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旅行杂志》的康藏形象

摘 要：创刊于1927年的《旅行杂志》，作为近代中国首份专业性的旅游刊物，影响巨大。20世纪30年代末，出于抗日形势的需要，杂志加大了对西南边疆的宣传与介绍。1939年成立的西康省，在杂志“探索与开发边疆”理念的倡导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旅行杂志》对西康省的介绍，刊文众多，涉及面广。举凡康藏地区的山川名胜、城镇风貌、风土民俗，悉数其中，为读者勾画出极富时代感的康藏形象，加深了国人对西南边疆的认知与了解，在内地与边地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

关键词：《旅行杂志》；边疆传播；西康；藏族；游记

《旅行杂志》是近代中国首份专业性的旅游刊物，影响最大的旅游刊物，也是办刊时间持续最久的杂志之一，誉为“民国时期出版物的典范”。该刊1927年创办，以“阐扬中国名胜，发展旅行事业”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形势严峻，伴随国民政府的内迁入川，《旅行杂志》大力介入西南边疆的宣传；而1939年成立的西康省（传统称为“康藏地区”，简称“康藏”），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壮美秀丽的山川，加上风格独具的民风民俗，受到该杂志格外的重视。鉴于目前学界对该刊立足西南边疆宣传与调查，重点刊文宣传康藏的史实，研究还较为薄弱，因此系统介绍《旅行杂志》在对西南边疆深度介入的大背景下对康藏报道的全貌，分析该刊所构建出的旅行者眼中的“康藏形象”，对于我们全面了解民国时期主流媒体于西南边疆宣传的概貌，搜集康藏地区“三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献，应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旅行杂志》的西南宣传

（一）《旅行杂志》的创刊与宗旨

1923年8月，上海金融界的领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办人陈光普在该银行设立“旅行部”。1927年，“旅行部”影响渐大，业务日增，故独立挂牌注册，易名为“中国旅行社”，使之成为中国近代旅游企业化的标志。为了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加深国人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丰富旅游资源的认知，同时也宣传中国旅行社的业务，中国旅行社决定设立编辑部并自办刊物，定名《旅行杂志》。杂志以“阐扬中国名胜，发展旅行事业”为中心，主要栏目分为国内游记、国外游记、西南西北行程、特辑、专著、杂俎、小说、美术图景等，所编文章，不拘风格，多是游者的亲身体会，亲切趣味，加上撰稿人又皆为民国时期享誉文坛的新闻界、小说界乃至政界的重要人物，撰文汪洋恣肆，隽永有味，十分受到读者喜爱。

（二）《旅行杂志》的内迁与西南宣传

20世纪30年代末，抗战形势严峻。1942年8月，杂志迁入桂林出刊，1944年又迁至重庆中正路205号办刊，至抗战胜利后才又迁回上海。

30年代末，杂志一改报道地点国内多涉及沿海一带及大城市区域，国外则专注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刊风，而让西南地区一跃成为《旅行杂志》关注的重点。该刊在1938年的“西南专号”中便有反思文章指出：“翻遍了十二年来的旅行杂志，一千五百余篇游记中，只发现了十篇广西，云南只有九篇，贵州四篇，这实在太贫薄可怜了。”[1]在1938年第20卷11期《西南专号》等同于编后记的“书后”又言：“现在我们是知道西南了，地方是这样大，蕴藏是这样富，风景又是永久妍丽的。可以说没有一个人视西南为畏途了，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西南对于整个国家军事上、政治上的重要意义了。”[2]1940年第14卷4期《四川专号》在《紧要启事》又云：“本志以四川古称“天府之国”，蕴藏之富，人文之盛，以及山川秀美，素为各省之冠。在昔交通梗阻，入川行程，比较濡滞，自国府迁渝以来，四川一省，显为中国之心脏，各种建设，突飞猛进，而陆、空交通，尤为迅捷，现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本志于廿八年正月，即准备发刊《四川专号》，为新四川作一全貌之介绍”。[3]

