宋淳祐十二年、日本建长四年（1252年），其衣饰的褶皱和线条，简洁流畅，完全是宋人风格。笔者于2020年游日本时，除仔细端望了这尊宋式大佛外，还认真在此写生了这尊大佛，以示对两宋高标文化及其东传日本的敬意。铃木大拙在其《禅与日本文化》里叙述镰仓时，有一重要的观点：“从理论上讲，禅与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关联。只要是宗教，其使命都含有普遍性，其适用范围未必限于国民性方面，但从历史角度看，它受到了偶发事件和特殊化的影响。”[3]铃木大拙所说的偶发事件和特殊化指的是，南宋朱熹的理学传入日本，对日本禅宗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即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南宋被北边的强势民族欺负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按照铃木大拙的意思，于是日本参禅者“欣喜地接受了一切与禅相伴随的东西”。镰仓时期（1185—1333）是日本从上古到近古的重要发展时期。日本近现代重要史家村上专精的扛鼎之作《日本佛教史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叙述了两宋尤其是南宋时完全成熟且影响巨大的禅宗，从陆路（朝鲜半岛）和水路（扬州、泉州）传入日本再由日本本土化的历史，特别指出宋人高僧西蜀（今重庆市涪陵区）道隆禅师（1213—1278）对日本禅的杰出贡献。日本建长四年（1252年），作为镰仓禅寺的开山鼻祖道隆入住建长寺（今镰仓五大禅寺之首）。而镰仓大佛正是1252年建成的。禅的日本本土化和理学的传入，加快了日本对唐宋特别是对两宋文化的学习、借鉴、融会，加快了儒学佛学日本化的进程。

在日本的镰仓时期，朝鲜半岛的一大佛教盛事，就是高丽陕川（今韩国东南部的庆尚南道，与日本隔海相望）海印寺的“八万大藏经”的出现。此版共有木雕版81258张，6780卷，收藏经1496部。从1236年积16年时间伐木、制版、雕刻、印行，浩瀚庞大。朝鲜半岛的这部“八万大藏经”，或许仅次于“蜀藏（蜀印大藏经）”。“蜀藏”于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敕令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刻印，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历时12年。“蜀藏”刻板多达13万块或说已毁于战火，无一留存；但现代佛学、版本学大家吕澂（1896—1989）曾说，得益于蜀版释藏，“自后，丽、丹、闽、浙诸刻皆导源于此”。不管怎么说，“八万大藏经”的8万块雕版却在韩国保存完好，这还是值得欣慰的。

二

不过，在18世纪，汉传佛教不仅在朝鲜半岛失却了昔日光彩，而且抑佛崇儒成了朝鲜王朝思想文化近世走向衰退的标识。从黄德壹的《拱白堂集》[4]，可窥此事。

黄德壹（1748—1800），号拱白堂，朝鲜王朝（1392—1910）中后期人，早年受母亲基督教信仰影响，后随朝鲜王朝后期著名政治家、理学家安鼎福（1712—1791）学“礼”，从此潜心致力于礼学研究；生前亲编《拱白堂集》。《拱白堂集》主要是黄德壹转写的经书与纬书，也有独立见解的文字。文集一开始写了三章。其一，“汉唐宋诸子”，说儒家诸子；其二，“释家”，说释家在中国的源流及宋儒对释家的评论撮要；其三，“西学家”，说基督教在中国传入源流及批判。作为一个致力于“礼”研究的儒者（或理学家），“汉唐宋诸子”不足700字，“释家”和“西学家”的字数大致相当，各约2500字。

在“汉唐宋诸子”里，黄引朱熹语，称“儒教自二帝三王，述天理、顺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礼之道”（《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五），并引伸说：由此，“后世圣贤遂著书立言，以示后世”。述完这层意思后便讲与儒“修正”或“对着干”的流派：“老子唱其端，列御寇、庄、周、杨朱之徒和之”，又说与儒教的“异端之学，老子为首”。黄此述此讲，将先秦诸子归于儒家一尊。这种思想源于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即史称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于这种儒教道统，黄将“释家”和“西学家”一并打入异端便不足为奇了。

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在记述儒教时，虽然提及“一公三子”的“周公”“孔子”“孟子”“韩子”，但是对“一公三子”的著述、行迹几乎没有消息，反而在记述佛教的2500字里作为批驳佛教为异端的论据，引的全是宋儒语录（暂且放在后面叙述）。我们先看黄对佛教西来中土简史的记述：

佛理，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遭秦火湮灭。楚后，张骞使西域，闻有浮屠之教。哀帝时，博士弟子使尹存时授浮屠经（刘案，据《魏略·西戎传》载，应为景庐转述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国未之信。后汉明帝夜梦金神，以问于朝。传教以佛对，帝遣中郎蔡愔、秦景等使天竺求之，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像并典。沙门摄磨腾竺法兰东还，以白马负经，因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雍门西以处之。魏黄初中，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晋太始中，竺法护西游诸国，大得佛经，至洛翻译。佛教东流，自此而盛。

