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挑战与对策

［关键词］ 中日关系；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特点；高质量发展

［摘  要］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中文教育政策、规模、

结构和支撑要素四个方面分析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包括中文教育政策循序推进，规模快速扩大，结构体系基本成型，支撑体系日趋完善。然而，日本中文教育发展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如中小学中文教育缺乏政策支持，中文教育规模近年来呈下降趋势，中文教育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中文教学资源和标准建设面临瓶颈。对此，提出促进日本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对策：加强政策协调，扩大中文教育覆盖范围；深化教育合作，形成中文教育良性循环；促进结构优化，提升中文人才培养质量；协助标准研发，夯实中文教育支撑基础。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3）01-0088-08

1. 引言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在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2021年10月8日，习近平主席和日本岸田文雄首相通话达成共识，“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①。语言相通是交流的基石，中文教育为增进中日两国交流和相互理解起到积极的作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果。

目前学界对日本中文教育的研究日益丰富，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日本中文教育史的研究成果显著。如《日本中国语教育史研究》（六角恒广，1992）和《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安藤彦太郎，1991）梳理了日本明治时代以来的中文教育历史，《日本汉语教学历史研究》（刘海燕，2017）系统梳理了日本古代到1945年的中文教学历史。日本中文教育史的系统研究明晰了“近代日本中国语教育发展的曲折性”（钱婉约，2005）。二是学界对日本中文教学问题的认识日渐深刻。如“中学（高中）和大学之间汉语教学需要有机的衔接”（古川裕，2008），“大学中文授课时间不足，多数学习者停留在初级阶段”（砂岡和子，2017），中文教学问题的研究体现出日本中文教育研究的精细化趋势。然而，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的背景下，中日两国学者对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状况、面临的挑战及解决对策的研究稀缺。因此，本文总结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分析当前中文教育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促进日本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2. 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

国别中文教育规模是适应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反映中文教育与对象国社会需求之间的数量问题；而中文教育结构是根据一定维度划分出来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反映中文人才培养与对象国社会部门需求匹配的问题。由师资力量、教学资源、教学标准、考试体系等要素组成的支撑体系是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检验其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从海外中文教育发展的历时视角可以发现，对象国的中文教育政策直接影响中文教育发展水平和趋势。因此，中文教育相关政策是中文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发展的政策条件。以下从日本中文教育政策、规模、结构和支撑要素四个方面展开分析，揭示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以来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特点。

2.1 中文教育政策循序推进

20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后开始进行外语教育改革。1987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提出：“必须强调英语以外的多元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大学第二外语除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外，如近邻诸亚洲国家的语言，也应该成为积极学习的对象。”（臨時教育審議会，1987：239）1988年，日本提出“国际化”的国家发展战略，提倡“国际理解教育”，要求强化英语及其他外语教育。2002年，文部科学省为加强英语以外的其他外语教育，开展“地区高中外语教育多样化推进事业”。该项计划在指定的地区、指定的高中实施为期两年的多元外语教育。和歌山县5所学校、神奈川县6所学校及兵库县6所学校作为指定实施中文教育的高中。

由以上政策内容可见，日本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循序推进“促进性”的中文教育相关政策，并在指定的高中试点开展中文课程，给予中文教育前所未有的重视。在高中开展中文教育意味着中文已进入国民基础教育体系，这标志着汉语超越了“成人外语”阶段，也标志着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明显地有助于他国发展”新阶段（李宇明，2018）。

2.2 中文教育规模快速扩大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中文教育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超越法语、德语、韩语、西班牙语等其他外语，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1971年，日本70所大学均开设了英语课和德语课，而开设法语课、中文课、西班牙语课的大学数量分别是63所、33所和8所①。到2020年，排在前五位语种的学校数量和比例分别是英语（729所，97.1%）、中文（602所，80.2%）、韩语（466所，62.1%）、法语（453所，60.3%）、德语（437所，58.2%）② 。显然，近年来日本开设中文课程的大学数量已从第四位升至第二位。

中文还是日本高中选修人数最多的第二外语。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开设中文课程的高中数量有限，学习者不多，没有形成较大的规模。1986年，有46所高中开设了中文课程，1999年增加到372所，2018年增加到497所（见图1）。从1999年到2018年的20年间，高中中文学习者人数保持在2万人左右，远超韩语、法语、西班牙语、德语等其他外语的学习者人数（详见表1）。

数据的攀升说明了日本中文教育规模快速扩大，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将中文作为首选的第二外语。随着中文教育规模的扩大，培养的中文人才增多，中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增加，中文的外语地位也逐步提升。可见，中文教育的发展以中文学习者规模为基础，规模是中文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2.3 中文教育结构体系基本成型

关于中文教育结构的研究，一般从中文教育层次、人才培养层次、组织办学形式等角度，对中文教育的专业结构（赵金铭，2013）、学历结构（吴应辉，2022；梁宇，2022）、类型结构（吴应辉、刘帅奇，2022）等进行分析。就日本中文教育而言，可以从中文教育层次和中文教育类型两个维度考量中文教育结构样态。日本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可分为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教育和中文面向华侨华人的语言或中华文化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中文教育可分为“课程中文教育”和“专业中文教育”，此外还有以孔子学院为代表的非学历中文教育，各分支形成纵向融通、横向联通的中文教育体系。

