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山识力横绝”在县情判断方面的表现

摘 要：“鹤山识力横绝”本意是后世学人赞叹魏了翁对理学的判断；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句话也能恰当地阐述魏了翁对灵泉县县情的判断力。魏了翁将自身扎实的学养、丰富的执政经验和长期的实地调查作为判断的依据。梳理宋代灵泉县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他“县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视为冗恶，数日待满。况此邦民贫地瘠，夏赋虽轻，秋输最重”等结论是符合实情的。像魏了翁、高载这类“有政声”官员俨然已构成当时灵泉县官府的立体形象。所以说，掌握准确的县情是正确执政的第一要务。由此还可以说明，文献中普遍存在的对一个地方的文学化描述，可能与实际情况差之甚远。而游宦经历丰富的实干官员会有独到的判断标准来指导自己的执政实践。作为这类官员的代表，魏了翁眼光甚高，拥有士大夫“胸怀天下”的博大情怀。

关键词：魏了翁；高载；南宋；县情判断；士大夫情怀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今成都市蒲江县）人，南宋中后期理学的重要人物，著名学者。他是庆元五年（1199年）的进士，授签书剑南西川节度判官。其先在朝廷为官，后到嘉定府任职，任上因父亡，辞职回家守孝，筑室白鹤山下，开门授徒，“士争从之”，学者称鹤山先生。他守孝期满后，先后至汉州、眉州、泸州任职达17年，对四川各地情况非常了解；后召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以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之职督视江淮京湖军马，有《鹤山集》存世。黄百家（1643—1709），称“鹤山识力横绝，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1]。这本是称魏了翁对理学书籍判断卓越。这里，笔者借用此句，试着论述拥有丰富基层执政经验的魏了翁，以宋代灵泉县（大致对应今成都市龙泉驿区）为例，展示其对县情判断非常准确的一面。

一、魏了翁判断灵泉县贫瘠的依据

魏了翁在《知灵泉县奉议郎致仕高君载行状》（下文简称《行状》）中有“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高载）改宣教郎。居数月，制置司辟知灵泉县。君至则曰：‘县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视为冗恶，数日待满。况此邦民贫地瘠，夏赋虽轻，秋输最重。脱又恣吏侵牟，民何从出。’于是取先民格言，凡有涉于为宰者，辑为书，置诸坐隅。”[2]这里对灵泉县的描述关键词是“此邦民贫地瘠，夏赋虽轻，秋输最重”。此虽为高载之言，但《行状》的作者是魏了翁。他是从众多素材中选择性地使用这一条，也应该看着是他的态度和判断。下面先来看看魏了翁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

魏了翁在高载生前到过灵泉县。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即高载去世前两年，魏了翁在成都出差之际，被虞刚简（1163—1226）、高稼拉到灵泉县访问高载。[3]这里，简述一下人物关系。虞刚简是南宋名臣虞允文（1110—1174）之孙，与魏了翁是好友，此时处于被弹劾赋闲七年的第六年。高载（？—1218），字东叔，是其“同产兄”中的大哥。高稼（1172—1235）是二哥，嘉定七年（1214年）进士，授成都县尉。魏了翁的父亲高孝过继到高家，生六子，前四子姓高，分别是高载、高稼、高崇、高定子，第五子回归姓魏，即魏了翁，还有第六子为高茂。于是诗句里有“青灯相对同胞弟，白酒交酬异姓兄”（四首之二）。据彭东焕著《魏了翁年谱》，高载于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死在灵泉县令的任上。[4]魏了翁当时拜谒灵泉县的名胜朱桃椎真人祠后，题了四首诗。诗序有“予以使事过成都，讫事而归。虞万州刚简、成都尉高表兄拉访灵泉宰高表兄。风雨连明，遂谒朱祭酒祠，即事赋四首”。第一首中“行花尽处山围郭”，描写行程和灵泉县的环境。灵泉县城在灵泉山（龙泉山）脚下。第二首描写兄弟相见之情。重点是第三首和第四首，都是拜谒朱桃椎真人的感想，如第三首“真仙此意何曾间，直到如今瞪视人”；第四首“须知瞪处非无事，莫着仙人旧草鞋”。

关于朱桃椎，《新唐书》的记载如下：

朱桃椎，益州成都……尝织十芒置道上，见者曰：居士也。为鬻米茗易之。置其处，辄取去，终不与人接。其为草，柔细环结促密，人争蹑之。高士廉为长史，备礼以请，降阶与之语。不答，瞪视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无事治蜀邪。”乃简条目，薄赋敛，州大治。[5]