佛教约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的今印度半岛东北部。佛教流布，大约分南传、藏传和汉传三支，而以“汉传佛教”对后世最有影响，可以说中国佛教典籍的丰富在全世界当算第一。今说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佛教”主要以汉传佛教而论。汉传佛教如张文所说，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末（西汉哀帝）到公元1世纪初（东汉明帝）由张骞凿空的西域之路（即后来所说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土。佛教自西来后，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6世纪（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进入本土化即中国化时期。禅宗从达摩祖师（？—536）到六祖惠能（638—713）两百年间的出现与兴起，完成了汉传佛教的中国化。汉传佛教东传之始，大约从十六国时期的公元4世纪中后期，前秦苻坚（338—385）遣使派僧到处于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时期的朝鲜半岛的高句丽。有史记载第一位到朝鲜的中土高僧叫阿道法师。公元375年，高句丽王小兽林王（371—384年在位）因佛教从中土传入，专门修建了肖门寺、伊弗兰寺。两寺的修建，可以看成是汉传佛教东传朝鲜半岛的标志。朝鲜的肖门寺、伊弗兰寺与筑于公元1世纪的洛阳白马寺（公元68年）相比，约晚了整整三百年。大约相同时期，百济王朝于枕流王元年（公元384年）迎入东晋高僧摩罗难陀，仿照中国佛寺，在汉山州（今韩国大首尔地区）创建佛寺并由此大兴佛法。佛教传入朝鲜三国最晚是新罗时期，于公元5世纪初由高句丽传入。但不久之后，佛教却在三国之中的新罗最盛。至此，汉传佛教覆盖了整个朝鲜半岛。随后，汉传佛教，一由陆路朝鲜，一由水路东海，于公元6世纪初传入日本。推古天皇三年（公元595年），高句丽高僧惠慈（与百济高僧惠聪一道）东渡日本传法，史称“三论宗”的“开山祖师”。推古三十三年（公元625年）高丽高僧慧灌传法日本，史称“日本空宗”的始祖。尤其是惠慈造就了圣德太子的不凡业绩，在公元7世纪初始建（再建为7世纪中后期）盛大宏伟的法隆寺，于是各地也“纷纷建造寺院”[5]。可以看到日本汉传佛教一开始就达到了一个高峰。

汉传佛教，即以汉字为文本的中国化佛教（汉传佛教在唐代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或中国化的佛教），对日韩起着重要影响，又以中国化的“禅宗”向东延伸与拓展。由此向更东的地方传播，先朝鲜、后日本，特别是鉴真（688—763）东渡传法，完成了汉传佛教在佛教史上的重大变革。以汉语佛教两个外来词举证：先说“佛”。东汉许慎（58—147）《说文解字》篆字作，释“见不审也。从人弗声”，此“佛”作“若似”（仿佛）讲，与佛教之“佛”无关。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汉文典》录“佛”也无“佛陀”之义。佛教传入中国兴建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之间。据考，“佛”作为外来词，见晋袁宏（328—376）《汉纪三·永平十三年》：“西域天竺国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也，将以觉悟韦生也。”，“佛陀”，见6世纪中期成书的《魏书·释老志》：“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谓净觉。”佛、佛陀为梵文Buddha〔′bʊdə〕的音译。佛陀、佛为音译，意即“净觉”（即觉自觉他觉圆满）。“佛”传到日本后作“仏”或“仏陀”“仏教”等。其实，日语中的“仏”，在唐时汉语书写里亦作“仏”。敦煌变文抄卷中，“佛”多写作“仏”。如藏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盈字七十六《目连变文》、云字二十四《八相变文》、台北“傅斯年图书馆”188104《妙维摩手记》等，“佛”皆作“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周绍良等编《敦煌变文集补编》里按原件抄录的变文，“仏”照录，没有按现在的“佛”改动。日语中的“仏”是汉字在唐时“佛”的“俗写”。再说“禅”。《说文解字》录“禅”，篆字作，释“祭天也”。《康熙字典》“又代也。禅让，传与也”。此字原义与佛教无关。佛教西来后，“禅”才成为佛教话语的重要词汇。“禅”为梵语“禅那（梵语Dhya^na或巴利文语Jha^na）”的汉字音译的简称。“禅那”，见唐天竺高僧般剌蜜帝的《大佛顶首楞严经》（公元705年）“一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禅”见成书于6世纪初的《洛阳伽蓝记·景林寺》：“寺西有圃，多能奇果，春乌秋蝉，鸣声相续。中有禅房一所，内置只洹精舍。”

关于“禅”，必须多说几句。英文里的“禅”并非中文“禅”音的“Chan”，而是汉传佛教日本化后的日文“禅”的“Zen”发音。这是由于近世日本更早地接近西方所致。The Oxford Dictionary（《牛津词典》在线）没有汉字“禅”相应的英文对译。Collins Dictionary（《柯林词典》在线）主条收日文“禅zenn”，同时收录了“Ch'an”。《柯林词典》收“Ch'an”，释三义：1.此为美式英语（In American English）；2.此为汉语（Chinese）词汇；3.“Ch'an”同日语Zen。从这里可以看到，虽然“Zen”是英文词汇“禅”的主脉，但随着中国文化的当代影响，英文里“禅”已经有了汉字“禅”的“Chan”发音和拼写了。这一现象，表明了中华文明史和东亚文明史于当代重写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