2.3.1 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育重视跨文化能力培养

日本基础教育阶段开展中文教育的场所主要包括一般高中和中华学校。尽管两类学校的中文教学性质不同，但是二者均重视学生的跨文化能力的培养。

日本高中的中文课程为第二外语选修课。1997年，中文成为日本高考的外语考试语种之一，选修中文的学生可以选择中文作为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外语科目。日本文部科学省为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育水平，颁发学习指导要领，促进外语考试改革，重视评价“听、说、读、写”四项语言技能，目标是培养能够用外语进行交流，具备跨文化理解能力的人才。

日本有五所华文学校，一般称为“中华学校”，分别是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横滨中华学院、东京中华学校、大阪中华学校、神户中华同文学校。五所中华学校均开设了小学部和中学部，大阪中华学校还设有幼儿园，东京中华学校另设有高中部。中华学校的办学宗旨是既要使华侨华人子弟继承中华文化，又要培养具有日本学校同等学力和较高综合素质的国际型人才，因此，中华学校被称作“日本多元文化融合的先行者”（王智新，2021）。截至2020年底，在日华侨华人共计833，984人②，由于日本中华学校数量少，在日本的华侨华人子女仅少部分就读于中华学校，大多数在当地的公立或私立学校上学，还有一部分华侨华人选择在周末补习班或其他中文培训机构学习中文。中华学校在培养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小学阶段开设了书法、茶艺等丰富的中华文化课程，重视中国语言及文化的传承；到初中和高中阶段，采取中、日文教科书并行教学，强化中文、日语、英语三语能力培养，目的是让学生与日本及国际社会接轨。

2.3.2 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趋向普及化和专业化

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大学开始增设外语公共课程，供各个专业的大学生选修。这类中文课程为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多种外语的高素质人才。学者的调查和推测结果显示：“选择中文作为二外的学生不低于50%”（杨晓安，2012），“学习中文人数至少47万人”（砂岡和子，2017）。显然，日本高等教育阶段中文教育的普及程度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中文专业建设方面，日本大学已形成中文专业的本、硕、博一体化培养体系。通过日本各大学官方网站统计出日本已有70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相关专业，涉及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学、中国语教育等专业。根据日本大学改革支援·学位授予机构2019年颁布的《学位授予专业名称目录》①，这些中文相关专业均可授予文学学士、文学硕士（修士）、文学博士学位。通过调查拥有中文相关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十所知名大学的情况（见表2），发现本科阶段的中文相关专业已经不局限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时注重培养具有较高中国语言文化素养的人才。研究生阶段，各大学院的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中国语、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学以外，还涉及中国语教育研究，说明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开始得到日本中文教育界的关注。

2.3.3 孔子学院中文教育满足多元中文学习需求

日本设有15所孔子学院，分别是立命馆孔子学院、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北陆大学孔子学院、爱知大学孔子学院、札幌大学孔子学院、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院、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③、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武藏野大学孔子学院、山梨学院大学孔子学院。15所孔子学院各具特色，例如，关西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开设了少儿中文课程，以满足低龄学习者的中文需求；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因地制宜，采用沉浸式教学方式，有效提升了教学效率；学校法人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利用中医学科优势，致力于中医药教育与研究，促进两国中医方面的交流。孔子学院发挥承办机构与合作机构的学科优势，成为助力日本中文教育发展的平台。

2.4 中文教育支撑体系日趋完善

师资力量、教学资源、教学标准、考试体系等要素共同构成了中文教育质量的支撑体系。随着日本中文教育大众化推进和规模扩大，日本中文教育界在这四个方面及时跟进，以确保中文教育质量。

2.4.1 中文师资队伍体系较为完善

日本中文师资队伍体系完善主要体现在结构、职称学历等方面。其一，中文教师分为专任教师与兼任教师、本土教师与输入型教师。通过调查开设中文相关专业的10所大学官方网站，共搜集69名专任中文教师信息，自建中文教师数据库，发现69名中文教师中，本土中文教师55名，占比79.71%，母语为中文的输入型中文教师14名，占比20.29%（见表3）。其二，日本本土中文教师大多具有中国留学或进修的经历，输入型中文教师大多在日本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留在日本任教。表3所示的专任中文教师中，教授40人，占比57.97%，副教授17人，占比24.64%，无论是本土教师还是输入型教师，具有教授和副教授职称的中文教师占大多数。

2.4.2 中文教学资源种类丰富

日本拥有稳定的中文教材编写队伍，教材出版行业商业化运作模式成熟，中文教学资源种类十分丰富。1978年以来，日本出版的各种中文教材达2600种左右①。日本最大的图书连锁店纪伊国屋书店，在售的中文教材有189种；亚马逊日本网上商城，在售中文教材有304种，其中60种教材配套了数字教材②。中文教材出版呈现出初级教材多、高级教材少的金字塔结构特点。此外，高中本土中文教材发行了多个版本。例如，1987年日本高中中国语教育研究会编写出版了《高中中国语》，2007年日本白帝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高中中国语》，同年，高中中国语教育研究会关西支部编写出版了《高中中国语2》。该系列教材的特点是重视实际交际情景，旨在培养高中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和用中文进行交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