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与新疆

摘 要：在王蒙文学艺术馆建馆10周年之际，王蒙、艾克拜尔·米吉提、陈晓帆等以“王蒙与新疆”为题举行座谈，从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王蒙对新疆青年作家的影响和培养、民族团结、学习语言、西域与中原文化的融合等五个维度，回顾王蒙16年的新疆生活。这段生活对王蒙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对生活真实和人性真实的展现，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这边风景》；维吾尔族；伊犁；民族风情

关于民族团结

王安：下面我们进入第三个话题，就是民族团结。这个环节由王蒙老师主讲，讲他的一些亲身体会。我先讲两个小故事作为引子。

1990年10月，我陪同王蒙部长访问新疆，先到乌鲁木齐，再去伊犁，再去南疆到了喀什，到了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到乌鲁木齐以后，王蒙部长看望了一些故旧，也包括一些老领导，还特意去看望了维吾尔族诗人克里木·霍加的遗孀。我父母在乌鲁木齐，王部长就放了我的假，让我回家看看。许多新疆的领导和朋友陪同看望，陈晓帆的父亲陈柏中先生也在，当时的情形还是他告诉我的。克里木·霍加的夫人没有想到丈夫去世后王蒙会来看望她。她抱住王蒙大哭不止，十几分钟停不下来。这里有失去丈夫的悲痛，也有王蒙看望带来的感动。她把克里木·霍加生前最喜爱的一条领带赠送给了王部长。当天晚宴，王蒙非常郑重地系上了这条领带，并说明它的来历。

1991年，从新疆伊犁巴彦岱来了两位维吾尔族农民，一个是老支书阿西木，一个是一只眼失明并塌陷的年轻人卡力。他们来北京一是看望王蒙，二是想给卡力安装假眼。王蒙部长把接待的任务交给了我，嘱咐我如何安排他们的吃住行和参观。经过一番咨询，我才知道医院不负责安装假眼，安装假眼是假肢厂的事儿。他们差不多逗留了一个月，最后给卡力配上了假眼（配了两个，一个备用），小伙子礼帽一戴，还真精神。临走之前，王蒙部长在家里为这两位巴彦岱乡亲饯行。我按部长指示在外面订了烤鸭，还请了艾克拜尔·米吉提和东方歌舞团的舞蹈家阿依吐拉及她的先生作陪。艾老师，你还记得这事儿吗？

艾克拜尔：记得很清楚。

王安：有意思的是，老支书非常认真地说，这次来北京，看到了王蒙，看到了天安门，非常高兴，能不能见见江泽民总书记呀？回去以后也好跟乡亲们说。我们大家面面相觑，觉得可能性很小，干脆说没有可能。但王蒙部长并未一口回绝，而是拿起红机（保密机）给国家民委主任司马义·艾买提打电话，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司马义主任不在，此事只好作罢。

从这两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王蒙对新疆的特殊情感。在一个媒体采访的场合，他一句“新疆各族人民对我恩重如山！”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王蒙：1963年夏末秋初，我参加了中国文联在北京西山举行的一个读书会，在读书会上认识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我当时说我愿意到地方上去，因为我当时结束了北京郊区的劳动，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书，还分了房子，但找不着感觉了。当时，每天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我只能“革”我自己的命呀！

领导们都表示欢迎我到他们那里去，一个是甘肃，一个是江西，一个是新疆。我立刻决定去新疆，我觉得去新疆呢，表现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坚持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团结，这点我没有感到困难。然后我给我爱人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都没有几分钟，她也同意了全家去新疆。我到了新疆，对新疆有一种新鲜感，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二十九岁了，想起毛主席说的，要经风雨，见世面。我非常热爱新疆，新疆的歌曲不一样，房子不一样，乌鲁木齐的房子红的绿的花的什么样儿的都有，觉得特别好玩儿。我跟各族人民在一起，感觉好奇。

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天天在宿舍读我挑选的维吾尔语的书，我读维吾尔语的《毛泽东选集》。我还自学过俄语，所以我对维吾尔语翻译的苏联文学作品也蛮有兴趣，这是真的。另外呢，我现在很难设想，如果“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北京会是什么样子，能够在新疆伊犁农村度过那个非常时期是我的幸运，所以我对新疆各族人民，包括对新疆有关领导都心存感恩。1965年，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紧，新疆文艺界的领导林渤民、刘萧芜，也包括王安的父亲王玉胡等同志安排我到新疆比较富裕的伊犁地区劳动锻炼，我很难想象出一个比这更好的安排了。到伊犁后，还安排我担任了红旗人民公社第二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直到今天一些新疆的老同志见到我，还称呼我王大队长。

