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笔下的成都邻里乡民

摘 要：杜甫幽居成都时，与草堂周围的邻里乡民形成了美好的情谊。杜甫笔下的成都邻里乡民有着友善、开放的品质。成都人民友善开放的性格特质与蜀地的文化交流、特别的自然生态、良好的教育条件密不可分。杜甫笔下的成都邻里乡民情谊也影响了后世代代文人。杜甫与成都邻里乡民的美好情谊又因代代文人的书写而进一步流传。

关键词：杜甫草堂；邻里关系；天府文化；后世影响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杜甫携家人入成都，开始了在成都幽居的日子。杜甫在成都得以安居，除官员、亲旧对杜甫的帮助之外，也离不开杜甫草堂附近邻里乡民的支持。在居住草堂期间，杜甫与草堂附近的邻里建立了亲密深厚的情谊。杜甫诗中亲切的邻居乡民形象尽显成都人民的友善与开放，其所展现的美好情谊亦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新时代建设友善成都、开放成都的重要历史材料。

一、杜甫与草堂邻里乡民的美好情谊

“曾城镇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1]，这是成都给杜甫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座名声响亮、环境优美的城市，但初入成都并不能就此抹去杜甫心中的哀伤，他称“信美无与适，侧身望川梁。鸟雀夜各归，中原杳茫茫”[2]。杜甫与其他游子一样，在漂泊地思念着自己的故乡。杜甫这种无所适从的心境的改变，缘自成都对他的接纳，而这种接纳与杜甫在草堂居住时所遇到的邻里乡民紧密相关，杜甫在《酬高使者相赠》中述“邻人供园蔬”才使自己能在草堂寺落脚、生活。杜甫与草堂附近邻里乡民的美好情谊便自此而始，被杜甫记于笔下，并得以传唱千年。

杜甫在浣花溪畔营建草堂之后，便在成都过上了较为安稳的生活。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的寒食节，杜甫作《寒食》曰：

寒食江村路，风花高下飞。

汀烟轻冉冉，竹日净晖晖。

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

地偏相识尽，鸡犬亦忘归。

在《寒食》中杜甫点明了草堂附近的邻里关系。面对邻居热情的邀请，杜甫也欣然接受，又因草堂地僻人少，因此邻里之间皆相识相熟。或许正因这“地偏相识尽”，使得有几位邻居在杜甫诗中频繁出现，或与杜甫饮酒，或来杜甫家中拜访。与他们的深厚情谊，给当时寓居于成都草堂的杜甫带来了温暖的慰藉。

杜甫诗中常出现“北邻”与“南邻”。杜甫的北邻是一位退职县令，杜甫在《北邻》中述曰：

明府岂辞满，藏身方告劳。

青钱买野竹，白帻岸江皋。

爱酒晋山简，能诗何水曹。

时来访老疾，步屟到蓬蒿。

北邻县令热爱山林，早早退隐，如晋山简般爱喝酒；又擅于作诗，无论爱好或者品格操行，正与杜甫投契。在杜甫有疾时，县令还时时步行至草堂来看望，两人之间情谊可见一斑。而杜甫的南邻是隐士朱山人，杜甫常去他家做客。《南邻》诗中虽不提杜甫与朱山人相处时的具体情况，但杜甫在朱山人送他出门时，说“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在皎洁月色笼罩的大地之景中能看出杜甫因这邻里交往之情谊的欣欣然。杜甫不仅去朱山人家中做客，若朱山人有其他邀约，杜甫亦必高兴前往。他在《过南邻朱山人水亭》中盛赞朱山人“多道气”，愿“数追随”。此外，杜甫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走觅南邻爱酒伴，经旬出饮独空床”中自注云：“斛斯融，吾酒徒。”黄希对此释曰：“公有《南邻》诗，又有《过南邻朱山人水亭》诗，而旧注以为斛斯融，融即斛斯六官也。公有《闻斛斯六官未归》诗，云：‘归来省酒眠’则又似是酒徒。”[3]因此可猜测南邻除朱山人之外，还有杜甫的另一好友斛斯融，于是杜甫在“无处告诉只颠狂”之下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去南邻寻人，饮酒谈心。寻不到斛斯融，杜甫才信步江边，走到另一个邻居黄四娘家。