从20世纪30年代末起，《旅行杂志》中关于西南地区的游记，从以前的零星报道，转为“多元化的，丰富的、全面的报道。不少学者文人更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对于西南地区进行研究”[4]。从《西南专号》始，不仅刊行了《四川专号》（1940年第14卷4期）、《西南文化专号》（1943年第17卷2、3号）、1945年第19卷1号《今日重庆专辑》等专门介绍西南风土人情的旅游文章，集中介绍西南名胜景区、风俗地貌，而且大量刊发西南地区的交通信息与公路建设咨询，以利旅行人士参考。同时，在原有以“中国旅行社”为出版方的出版著述，如《游川日记》（1929年，曹亚伯著）、《黔游纪略》（1934年，曹鉴庭著）、《四川导游》（1935年，郑璧成著）等的基础上，以《旅行丛书》的名义又出版了《贵阳导游》《昆明导游》（1939年，黄丽生等著）等旅行手册；以《旅行杂志丛刊》名义编印了《川康游踪》（1943年，易君左编）、《西北行》（1943年，茅盾等著）等带调查性质的游记，以及《西南揽胜》（1939年，赵君豪著）、《西南旅行团》《西南印象》（1939年，赵君豪著）等概论西南的著作。这种“以西南为报道重点”的情况一直持续至1946年1月杂志重新迁入上海（四川路420号办公）出刊。直至1947年，杂志中西南地区报道数量才开始又明显偏少。

据笔者统计，从1939年起，《旅行杂志》刊登与西南地区有关的文章与此前历年相比成倍数增长，一直至1945年为此，历年所刊数量十数至数十篇不等；1943年因连刊两期《西南文化专号》，数量竟达70余篇，以充分的笔墨，体现了该刊认为西南“现已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的主张。

杂志对西南边疆的深入，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对康藏异乎寻常的关注与报道。

二、《旅行杂志》对康藏地区的探索

1939年元旦西康建省。这处毗邻四川平原、地势险要的战略要地一开始便受到国人极度的重视；加上建省之初百业待兴，刘文辉经营西康又励精图治，不仅大开西康“东方的门户”，吸外八方人才，积极鼓励有识之士投身西康建设，更大力组织各门类专家、学者前往西康公办考察、调研，以利“搜集治康经验”，遂使国内报道西康省的文章激增。其中，康定（古称打箭炉）作为康省省会，尤受注目。《旅行杂志》所刊考察与领略康藏风土人情的文章，就集中刊发于20世纪30年代末至1946年这一时间段内。

据笔者统计，1939年前《旅行杂志》对西南涉藏地区的报道，数量极少，而且以间接材料为主。三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是由第三者整理的口述资料外，余下均为翻译国外的资料。程志政译的《西藏的一瞥》，由英国人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所作，原刊于1929年《亚洲》（Asia）第3、4号；秦理齐所译《贡噶探险记》，为美国探险家洛克所作，原刊于美国《国家地理》1925年第9期。微乎其微的报道数量，深刻反映出国人对边疆认知的空白以及边疆被“边缘化”的尴尬角色，当时便引起了部分爱国人士的忧思，如程志政所译之文的原作者麦克唐纳本为1904年英帝国主义武装侵略西藏地区的头领，其文不仅充满帝国主义的傲慢，而且觊觎中国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故程志政在文后加按，不无痛心写道：“今边疆日亟，国人对于边事，似不容其漠视。爰译以寄本刊，倘亦为伤时忧国之士所为许乎。”[5]

1939年后，情况有了巨大的改变。从创刊至1949年止，《旅行杂志》介绍康藏的文章共42篇，绝大部分是1939年后（含1939年）刊发的，其中，1939—1946年共刊35篇，这其中，纯粹介绍西康或以康藏为中心的文章，达28篇，占总数的80％。该刊对康藏报道的积极，正是其重视西南边疆地位，努力增强国人对西南边疆认知的体现；也是该刊发力西南边疆探索，激励有志者投身边疆探险的成果。

三、《旅行杂志》所记的康藏形象

总览《旅行杂志》刊发介绍康藏文章，凡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旅行的见闻或带旅行指南性质的导游文章，其数量最多，主要栏目有《屐痕处处》《旅程纪述》《边疆游踪》《地方描写》等。其二为各类考察、调查活动的成果与研究性的学术文章，主要栏目有《边疆透视》《边疆考察》等。如黄炎的《西康调查日志》即为司法行政院1938年9月赴康调查司法的日记体工作记录。而研究性的学术文章不少由当时知名的专家、学者撰写，如《西宁塔尔寺之三大盛会》作者邹豹君为地理学家，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兼史地学系主任；《介绍藏民妇女》《记黑水旅行》的作者于式玉为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教授；《西康东陲木里纪行》的作者杨衔晋为森林植物学家，时任复旦大学农学院教授。其三为杂俎文，偏向杂录与琐闻类的笔记体，主要刊于《补白摘拾》等栏目。以上文章蔚为大观，亲历亲见，行文生动，从不同方面勾勒出20世纪40年代鲜活的康藏形象。

