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复初书法研究

摘 要：顾复初先生为四川近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只是当前缺乏对顾复初书法的系统研究，诸多珍贵作品散见于博物馆而不曾公开，甚至连顾复初的生卒年月也存在争议。这些与其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严重不符。这里首次面向大众公开成都博物馆馆藏顾复初书法《重建大慈寺记》。《重建大慈寺记》书写于1880年，顾复初本人生卒年应为1812年至1894年，其楷书以虞世南、赵孟頫为本，又博取诸家；其隶书师法《夏承碑》风格，继承多于创新；行草书碑帖兼容，别具一格。

关键词：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四川书法史；雪堂和尚

一、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书法研究的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四川书坛，顾复初、张之洞、包弼臣、颜楷、赵熙、吴之英、余燮阳、公孙长子、林思进、余中英等，构成了当时四川文坛与书坛重镇，繁花似锦，争奇斗艳。这种文脉延续至今，深刻影响着四川书法史的发展。当时四川学界，值得一提的是流寓成都的江南名士顾复初先生。他是嘉庆进士、广东学政顾元熙之子，先后做过成都将军完颜崇实，四川总督吴棠、丁宝桢、刘秉璋等人的幕僚。他精诗词、绘画、书法、文章。何绍基任四川学政时，慕其才学，邀其入蜀，协助阅校试卷。[1]四川各地名胜景点，可见顾复初先生的楹联、匾额、题咏等墨迹，基本体现出顾复初的文化艺术成就。他书法艺术水平虽然很高，但学界对其的研究大多停留于诗文、楹联、匾额上，如《记顾复初在四川的一些楹联、题咏》[2]、《清代文人顾复初及其诗歌研究》[3]。可以说，目前尚未形成顾复初书法艺术的真正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对于这样一位曾流寓蜀中四十余年、在四川书法史上颇有影响的一代江南名士，这实为憾事。

鉴于此，笔者以顾复初书法研究文献史料为线索，以新见顾复初书法《重建大慈寺记》[4]（图一）为视角，对其书法风格予以探讨并给予定位，以期引起学界讨论。

成都博物馆所藏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迄今未见正式公布。基于四川书家群研究视角，笔者对其的研究，当具有两方面价值：一是首次公布顾复初书法作品《重建大慈寺记》，挖掘了四川书法研究新材料；二是首次公布文本内容《重建大慈寺记》，增加了巴蜀文化尤其是巴蜀佛教文化研究新内容。

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书法作品的首次公开，开启了对顾复初书法的全面深入研究。其意义，一是在重写文明史与重塑文明观视域下，以地域书法史研究推进中国书法史研究，《重建大慈寺记》由此成为书写四川书法史的新内容与新材料；二是以此为契机，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书法名家系列研究引向纵深，为巴蜀文化的传承发展开出新路子。

二、顾复初生卒年考辨

顾复初生卒年月，学界众说纷纭，主要如下：

张帆编《顾复初》记载，顾复初出生于清嘉庆五年（1800年），卒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成都画院刊登《顾复初书法三则》，记载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5]重庆工商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清代文人顾复初及其诗歌研究》附《顾复初年谱简编》记载：“顾复初，生于公元1813年（嘉庆十八年），卒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王子壮《记顾复初在四川的一些楹联、题咏》记载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6]蒋维明在《明清巴蜀人物述评》中记载：“顾复初卒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终年82岁。”[7]冯修齐《龙藏寺雪堂和尚与文人士大夫的交游》一文中涉及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8]冯修齐在相关研究中多次说明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9]《成都市志》：“顾复初（1812—1894），字子远，又字乐馀，号幼耕，一作幼庚、道穆、听雷居士，又号罗曼山人，晚号潜叟，亦作静廉居，寓居自署小墨池山馆，江苏长洲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顾复初在成都逝世，终年82岁，葬新繁镇龙藏寺附近”。[10]

由是观之，顾复初生卒年尚未在学界成为共识。搞清楚顾复初生卒年，对审视顾复初在巴蜀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为顾复初研究提供详细文献，具有现实意义。比较上述观点，笔者以为，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要相对可靠些。这是因为：

（一）关于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的记载有成都画院院刊、王子壮关于顾复初研究的记载、蒋维明关于明清时期巴蜀人物述评研究、顾复初玄孙张帆关于高外祖父生卒年更正。[11]这反映出认可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在学界呈普遍趋势。