杜甫诗中除直言北邻“明府”，南邻“锦里先生”，大多数时候，仅以“邻”来写居住在他草堂附近友善的邻居们。如《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

崔明府来访杜甫，杜甫心中欣喜，诗歌感情显得热情率真。杜甫询问崔明府意见，问他如果愿意同邻翁一起相对饮酒，可隔着篱笆呼唤邻翁同来干杯。崔明府为杜甫贵客，杜甫并不厌嫌邻翁粗鄙，反而邀邻翁与崔明府同饮。杜甫与邻人相处常常离不开蜀酒，蜀酒香醇，为杜甫所喜，如《遣意二首》其二云：“邻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赊。”杜甫在草堂中，每至夜幕降临，就喊家中孩子去邻居家赊来美酒，畅快饮用。在《遣意二首》其一中，杜甫言“渐喜交游绝，幽居不用名”，可见草堂邻居为人皆淳朴善良，常与杜甫饮酒，感情深厚，给幽居草堂的杜甫带来了宽慰。

除《客至》与《遣意二首》外，杜甫以“邻”写草堂附近邻居的诗歌比比皆是。或言“邻火夜深明”[4]，那影绰灯火给杜甫带来了些许安慰；或言邻居赠物访病，“问我数能来”[5]；或言自己与邻人关系密切，从无嫌隙……杜甫与邻里之间善来善往，总是以礼相待。除乡民之外，邻家的鸡犬也常入杜甫之诗。邻居圈养的家禽也来到杜甫家串门。杜甫在《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曰：“江鹤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这给杜甫的生活平添了情趣。

和睦的邻里关系之外，成都乡民的淳朴真挚也常常给杜甫的生活带来惊喜。杜甫《野人送朱樱》云：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

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在此诗中，杜甫未称“邻”而称“野人”，或为一乡民自山间采摘下一筠笼樱桃赠予杜甫。这位成都的乡民采摘樱桃时小心细致，竟能使摘取的樱桃皆匀圆相同，且数量较多，满满占据了一筠笼，虽为“野人”，心意却无比真挚。杜甫亦十分珍惜，将樱桃小心拣出，还怕将新鲜的樱桃弄破。总的来说，杜甫在成都居住的这段岁月中，成都人民不以杜甫是外来人而轻视苛刻他，反而尊重、帮助他。邻里之间饮酒聊天，相互往还，体现了一种互帮互助、邻里守望的人情之美。

现杜甫草堂正门楹联云：“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该楹联出自杜甫《怀锦水止居二首》其二：

…………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

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

雪岭界天白，锦城曛日黄。

惜哉形胜地，回首一茫茫。

此诗作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秋，此时杜甫滞留云安，听说蜀地战事接连，作诗怀念草堂。由于杜甫与草堂邻里、成都百姓感情深厚，他于千里之外仍深深给予牵挂，悲慨“回首一茫茫”。

杜甫与成都邻里乡民的深厚情谊，不止于幽居草堂时，更伴随杜甫终身。

二、包容的天府文化成就热情成都百姓

杜甫远至成都，不仅成都接纳了他，成都的百姓也接纳了他，且以大度、包容的心态让作为游子的杜甫感受到了温暖。成都人包容、好客、不欺生、不排外的地域特性在杜甫的诗中尽显无遗。在杜甫的成都诗中最能体现成都百姓友善与开放的，应为《遣田父泥饮美严中丞》。诗中描绘杜甫与一田翁本属不期而遇，田翁却坚持要杜甫去家中饮酒，并向他介绍家中情况，还要家中妇人打开大酒瓶，将杜甫手中酒杯斟满。杜甫与田翁喝酒自早上到晚上，田翁还依依不舍，叫家人取出瓜果相送。一个友善热情、喜气洋洋的田翁跃然纸上。杜甫困守长安十年，曾悲慨道：“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6]杜甫于长安求生，乱世之中，除亲人之外，更无人关心自己的生死，竟叹曰：“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7]；而居于成都草堂的诗歌中却鲜少见到杜甫感慨人情悲凉“最相轻”的一面。