（一）以康定为中心的城市形象

明代中期以后，以青藏道为汉藏主要通道的情况有所转变。经康区南部，连接内地与朵甘、乌思藏的川藏道被定为官道，逐渐成为明代涉藏地区僧俗往来，以及茶叶贸易的另一交通要路，使得汉藏间交通的重心由西北南移至四川和康区。[6]至清代，打箭炉已成为汉藏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誉为“藏路咽喉”“西陲巨镇”，“四方商贾辐辏，为川茶、夷货交易之所”。[7]

民国时期，特别是全民族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迁入川，西康由边地变为腹地。1939年1月西康省宣告成立，使康藏的地位日显突出。“四川是西康的仓库，西康是四川的屏藩！两省疆域，虽划分为二；但就整个关系说，则川康唇齿相依，实为不可分离的一体！以历史、地理言，则西康前称川边特别区域，川康向为整体；以政治、经济言，则两省供需相连，利害相同，无异弟兄姊妹的关系。又西康毗连云南，物资有无常相通假。即或西藏有事，因有西康处在中间，也不致遽尔波及云南，所以就西南国防上说，如果川康能够，则川康可以屏障西南各省，中央即可减除西顾之忧，因此西康在我国西南国防上所占的地位，确是非常重要的！”[8]康定为西康省会，为康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川藏一线的交通咽喉，故《旅行杂志》介绍康省，均以其为基点。

1.康定的地志记录。在徐仁常的游记中，康定的地理、经济、街景与气候等均有概括介绍：“康定原名打箭炉，相传诸葛武侯南征，遣将郭达造箭于此故名，位于四面不毛白高山中，以川山的环绕为天然城墙，汉番杂处，人民以经商为业，贫苦的以劳力为牛，所用各物由外面远入，故生活较内地高昂。中有小河，河的两旁，集为市廛，茶、布匹、药材、皮毛……均以此为集散地，商业特别发达，银行约十余家，金融甚为活跃，大有都市风度，惟终日水声淙淙，大风萧号，气候寒冷，一到秋天，均各设炉取暖，有经年不化的雪，漫积在那最高的山上，比之内地，真是天上人间。”[9]

楼祖诒的《西康行》，列有由川入康的详尽路线介绍，在《边情介绍》一节，介绍了康藏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特别在社会环境介绍中，有康省各县户口统计，对于康省民族、交通、藏文字以及历史均有涉及。

李致刚的《康定琐志》有《风景线》一节，专事叙述康定的风景。作者将之归纳为：青色的天、各色的云、大风、高山、明月、白雪与河流7种，并赞叹富于诗意，“这引人留恋的边塞景色，内地是不易看到的。”[10]

在康定的地志记录中，尤以李致刚的《康定琐志》最为典型，是文作者1943年受朋友之邀赴康，归后撰成此“康定实性的报道”，全文分《形势和通道》《建置，人口，商业》《气候，物产》《交通，文化》《市街、城郭，官衙、教堂寺院》《明正土司，锅庄》《市容，旅馆，饮食，娱乐》《风景线》《结论》等九节，可当民国时期浓缩版的康定志书。

2.康定的城市记录。李致刚的《康定琐志》中记有康定的市街与市容，在他的文中康定“有大街二，道长各二里，南岸蜂窝街、大石包街、马市街，北岸为营盘街、诸葛老街、老陕街，连系两岸的木桥，共有四道，有上中下三桥，和将军桥。中桥左右为康定的心脏，百货云集，将军桥是前川边镇守陈遐龄所建。市街两岸，均紧接山麓”[11]。对于康定的市容，李文也客视给予了评价：“康定市街，还是若干年代遗下来的，因多风的关系，房屋建筑得很低矮，用鹅卵石嵌成窄狭的市街，粪秽满地狼藉。”[12]

陈长风的《川康公路巡视》在李文两年后写成，对比可以看出建省以后康定城市的变化，比如新市区的风貌以及印度商品在康的倾销情况：“康定位于三山峡谷中，北来的雅拉河，南来的折多水，在城中会合而成康定河。在东关内之郭达山麓，关有新市区，街道平坦，房屋整齐，社会服务处就在这里。旧市区房屋沿河建筑，汉康藏三族合居于城中，全市近三万人。中山街、中正街是商业的中心，商店除汉人经营的外，亦有康人开的店铺，所售的物品，有印度来的英国毛呢料，花式新颖，内地买不到的此地都有，还有红花、麝香等珍贵药材。”[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