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传家 诗文淑世（下）

摘 要：苏轼《过于海舶得迈所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由有诗相庆也，因用其韵赋一篇，并寄诸子侄》，从家庭环境、经济生活、文化教育、价值理念，全方位揭示了苏氏家族的家风和家教。诗中提倡以“爱”为本的家庭环境和积德行善的家族传统，借以培育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全的人格；提倡以“农”为本业的经济生活，脚踏实地、男耕女织，借以培养自食其力、团结奋斗的精神；提倡以“经”为本、文史为辅的教育模式，借以造就坚实的学术功底和优美的文章词翰；提倡以“德”为本，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超越富贵荣华、个人得失，力求有益于世，穷达自如。正是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三苏家族独特的家风和家教。认真提炼其中的思想、方法、价值和成功经验，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家教文化，指导现代家庭建设的重要途径。此乃“诗书传家久，忠孝继世长”真谛所在。

关键词：苏轼；东坡家风；爱心教育；农本观；经史诗骚；立德立言

三、经史传家，诗赋济时：

以“经”为治学之本

诗曰：“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苏氏家族以经史研究、诗词文章传家，父子兄弟遍注群经，擅长诗赋，既树立起书香门第的形象，也延续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58]的儒者传统。

东坡先生具有非凡的器识、辩论、文章和治理能力。《宋史·苏轼传》评价苏轼说：“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为也。”[59]赞扬他器识闳伟，文章雄隽，见识卓远，政事精明，为民造福。孔子所说的德行、政事、言语、文学四科，苏东坡都具备了。因此，当他写文章时，能够将自己的奇谋妙思，畅畅快快地表达出来；当他主政一方时，又能够利国利民，做成许多政绩来。而当祸患到来的时候，他又没有改变自己的操守，以一种高尚人格和浩然正气来坚持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东坡成就如此非凡能力的呢？是博览群籍，无书不读，无书不通。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揭示了东坡的读书经历：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犹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

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60]

苏辙在这里完整叙述了苏轼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成就。说他初好贾谊、陆贽书，知道古今治乱，为科举对策打下基础；继而读《庄子》，获得超脱物外，因任自然的观念；再读《中庸》撰《中庸说》，掌握了中正中和的辩证法；再因进取受阻，遭遇牢狱之灾，贬谪黄州，对世道人心更有深刻认识，超越自我，为文超然。再就是回归经典，先是继父遗志作《易传》，“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而将“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的《东坡集》等放在最后。

苏轼在整个读书过程中，读贾谊、陆贽文是为了科举入仕，实现现实关怀；读《庄子》《中庸》是解决方法和境界问题，实现人生自我超越；读史，是为了知道古今得失；最后读经，著《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解答宇宙、人生、政治、社会等诸多问题，解决终极关怀，最终实现立德、立言而不朽之举。

（一）读史抄史

苏轼在黄州时，曾读《战国策》与佛书、道书，又读史抄史。据杨慎《丹铅余录》记载，他读汉书，读得十分仔细，于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全部分类地抄写。一部《汉书》他都能背。只要告诉每一篇的第一个字、每一段的第一个字，他全都能背出来，下的功夫非常深。他在惠州叫儿子读唐诗、读《汉书》，在海南岛继续注释经典，令儿子抄《唐书》《汉书》，以为可令“穷儿暴富”；还致书侄孙苏元老，告诫他：“侄孙近来为学何如？想不免趋时。然亦须多读书史，务令文字华实相副，期于适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后，所学便为弃物也。”“侄孙宜熟看前、后汉史，及韩、柳文。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61]

（二）黄州注《易经》《论语》

苏轼在《与滕达道》书中说：“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62]其又于《黄州上文潞公书》曰：“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63]

（三）海南注《书经》

苏轼到海南岛继续注《尚书》，回来时他跟朋友李端叔说：“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64]（《答李端叔》）他跟很多朋友都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他又说：“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呜呼！又何以多为？”[65]他在被贬的人生最低谷的地方，写了三部不朽的著作。

为什么苏轼这个天下奇才的文学家还要读史书、读经书呢？打一个比喻，文学就像一棵树的花朵，诸子百家思想相当于果实，史书是树干，经典就是树根，所以读了诗文会辞章，读了诸子会思想，读了正史知得失，读了经典有信仰。按孔子的说法：“《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66]志即情感，属于文学；事即政事，属于历史；行即规范，属于社会学；和即和谐，属于艺术；阴阳即事物运动变化的原理，属于哲学；名分即政教道德伦理，属于政治学。《易》以道阴阳，《易》为群经之首而大道之源，撰《易传》是要探索宇宙真理、人生道理、社会原理等变化问题的。《论语》为六经原理的提炼，撰《论语说》无异于对六经的主体精神有了总体把握。《书》以道事，此事即二帝三王礼让为国、仁政德治之史。通《书》即既可通历史又通政治。所以苏东坡在整个三段贬谪时期，其他都不足以让他扎下根来，安心立命、心安理得。他将《周易》《尚书》《论语》三部经书读通了、读透了，并写成了自己的注书，才感觉到此生不虚过，能够告慰于孔老夫子。