有个新疆驻京办事处主任，一见到我还是说，王大队长，你好！我还有这个光荣的称号。个别胡子已经很长的人见到我，搂着我哭，一边叫着大队长，一边哭。有个女社员已经儿孙满堂了，也是这样，见面就抱着我哭。我也请他们吃过饭，感觉非常亲切。这体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欣赏，都是铁哥们儿。我还将一些维吾尔族青年的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如《奔腾的伊犁河上》。

在特殊的年代我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也能心心相通，相互理解。有一次，一个维吾尔族医生和一个维吾尔族党校教员请我喝酒，医生还是“反修医院”的一个主任医师。他从白大褂里掏出一瓶医用酒精，兑上水请我们喝。我说酒精兑水不能喝，医生说，我喝过许多次了，没问题。三人就这么喝起了兑水酒精。医生忽然一拍桌子说：“你们知道他是谁吗？（指我）他是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斯大林同志曾亲自在克里姆林宫向他颁奖。”这话把我吓死了，急忙向他解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是周立波和丁玲，获得斯大林和平奖的是宋庆龄，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医生和教员却依然言之凿凿地说：“你说的这些人我们不认识，我们只知道你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得了就得了，没什么好怕的。”我告诉你，维吾尔族人很重视政治正确，当时中苏关系非常坏，不能说我是列宁奖金获得者，列宁奖金呢，是赫鲁晓夫搞的，他们只能说我是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说明我跟现在的苏联修正主义没有任何的瓜葛，也没有受到他们的青睐。醉意中有清醒，荒唐中透露出善意、幽默与智慧。所以，一提起新疆，我就感恩。一到新疆，一听到维吾尔语我就兴奋。包括我夫人单三娅老师也说，“你一说到维吾尔族，感觉又出来了一个王蒙，忽然又出来了另外一种感觉，觉得我又回到了胜利路邮电局，又闻到了莫合烟的味道，于是，原来忘记的那些维吾尔语的词汇，一下子全都想起来了。”人生有这种经验，我觉得也很快乐。

那个克里木·霍加的夫人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因为我们在一个院子住，她平时是对人比较冷的那种。我去看她，没想到她会大哭不止。

关于学习语言

王安：王蒙先生学习维吾尔语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他说过，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片天空。陈晓帆是作家出版社外文编辑部的原主任，我们请她谈谈学习语言的体会。

陈晓帆：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是一个英国作家写的一个印度人的故事，叫《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翻译出版以后，王蒙老师看到了。书的译者并没有署我自己的真名，用的是笔名，他居然读了那本书。然后有一次说起那本书，他说，我一看就像新疆人翻译的，就是里头用“啥”的那个字眼特别多，他说只有在新疆生活过的人才会这么用，他对语言的感觉和把握特别敏锐，说得我很不好意思。

王蒙：印度人写的吗？

陈晓帆：英国人写印度的。

王蒙：叫什么来着？

陈晓帆：《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王蒙：是你翻译的？

陈晓帆：是，翻译的时候我是很投入的，但实际生活中，我面子薄，不敢说（英语），不好意思说。在国外工作时逼着你说，回国以后，接触少了，许多词汇也就忘记了。上次写苏菲的那个作者来讲学，说英语，他是挪威人。第一天交流我觉得很困难，过了两天就好了，我陪了他差不多一周。我觉得学英语、学外语，需要主动进攻，不断地去找时间，不断地去接触，不断地重复才行，一放下就忘了。我要向王蒙老师学习。学习语言，年龄不是障碍。

王安：谢谢晓帆！下面我们请艾老师说说这方面的体会。你是哈萨克族作家，哈萨克语是你的母语，你普通话讲得这么棒，汉语的修养比我们都厉害，你两个孩子英语也都非常好。

艾克拜尔·米吉提：其实以前我一句汉语都不会说，哈萨克族以前长孙归爷爷奶奶带，从一岁到七岁都在爷爷奶奶那里长大。在牧区，到了七岁之后，我父母觉得应该让孩子上学啊，先把我送到俄语学校，我父亲说，你一定要学一个大的语言，只有讲大的语言，你才能和世界沟通，走向世界。我不懂他的意思。然后父母把我送到斯大林中学（后来变成七中的那个学校，现在没有了）。到那儿以后，招生办的人说，你有苏侨证吗？我父亲说没有，没有的话那就不能上啊，我们只接收有苏侨证的人家的孩子。我父亲很无奈，就送我到十五小，十五小是一个汉语学校。招生老师说，我们从来没收过少数民族孩子，送到民族学校去吧。我母亲汉语还行，原因是1949年，解放军一到她那个县，就把她招到县委工作，和四个女兵住在一个房间，这四个女兵全是湖南人，我母亲就和他们住在一起，开始和他们学汉语，结果学的是一口……