（二）目前，在赞成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的学者中，蒋维明主要致力于巴蜀历史人物和文学研究。《明清巴蜀人物述评》扉页显示，该著作系巴蜀文化研究中心项目资助成果。王子壮生前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历任馆员和现任馆员都是文史领域卓有成就者，在文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比如历任馆员中的谢无量、冯灌父、刘东父、刘孟伉等，现任馆员中的侯开嘉、冯修齐、黄宗贤、苏园、田旭中等，皆是享誉全国的书画名家或文史大家。

（三）顾复初玄孙张帆也为顾复初生卒年为1812—1894年提供了力证。根据张帆口述准确信息，顾复初系张帆高外祖父，张帆系顾复初玄孙；张帆外婆为孙玉慈，孙玉慈外公为顾复初。此家族谱系说明张帆为顾复初直系亲属，同时也证明张帆对顾复初生卒年证实的可靠性。

（四）《成都市志》作为成都地方志官方文献，对历史文化名人考证具有一定权威性。

所以，基于当下顾复初研究成果、顾复初研究学者身份、顾复初在成都亲属谱系、《成都市志》对其生卒年记载四个方面综合判断，顾复初生卒年应为1812—1894年。

三、《重建大慈寺记》书写年代考辨

笔者目前收集到两种《重建大慈寺记》图片资料。一是成都博物馆藏顾复初墨迹《重建大慈寺记》图片资料，二是成都大慈寺藏顾复初《重建大慈寺记》拓片（图二）图片资料。

这两个版本的《重建大慈寺记》，笔者都对内容进行了句读。通过比较，这两件作品内容大同小异。为了研究顾复初书法和《重建大慈寺记》书写年代，这里特将成都博物馆藏《重建大慈寺记》全文句读录下，并与大慈寺所藏《重建大慈寺记》内容进行异同比较：

重建大慈寺记。吴郡顾复初撰并书。大慈寺者，唐朝遗刹也。海眼在焉，铜像接引，佛背有“永镇蜀眼李冰铸”七字篆文。及石牛埋地中者，皆古迹也。旧志载：“寺基凡千亩，院九十六区，屋八千五百间。其中街衢交午，列肆盈千，百货隐赈，四民接踵，向题震旦弟一禅林。遭明季张献忠之乱，毁于兵燹，百不存一，佛像皆陷土中，大者露处巍然。国朝康熙间，或覆以屋，卑陋湫隘，其他或夷为路径，或废为农圃，其有屋者，或割为编户，或改为他庙宇。”予昔尝制其处，则委巷短术，湢灶溷厕，龌龊汙秽，交错其间，几无置足处。询之故老，云“尝有宰官居士，欲谋恢复，卒以难而止”，为拊心浩叹者久矣。

一日重过其处，则殿宇崔巍，郎庑周整，四围墙垣颇树，虽在草创，规模具备，异而询之，则新都宝光寺真印禅师粪出修建之力也。禅师予故识之，及是肃然进礼，咨其始末。盖禅师昔立宏愿，誓兴此寺，锱铢积累，聚数十年之蓄，有白镪二万金，已尽糜于是焉。既以收赎，接引殿价逾三倍，而居主犹婪索不已，屡爽厥约，诸无赖助之，遂致搆讼叶州牧庆荣。李大令希邺、叶观察毓荣与予商，乞完颜文勤公平其事，且蠲訾焉，事于今日。已而明日寺邻不戒于火，延烧百余家，火及寺垣，辄反风㫄煽，寸椽片瓦无伤者。

先是，奸民悍夫多方龁，蜚语狎至，逯睹斯异，翕然悚惕。咸息厥喙，且以焦土尽归之。寺禅师于是鸠工庀材，先成接引殿，阅年成臧经楼，又阅年成列肆三百廛。赋于人，取其息，供兴造之用，又阅年，成山门客堂。其徒真诚主之，盖所费又不啻三万金焉。夫此寺之废历二百余年而得禅师。禅师又积数十年之力而成今日之举，及其事之垂成，复迭出其险阻，经几委曲而后就此可知，志为气率，而神亦相之也。

予复忆囊有僧悟成，欲建此寺，介陆通守㙨就予谋，予以僧非其人拒之。乃禅师近在只赤，初未相闻，而终乃相成，殆有因缘存其间者，故为之记，以诒之至真诚，欲尸祝予辈于功德林，则非予之所敢知也。

右记作于同治庚午，越十年光绪庚辰，含澈师请勒之石，爰更沾缀数语书之。时禅师已入涅盘，受衣钵者为圆光方丈，能继其志，而真诚复辅之。谓予师所修寺：彭县隆兴，华阳河池，郫县义林、东林，新都白马、王家楼等。然精力寔萃于是，当为中兴大慈寺弟一代祖。予亦以师坚定诚笃，深入佛智，复能茹苦任劳，建是功德，生平所见诸大德，以师为最。故勉从其请，而补述其性行如右云，复初又记。