眉山土风“贵经术而重氏族”[67]，苏氏家族也是“治经独传于家学”[68]。老苏壮年折节事学，自谓“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69]。张方平谓其“杜门绝宾友，《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70]。老苏著有《易传》百篇（未完。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之三“《易》可忘忧家有师”[71]，即指其父洵），《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合作），《苏批孟子》（疑伪）和《六经论》《洪范论》《太玄论》《谥法》等经学、史学著作。

苏辙“性沉静简洁，为文汪洋澹泊，似其为人，不愿人知之，而秀杰之气终不可掩，其高处殆与兄轼相迫。所著《诗传》《春秋传》《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并行于世”[72]。此外，他还有《论语拾遗》《孟子说》以及《经论》《经说》多篇。合三苏父子之经史著作，《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老子》诸经皆有著述，《太常因革礼》《古史》《东坡志林》《龙川别志》《龙川略志》等皆传史法。

三苏父子将六经都研究了一遍，加之以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无疑就获得了最全面的理学修养和道德提升，因此他们才见事而明，议事而精，遇事而定，做事而成，这一点在东坡身上体现最为充分。那么为何东坡于此独提“《春秋》《古史》乃家法”呢？一则是谦虚不自提所著各书，而提子由之书，有表彰老弟之意；二则“《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见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为综合运用道德仁义礼乐政刑以论断历史的专著。孔子说：“吾志在《春秋》”（见《孝经钩命决》）。轼《与张嘉父之七》亦曰：“《春秋》学，此儒者本务”[73]；《古史》乃重修《史记》，是历史的借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三则是苏轼对《春秋》念念不忘，他在海南有《夜梦》诗：“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74]说明他心心念念的还是要讲完《春秋经》。

当然，在文学作品方面，这更是三苏父子的看家本领。《东都志略》也称：“（欧阳修）以其（苏洵）书献诸朝，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轼、辙）同举进士，又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一时学者皆尊其贤，学其文，以为师法。”[75]父子三人竟使北宋文风为之一变。南宋遂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76]之谚。这一影响，整个科举制时代，犹受其滋润。

由是可见，苏轼之学有经有史，有文有艺。用体用本末来考察，他也是有末有本，有用有体的。文章展示了东坡的议论与谋猷，史学增高东坡的古今治乱认识，而经学才是东坡的器识、志气的根本源泉。因此我们说在知识领域，东坡是以经为本的。

三苏富于藏书，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有所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77]他还时常读书校书，使成善本。苏轼《和陶〈郭主簿〉》其一：“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78]他又在海南作《借前韵贺子由生第四孙斗老》：“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79]苏辙《藏书室记》也回忆其父藏书、校书之事：“先君平居不治生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椟，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80]藏书、爱书、读书、著书，就是三苏遗留给后世子孙的良好家风。

在这种尊经贵史、诗书传家的家风熏陶下，苏家子孙皆能为文。《宋史》轼本传：“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81]苏辙亦有三子迟、适、逊，亦能著述。轼《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我家六男子，朴学非时新。诗词各璀璨，老语徒周谆。愿言敦宿好，永与竹林均。六子岂可忘？从我屡厄陈。”[82]其《与侄孙元老书》又云：“海外亦粗有书籍，六郎（过）亦不废学，虽不解对义，然作文极峻壮，有家法。二郎（迟）、五郎（适）见说亦长进，曾见他文字否？”[83]

苏轼又向元老告诉幼子苏过陪他在贬所的情形：“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忧。”[84]六子之中，唯苏过最擅属文，苏辙曾经赞叹：“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85]苏轼《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近者戏作凌云赋，笔势仿佛《离骚经》。负书从我盍归去，群仙正草《新宫铭》。汝应奴隶蔡少霞，我亦季孟山元卿。”[86]他又在《答刘沔都曹书》告诉自得其乐曰：“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87]苏过著有《斜川集》二十卷。

长子苏迈“文学优赡，政事精敏，鞭朴不得已加之，而民自不忍欺。”[88]《东坡志林》卷十称赞“儿子迈幼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脱，半腮迎日斗先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又赞其“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89]他在黄州与迈联句，赞迈：“传家诗律细，已自过宗武。短诗膝上成，聊以感怀祖。”[90]

苏轼又赞次子苏迨：“诸子惟迨，好学而刚”（《祭欧阳文忠夫人》）[91]，知为楚辞，有世外奇志。迨亦有诗才，陈师道有诗赞之：“胸中历历著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苏轼《迨作〈淮口遇风〉诗，戏用其韵》：“我诗如病骥，悲鸣向衰草。有儿真骥子，一喷群马倒。养气勿吟哦，声名忌太早。风涛借笔力，势逐孤云扫。何如陶家儿，绕舍觅梨枣。君看押强韵，已胜郊与岛。”[92]

可见，三苏家族富于藏书，世代以经学相传，以文章相勖，不仅造就得三苏父子的经术杰出、文章盖世，还使其子孙人人能文，个个有诗，是典型的诗书传家的名门望族。

四、立德立言，糠粃轩冕：

以“德”为立身之本

诗曰：“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儒者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进要致君尧舜，退可立德立言，只要文章载道、德行垂世，何必区区以轩冕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