可见“友善”与“开放”是成都接纳杜甫必不可少的条件，也是成都历来能获得盛誉的重要特质。历史上多有人关注成都百姓这一特质，《成都文类》载唐人卢求《成都记序》曰：“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以扬为首，盖声势也。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其人勇且让，其地腴以善熟，较之以妙，扬不足以侔其半。”[8]成都能较扬州更胜一筹，与蜀人勇敢而友善大方的品质密不可分。实际上，成都人友善开放的性格特质早已作为一种基因，深深地潜藏在成都的城市血脉中，为成都带来魅力与生机。而这一友善的特质与以下几个原因密不可分：

（一）蜀地的文化交流造就了成都人的开放包容

李白云：“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9]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的发现，让古蜀历史有了物证，使古蜀文化再次闪耀东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皆呈现出古蜀地族群与其他地区族群，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不论出土器物、遗址建筑形制，甚至地区选址、建筑方式等诸多方面均呈现出受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这足以证明，早在古蜀时期，成都平原的人们就已经与外界保持着较为频繁的联系；此时成都在东西方向与长江流域进行交流，又于南北方向与汉水流域有文化沟通。古蜀先民积极吸收其他地区的优秀成果，以宽阔的胸襟坦然、积极地接受多元文化的碰撞，从而得以催生瑰丽奇异、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古蜀文明与外部频繁的文化交流又影响了成都百姓，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天生即有的乐观、开放、包容的性格特质。

除此之外，成都作为一个较彻底的移民城市，正如袁庭栋先生所言：“外地文化的大量传入，巴蜀文化的汇纳百川，其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几千年来多次的、大量的移民入川……巴蜀文化最主要的特点是由移民文化而表现出来的相容。”[10]移民带来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也成就了今日成都百姓的友善与开放的特质。从唐前成都的移民情况来看，成都已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唐代的成都人祖上或也是迁移至此。哪怕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其生活中也多有移民的踪影。成都人民所具有的宽阔胸襟与蜀地的文化交流史关系紧密。

（二）特殊的自然生态塑造了成都人的友善自信

成都平原的自然生态条件较为特殊。它处于四川盆地，为周遭巨大的山脉所簇拥，雪山所融的雪水与大气降水混合，既形成了蜿蜒江河，又造成了沉积深厚的沉积扇。土壤肥沃的成都平原就于龙门山与龙泉山之间形成。然而河网密布的成都平原在初期，仍有水旱之灾，李冰率领百姓修建的都江堰却历史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优越的地理条件一方面给了成都人民“不知饥馑”的自信，另一方面也鼓励着成都人民坚持耕种、努力经营自己的生活。杜甫《大雨》记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时春旱较为严重，但喜逢久旱之雨，杜甫草堂附近的邻居不怕自家茅屋漏雨，而是在雨中抢种，纷纷拿着农具劳动，心中满怀欢喜。可见成都人民的友善自信，脱胎于成都平原优渥的生态条件；在遇到偶发的自然灾害时，成都人民亦能砥砺前行，共克时艰。成都百姓心中的自信正是友善这一特质的前提。

（三）理想的教育条件形成了成都人的守礼有节

《管子·牧民》曰：“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欲使天下河清海晏，除需具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之外，还需教民礼、义、廉、耻。教育对培育成都百姓友善包容、守礼有节的品质具有重要作用。蜀地前期教育风气的兴起托赖于蜀郡太守文翁。

文翁入蜀，石室授经，使得蜀地风气为之一变，一方面为蜀地培养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也使成都百姓皆晓礼、义、廉、耻。杜甫曾在《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中言：“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文翁所遗留的精神将永存于代代成都人心中，“风流与代深”[11]正是文翁功绩的写照。物质精神和文明精神的相互配合，在“自信成都”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激发出“友善成都”。

三、杜甫笔下的成都邻里情谊对后世的影响

杜甫寓居于浣花溪畔，用独特深沉的生命体验赋予了草堂在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而其中浣花溪畔草堂的人文内涵正因有杜甫和成都邻里乡民的这种如“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卢”的深厚情谊而持续积蓄，引后世无数文人雅客心生向往。后世绘画作品中，多有杜甫草堂画像。虽然许多画像己不流传，但从题画诗中仍可见草堂中的杜甫形象和杜甫之邻。如宋朝黄庭坚作《老杜浣花溪图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