王蒙：湖南话。

艾克拜尔·米吉提：是的。1952年新疆又组织了一个牧区代表团，我母亲是代表团成员，在内地参观了差不多一年。1953年1月1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在怀仁堂还接见了我母亲一行。一年的参观造就了她的汉语。她给那两个招生的老师说，我这个孩子很聪明，要把他收下，收下他会学会的。那两位老师说，那就考一下吧。他们指着黑板上方的五张领袖像，问我他们的姓名，上面五个领袖像，我只说出了第一个是毛主席。又让我数1到10，我连1都数不出来，更别说从1数到10了。又给我看一些图片，问我是什么，我用哈萨克语说“公鸡”，我母亲让我用汉语说，我说我不知道。两位老师说，你这孩子我们收不了。我父母就请求道，我们晚上回去给他补习，明天早上你们再考，他一定会。见我父母如此诚恳，那两位老师就同意了明天让我再试试。我父母把我带回家，母亲教我用汉语从1数到10，一个晚上，我基本倒背如流。然后区分哪个是公鸡，哪个是母鸡。领袖毛主席、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五个人的名字都记住了。第二天，我父母又把我带到十五小，还是那两位老师考我。他们说，那你从1数到10吧，我数了1、2、3、4、5，到6卡住了，说不出来，脑子一片空白。公鸡倒是说出来了。认五个领袖像，我还是只认毛主席，其他人说不出来。两位老师说不行，你这孩子不行，回去吧。紧接着我父亲说话了。我父亲不会说汉语，用哈萨克语说，我母亲给他当翻译。我父亲说，周恩来说了，中文要走拉丁化方向，原来想到那时再学汉语。我父亲是医生，他学过拉丁语。他表示现在你们把我的儿子收下，我发誓要和他一起学好汉语。那两位老师感动了，最后，就把我收下了。

我学汉语有三个月的哑巴期，张不开口，和同学们见面都是用微笑和眼神来交流，三个月后我才开口说汉语。我父亲真的和我一起学汉语，我上四年级的时候，他已经可以给那些汉族学生用汉语讲内科学了。语言是难学，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四年的学习，我父亲掌握了汉语汉字。我是从一张白纸开始学语言的，但是我有一个助力，到四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一个星期要读一部长篇小说，还要写读书心得。到今天我也对我的这位班主任老师心存感激，要不是她这样“逼迫”的话，我就不会在小学的时候，能读一百部长篇小说。后来很久，直到现在，我都是吃的这个老底子。读小说开始很难，我很理解现在很多青少年有厌读症。我那两个儿子，我书房里的书，他们大学毕业都没动过，所以我后来下决心捐给了我老家，建了一个我的书院。

后来我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开始重视学习文学理论，读哲学，获得了新的启示。那会儿没有电脑，读一本书自己做笔记摘录，把最精彩的部分摘记下来。就这么学，这么积累。当年不是又遇到了王老师吗？他把我当作家的理想点燃了，一步一步走来，最后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学刊物《中国作家》主编。回忆过往，我觉得个人努力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社会的公平和我们党的伟大，让我这样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最后掌管一个国刊。我对党和国家心生感激。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都是心里话。

多学一门语言，多一条生路。我小儿子会四五种语言（大儿子也会几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一次，他说央视想要派人去伊拉克，作伊战十周年的采访，水均益要带着他一起去，但他还有两天正面临传媒大学硕士生的面试，笔试已经通过，所以他犹豫要不要去。我对他说，孩子，考硕士的事可以放一放，这次不行，将来再考。但这次赴伊采访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在那里可以听到枪响，一个男人没有听到过一声枪响，是没有定力的，你去，孩子。于是他就去了。学习阿拉伯语是他在北大附中上学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对我说，学校开了门阿拉伯语课，问我要不要去听？我说肯定要听啊，孩子，多一种语言，多一条生路。他去学了三个月阿拉伯语，因为当时是高三，面临高考，学校把阿拉伯语课停了。这次到伊拉克以后，他去采访，有一次被AK-47步枪顶到胸口上，还有一次被手枪顶在太阳穴上，他来了一句阿拉伯语：Salao Malikim（真主赐福与你），持枪的人回了一句：Walikim Salam（真主也赐福与你），就直接放行了，这是真事儿。学习三个月的阿拉伯语，在前线发挥了作用。他三岁开始学英语，伦敦口音、纽约口音，都讲得很流利。他两次作为中法青年领袖代表团成员到法国演讲，还有一次作为中美青年领袖代表团成员到美国演讲，都是用英语。后来他一直在国外跑，作新闻采访。语言通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就多了，心灵的距离就拉近了。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中“民心相通”很关键，民心相通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鲜活的文学、艺术、音乐、舞蹈、绘画、电影、电视，甚至是体育、医学，包括中医，这些走出去了，人家就会理解中国人，欣赏中国人，欣赏中国文化。所以语言在“一带一路”的交往中，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大背景下，有绝对的优势。学习语言，还是要向王蒙老师学习，到新疆他自学了维吾尔语，改革开放后，四十多岁了，还自学了英语，而且学了就用，现在他能自由地用英语与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