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山水之画 万卷天府之画
作者: 尹波摘 要:管苠棢著《巴蜀山水画叙论》是一部知名画家从文献学角度研究美术史的力作。其以实物证文献,以文献明实物,史料丰富,考评严谨,既源于旧学,更有创新,从而为巴蜀山水画的研究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关键词:生活;史料;足迹;新知
巴蜀大地,人文荟萃,源远流长。易学在蜀,菩萨在蜀,道学在蜀,天数在蜀,文宗在蜀,自古诗人皆入蜀,入蜀方知画意浓,先贤的话语无不昭示着巴蜀文化在中国文化史的地位,对于山水画也是如此。对管苠棡先生的《巴蜀山水画叙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初略一览,便觉堪称巴蜀山水之画,或呼万卷天府之画,是巴蜀美术考古之力作。拜读之余,感慨如下:
一、源于自然,水到渠成。巴蜀地区对山神的崇拜,源于巴蜀地区的崇山峻岭既为巴蜀人提供了生息的场所,又随时威胁着巴蜀人的生命,尤其是岷山山系多发的地震带对生灵带来巨大的毁灭性。同时,这里的山川还孕育了生命,是生灵万物归藏之所,使古蜀人产生强烈的敬畏心理。而崇山峻岭,交通不便,使出行困难。古蜀山区的人自古就渴望飞越高山峡谷,在地质灾害发生时可以飞腾逃离。这种飞越和飞腾只有传说中的神可以做到。也许,这些心理状态便是仙道文化产生的心理基础。《叙论》通过严密的分析论证,自然而然地回答了为什么在古巴蜀最早产生“崇山仙道”。而这种“崇山仙道”也就必然成为中国山水画最原始的心理动因和山水画文化的源头,祭山图自然成为山水画萌芽的雏形。源于生活,来于生活,方有艺术的产生,方有足以影响后世之艺术的产生。
二、源于史料,论证严密。自唐五代以来,巴蜀地区就是人们远离战乱、追求安定生活的乐园,文人汇聚,财货汇聚,到北宋时达到顶峰。而宋代则为中国文化之高峰,已成为学界之共识。最早的地方官办学校——文翁石室(汉代)出现于成都;最早的宋版佛经《开宝藏》编纂、印制于成都(历时12年,有13万多片雕版);第一部书法荟萃之作《淳化阁帖》也由巴蜀人王著编撰,成都刻印;最全的儒学十三经石刻也完成于成都(从五代到南宋,历经二百余年,共2300块石刻);第一个宫廷画院——翰林画院,第一个画派——黄筌画派,均诞生于五代孟蜀之成都。天时地利人和诸多条件具备,才有变革创新的可能。所以山水画的第一次变革出现于巴蜀,出现于唐宋,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与宋史学界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亦相吻合。管先生爬梳史料,收集到34位入蜀寓居以及本土画家的资料,从创新的角度,分析了唐宋山水画派的流变,填补了其研究的空白。而第二次变革出现于民国年间,也与巴蜀作为抗战大后方,人才汇聚,流派汇聚相关。流风所及,余音不断;创新所至,佳作迭出。故两次变革之说,斯为同理。
三、源于足迹,脚踏实地。好山好水在巴蜀,好人好事在巴蜀。管先生积数十年之心血,寻物寻人,足迹遍布巴蜀名山大川,街路小巷,以实物证文献,以文献明实物。北行川陕之路,西走川藏之线,美景美色,纳入书中,择其要者,条分屡析。
四、源于旧学,又加新知。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是作品本身加上文献记载,而作品本身则是重中之重,文献只是佐证。管先生在旧学的基础上,又加新知。如对金沙博物馆“山云禾田图”(金沙石钺)的分析,独具新意。其徘徊于历史文献之中,考古文献之中,学人研究成果之中,口述文献之中,钩沉稽古,发微抉隐。我们从每卷末的注释可以看出,第一卷有270条,第二卷有157条,第三卷虽为“当代实践思考与未来展望”,但也有注释20条。全书共有参考文献181部,参照图目28种,洋洋大观,为其新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略显不足的是,因该书引用史料众多,而其注释置于每章之末,不便阅读。希望下次再版时能放在当页脚注,则更为完备。
管先生的《巴蜀山水画叙论》图文并茂,相得益彰。这厚重的三大册,印制精美的三大册,必将在巴蜀山水画研究方面留下历史的足迹,占有一席之地。
最感到更高兴的是,管先生作为一个知名画家,却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研究美术史,巴蜀山水画的研究或许由此从另一个角度打开新的窗户。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书画理论家和画家都来关注巴蜀山水之研究,巴蜀山水画之研究。
作者: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