这是《新唐书》延续唐代记录。至于宋代附会在朱桃椎身上的种种异闻，以及宋朝时被封为妙通真人，其祠被赐名“安静观”并由王刚中主持重修等，并未被魏了翁提及。这显示出魏了翁在其大表兄高载的引导下，其关注点是在“瞪视”之后，高士廉“简条目、薄赋敛”，而获得“州大治”的施政策略上。

第二年，即嘉定十年（1217年）春，高载生日，魏了翁有词“去岁玉堂山下住，母旁后弟前哥。今年作县古松坡，静参朱祭酒，闲印马头陀……”[6]显示此次灵泉县之行，兄弟间结合灵泉县的人文历史交流得非常深入。这其中“静参朱祭酒”，仍然是关于“瞪视”的感悟，因为苏轼曾提出“士廉岂识桃椎妙，妄意称量未必然”[7]之说。另外“闲印马头陀”中的马头陀，应是将“长松马祖”套用“头陀”之名。他是唐代著名高僧兰若处寂的弟子，唐代住锡灵泉县另一处名胜长松寺的马祖行空，史称“长松马”。曹学佺《蜀中广记》有“唐资州山北兰若处寂，姓周氏，蜀人也。师事宝修禅师，服勤寡欲，与物无竞。居山北行杜多行，天后闻焉，诏入内，赐摩纳僧伽梨……同时若长松马祖及王头陀、赵头陀皆其门人”[8]。而长松山和长松寺是灵泉县的最高峰，因马祖行空驻锡并被唐玄宗召见而成为灵泉县的又一名胜。“志云西北七十里长松山为州斧扆，界内诸山皆发脉于此。长松寺本蚕丛庙址，开元中马祖行空和尚乃建寺。明皇召对，赐额‘长松衍庆寺’，又赐名香，为亭以贮之，曰：御香亭。”[9]

“马头陀”自己和其师父兰若处寂都因修行好而被皇帝召见，得到很高的荣誉。这对想有作为的官员是种激励，就是既要接地气地实干，为百姓服务，为上级分忧，为更好的行政探索新的方式方法；又希望自己的业绩能被朝廷看中并向全国推广，由此积极向朝廷进言，期望自己的想法能被皇帝采纳，让自己的思想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得以实现。这是传统士大夫的终极追求，与朱桃椎追求那种隐士“隐卧茅茨之间，志想青云之外”[10]的精神境界完全不一样。到灵泉县不足一年的高载，能够结合地方文献而作如此思考，说明其在通过文献掌握县情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这给魏了翁很多启发。

高载本人执政灵泉县，被后世评价为“有声”[11]。其具体的表现是：“视事穷晨夜，受输者立得劵剂以归，无复他日所谓寄廊揽纳之弊。又曰：‘今为令者，率以簿书，不报期会为大，故漫不省讼。且拘以定日，民有缓急将焉。’诉乃立为剖决，立未容决则贮之紫囊。俟公退，反复筹维，厥明即以书判示两词之人，莫不餍服愧谢。”高载不仅勤于政务，另外还著有两书，惜今已经不存，只能通过魏了翁的叙述来作大概的了解。对其《通鉴巨编》，魏了翁这样评价：“尝于读礼之余，览前朝史牒，叹熙丰祐圣符靖崇观政宣，汔于建绍乾淳熙元，党论屡变，国势偾起不常，慨然有感于来今。乃取制词之褒贬，廷论之是非，粹成巨编，而自以己意识其后。大抵虽以国史宝录长编会要为之据依，而一时诏旨、训词、封章、奏疏，则必于先贤文集、私史、简稽、参赞以溃于成。凡百数十年间，一治一乱，开卷了然。亦庶几为时事之补，非今世类书比也。”这是对本朝治乱的汇总，目的是让人“开卷了然”，是一种很强的责任担当，既可以指导自己的行政实践，也希望有朝一日能推而广之。而对其《泸州地理志》，魏了翁则强调作者细致与勤奋：“即郡斋修地理书，语寮吏曰：‘无逾于高君者矣。’首以委付，又参以刘君湜，史君尧辅。君夙夜究心，不日而成。又取他人之未竟者，为粹成之。世所谓寰宇、九域、堪舆、舆地诸书，亦略备矣。君复以国史、郡乘、私志、野录，参绎贯通。凡郡县之升降，诸道之分合，职官之沿改，风俗之媺恶，人物之盛衰，与夫宣亩丘乘封国，江河久远难明之事；鸟兽草木选蠕细琐，殊尤诡异之物，皆亲为笔削，靡微不周，往往前之为丘乘者，莫加焉。”