行文内容不同之处如下：

成都博物馆藏本：“乃禅师近在只赤”，大慈寺藏本稍有不同，即“然禅师近在只赤”；另外一处在于全文最后一句不同，成都博物馆藏本：“故勉从其请，而补述其性行如右云，复初又记”，大慈寺藏本：“故勉从其请，而补述其性行云，复初跋。”根据这两个文本内容有不同之处而推断，顾复初曾两次书写《重建大慈寺记》。

冯修齐《大慈寺年表》：“1870年（清同治九年），顾复初撰书《重建大慈寺记》。”[12]又：“1880年（清光绪六年），四月初八，黄云鹄题‘古大圣慈寺’匾。新繁龙藏寺方丈雪堂和尚为山门题联：‘出入那边，莫把门头走错；往来这里，须将道路认真。’顾复初将十年前所撰《重建大慈寺记》加上跋语，一并书出刻石于大慈寺。”[13]综合两件文本不同之处以及冯修齐《大慈寺年表》记载，可以推断：

（一）《重建大慈寺记》撰稿于1870年；书写于1880年，有两次，一次是用于刊石立碑，见今大慈寺所藏《重建大慈寺记》拓片，原碑已不复存在，无实物可考；一次也许是用作纪念此立碑事，即今天成都博物馆藏《重建大慈寺记》册页。冯修齐《大慈寺年表》说：“顾复初将十年前所撰《重建大慈寺记》加上跋语，一并书出刻石于大慈寺。”[14]此可证明1880年大慈寺刊石立碑《重建大慈寺记》之事。该碑文拓片为今大慈寺所藏，不是成都博物馆所藏《重建大慈寺记》册页。

（二）之所以判断顾复初在一年内书写了两件《重建大慈寺记》，是因为对比这两件书法作品的手法，不同之处甚少；换言之，即两件作品的艺术风格极其相似，其书写时间当相距不远。

（三）《重建大慈寺记》的两件文本内容可互补互证。成都博物馆藏本有两字残缺（图三）；经过与大慈寺藏本比对，所缺损两字应为“师”和“庀”。

四、顾复初书法分析

截至目前，尚未公开出版一本顾复初书法作品集，这说明了学界对顾复初书法关注度不高，从而为全面了解顾复初书法艺术面貌以及顾复初书法研究带来局限。笔者通过走访成都地区博物馆和顾复初亲属，以及收集网上公开刊登过的顾复初书法作品，基本了解到顾复初书法艺术的发展脉络。

（一）成都博物馆藏《重建大慈寺记》艺术分析

该作品以赵孟頫楷书风貌筑基，尤其在结构与体势上向《胆巴碑》吸收了不少营养。作品整体艺术气质源于赵孟頫楷书，但又不完全被“赵体”楷书风格所束。这主要体现在整体气象源于“赵体”，但在笔画与结字上又加入了自己理解。顾复初经过对“赵体”书法帖学的美学理解后，在自己的书写中融入进北碑气象，笔画上既有“赵体”的蕴藉典雅，但又不失碑刻书法的风清骨峻。他所处时代正值碑学大兴，碑刻书法艺术及审美观对他有影响属于情理之中。因此，成都博物馆藏《重建大慈寺记》作品既有帖的韵致，又有碑的风骨。该作品属于顾复初楷书代表作之一。

《重建大慈寺记》凸显了顾复初在楷书方面的审美水平和艺术贡献，反映出他在“赵体”楷书方面的造诣。目前能够见到的顾复初楷书，也说明他取法多元，既有“赵体”的笔墨功夫，也对其他唐楷或墓志有所涉猎。顾复初玄孙张帆所藏《顾子远先生临虞帖》（图四），就体现了顾复初对虞世南楷书的学习和理解。

顾复初所临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图五），格调中正冲和，蕴藉闲雅。正如他在临本跋文上说：“永兴书法，结体尤为神妙，其疏密长短之间，真乃不可方物，率更可及，永兴不可及也”；“何子贞每訾议永兴，谓其欹侧取势，试观此刻，有一笔欹侧否，予甚不解其所云”；“余于唐贤书，独心醉永兴，盖其闲雅冲和，古今无两矣”。这几则跋文反映了顾复初对楷书艺术的见解。顾复初认为虞世南书法结体神妙，相比欧阳询楷书，境界更高。他遂于唐贤楷书诸家中，对虞世南学得更多，其结构、体势与用笔中正冲和，非欹侧取势。虞世南楷书古质闲雅的艺术境界，令之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