魏了翁本人，除勤于本职政务并颇有政声外，在访问高载前后，与兄长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前嘉定八年（1215年）春，同产兄高崇（1173—1232）为眉山尉，与魏了翁同地为官。[12]同年除夕日，与同产兄高定子（1177—1247）唱和，有《和瞻叔兄除夕词》。[13]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擢潼川府路提刑，[14]“会漕职空缺，兼转运判官”[15]。嘉定九年（1216年）春正月，魏了翁第一次上书为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三人请谥，即《奏乞为周濂溪赐谥》[16]；紧接着嘉定十年（1217年）春正月第二次上书，并在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三人的基础上，还增加了张载，即《奏乞早定程周三先生谥议》，为匡扶社稷、树立理学正统地位不懈努力。这表明魏了翁作为进士第三名，既能脚踏实地且从容应对手中之具体事务，又能真切地关注亲朋的执政实践，同时还有高瞻远瞩的终极关怀。这三者既是三种层次，同时又相互关联。没有前两者作支撑，最后一种可能做不出来；或者即便做出来，对朝廷的影响力也有限。

二、文献中的灵泉县印证了魏了翁的判断

回观灵泉县的一些细节，更能加深对魏了翁和高载的认识。他们都是有作为的官员，除自身的理想和抱负外，到地方迅速掌握当地人文历史和经济赋税等基本县情，作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这是考验执政能力的关键要素。《行状》中有“县令民社之寄徒，自近世视为冗恶，数日待满。况此邦民贫地瘠，夏赋虽轻，秋输最重”，下面就按县官“数日待满”的心态、民贫地瘠的条件、秋输最重的税赋三方面，结合灵泉县的文献来展开论述，以印证魏了翁的判断能力。

灵泉县位于成都东面的浅丘低山地带，历来是成都的东大门，大致范围与现在的成都市龙泉驿区相仿。唐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始置东阳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名灵池县，宋天圣四年（1026年）改名灵泉县。宋代的人将其定位为：“次畿，灵泉，府东五十里，十五乡，洛带、王店、小东阳三镇”[17]。这里交通位置重要，宋代袁辉的《通惠桥记》有“益之南、简之西、陵之北，吾乡在焉。冲三州之会，民阎仅千室，而商贾轮蹄，往来憧憧，不减大郡。”这里说灵泉县在成都的南面（实际上是东南）、简州的西面、陵州（今仁寿）的北面，有著名的“蜀巴大道”和“陵州古道”穿过，宋代曾经尝试过经济改革，即由市易司放贷给商贾，结果还达到苏辙所说的“灵泉小县收息增美”[18]效果，只是不宜过多推广。

关于县官“数日待满”的心态，一方面是宋代制度使然，因为宋代的官员要常规接受三年一期的考核，这个过程十分紧张而严密，对于执政灵泉县这种穷县，不求升，只求迁。另一方面是在考核制度之下，造就官员产生“匠人”般的宦游心态，就是在升职无望的现实面前，官就这样按套路一任一任、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做下去。而高载的态度却很特殊，对此有自己的总结，并认真做事，对期满后或迁或升并不十分在意。灵泉县的李流谦因为任县尉时间很长，[19]留下了很多生动的记载。李流谦（1232—1176）字无变，德阳县人，曾在灵泉县任县尉很长时间。他虽是武职，却以文扬名，《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均收录其仅存十八卷的《澹斋集》，集子里面有很多关于灵泉县的记载。如李流谦在自己任期内，迎来送往多任县令和知县，如《〈灵异集〉序》中有“绍兴庚辰（1160年）安静观既落成，邑令仙井何君”[20]；不到两年，《题待鹤亭记》中又变成了“绍兴壬午岁（1162年）元日，邑令杨公”[21]，还有《迎灵泉杨知县启》。可能随着为官的经验增加，李流谦已经知道县官的心态，直接在《迎灵泉杨知县启》中写道：“使之各安谈笑，可以坐治，即腾美最。”[22]就是直接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新任长官可以推行“无为”之治，到考核期满可以自然地或升或迁。最终的结果是这几位县令都无政声可言，自然而然地被历史所遗忘。

关于民贫地瘠的条件，宋代灵泉县虽然属于成都的“次畿”，但因为地势高，不属于都江堰水系灌溉区，水源缺乏，土壤远不及成都平原肥沃，导致农业不发达。对于缺水，宋代潘洞在《圣母山祈雨诗》里有吟：“锦里城东邑，高原十六乡。江流分不到，天雨降为常。”[23]李流谦对本地贫瘠的现状也多次描述，如《题待鹤亭记》有“灵泉故瘠，俭举一邑无观游之地，独妙通祠侧有兰若曰兴福。”[24]他在《迎灵泉杨知县启》中亦言：“此邑之萧条，本厥田而荒瘠；市亡列货，里乏强家抚摩。”[25]农业不发达，导致商业文教也不发达，甚至连地方豪强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