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者和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汉语逻辑义和语用义理解的在线实验

［关键词］ 母语者；留学生；逻辑义；语用义

［摘  要］ 采用移动窗口技术和选择任务，考察了母语者和中高级水平留学生对时间型、等级型、数字型和完成型等4类汉语句子逻辑义和语用义的理解与选择特点。结果表明，在汉语句子理解中总体上表现为语用义占优势；中级水平留学生对时间型和等级型句子的理解逻辑义占有一定优势，对数字型句子的理解语用义占较大优势，对完成型句子的理解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具有无偏性；母语者和高级水平留学生对各类汉语句子的理解均表现为语用义占优势；随着汉语水平提高，语用义的优势越明显。本研究初步表明，不同类型学习者在汉语句子阅读后所形成的心理表征中，语言形式与逻辑义及语用义的心理联结强度存在着差异，这可能影响了汉语句子的意义解读。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3）02-0077-09

1. 引言

句子理解就是个体对看到或听到的句子进行解码从而建构统一连贯的意义表征的认知过程。句子意义分为两种，一种是指说话人所表达的字面意义，即说话人话语意义的真值条件义，称为逻辑义或最简义（Grice， 1975、1989）；一种由语言形式的最小命题扩展而来（Bach，1994）、利用认知（心理）语境对字面意义进行语用推导并加以丰富、扩充而成的意义，称为语用义或扩展义①（Sperber & Wilson，1986、1995；Carston，1988；张绍杰，2008）。本研究立足于范围等级有关的语用义。

近年来，句子理解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激活与加工日益成为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此进行了系列的实验研究。学者们主要采用直觉选择任务考察了母语者对逻辑义和语用义的理解与选择特点。例如，Gibbs ＆ Moise（1997）以时间、等级、所属、数字及即时关系等5种英语句子作为实验材料，结果表明，英语母语者各类句子语用义的总体选择率（84%）远远高于逻辑义（16%），除了所属型语用义选择率为57%外，其它4类句子语用义的选择率均高于85%，这表明英语母语者总体上优先选择语用义。然而，也有一些学者采用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分别考察了上下文语境和提示语条件下英语母语者各种句子意义的选择情况，结果表明在选择率和反应时两个指标均未发现语用义的选择加工优势（Nicolle ＆ Clark， 1999； Bezuidenhout ＆ Cutting， 2002）；在这些研究中，由于阅读句子前有语境和提示语，不能真正反映单句呈现条件下逻辑义和语用义的加工情况。李然（2013）采用线下和线上2个实验分别考察了中国大学生在无语境条件下对时间、等级、所属、数字及完成等5种汉语句子理解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情况。线下实验结果表明，中国学生汉语句子语用义选择率（64%）高于逻辑义（36%），其中所属型句子语用义的选择率仅为52.7%；线上实验结果表明，选择语用义反应时（2413ms）要快于逻辑义（2655ms），但所属型句子选择语用义的反应时（3051ms）与选择逻辑义的反应时（3094ms）无差异。该研究结果与Gibbs ＆ Moise（1997）研究结果大体一致。这表明，与英语母语者一样，汉语母语者句子理解过程中语用义也具有加工优势。另外，由于两种语言中所属型句子内部结构比较复杂，如在亲疏、数量、意义突显度等方面，所以，没有表现出语用义选择优势。

总体看来，前人采用直觉选择任务考察了句子理解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特点，有一定的价值和启发意义。然而，其研究设计值得商榷。首先，在线下直觉选择任务中，只呈现句子的逻辑义和语用义两个选项，容易产生猜测现象。其次，在线上选择判断任务中，只呈现逻辑义或语用义进行正确与否的判断，并记录正确判断的反应时。仅呈现一种意义进行判断，不能体现两种意义选择时的竞争与抑制关系；只记录了反应时数据丢失了选择的比率信息，不能反映认知过程的全貌。最后，正式实验句子中没有填充句，易使被试猜测实验目的从而产生练习效应。

为了提高研究的内部效度，我们对上述研究范式做如下改进：首先，采用三选一的选择任务，选择项既不是线下实验的逻辑义和语用义2个选项，也不是线上实验的逻辑义或语用义1个选项，而是3个，分别为逻辑义、语用义和干扰项；其次，为了防止被试出现练习效应，设置一些填充句以及与填充句意义有关的3个选项，该成绩不参与统计；最后，同时统计被试对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率和反应时。

此外，留学生是汉语学习的重要群体，正确理解汉语句子的逻辑义和语用义等多种意义是汉语学习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得体表达的前提与基础（何自然、冉永平，2009）。一些研究借助语料库发现，留学生作文中存在着大量的句子偏误（辛平，2001；周文华，2009；张宝林，2010；尹海良，2012；王燕飞，2014；刑志群，2016；夏历 、翟根广，2021；孟艳华，2022），这些偏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他们在理解汉语句子各种意义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研究还发现，随着汉语水平的提高，汉语接触量的增加，语言形式和各种意义（逻辑义和语用义）的联结增强，句子偏误逐渐减少（肖奚强、周文华，2009；谢福，2010）。稍显遗憾的是，语料库虽然能揭示留学生汉语表达的特点，但溯因力不强；留学生对句子各种意义的理解有差异，可能是影响表达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采用严格的实验方法，通过改进后的三选一的选择任务，从选择比率和反应时两个指标上考察母语者和中高级水平留学生①汉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理解特点，并发现不同类型学习者的异同，以期揭示他们理解汉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认知机理。

综上，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1）汉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理解与选择有何特点？哪种意义占优势？

（2）母语者和中高级水平留学生汉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理解与选择有何特点？是否有差异？

（3）母语者和中高级水平留学生对时间型、等级型、数字型和完成型等4种②汉语句子逻辑义和语用义的理解与选择有何特点？是否表现出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广州某高校国内本科生、中级和高级水平留学生各30名，共90名被试参加本次实验。按照鹿士义（2002）和张金桥（2005）做法，将学习时间1-1.5年、HSK三四级的留学生界定为中级水平，学习时间1.5-2.5年、HSK五级及以上的留学生确定为高级水平。3组被试在年龄、性别方面进行了大体匹配，2组留学生在国别、是否华裔等方面也做了控制。

2.2 实验材料编制与评定

编制实验材料： 参考Gibbs & Moise （1997）和李然（2013）的实验材料，初步编制了24个汉语句子（每类句子各6个）；同时编制3个句子意义选项，分别是逻辑义、语用义和干扰项，其词汇和句法难度、句子长度大体一致。表1列出本实验材料中时间型、等级型、数字型和完成型等4类句子及选项的样例。

评定实验材料：请来自同一群体不参加正式实验的汉语母语者和中级、高级水平留学生各5名共15名被试，对所有实验材料的词汇和内容的熟悉度采用里克特5级量表进行评定（1表示最不熟悉，5表示最熟悉），每类句子根据评定结果删除评分较低的1个，最后正式材料有20个句子，包括4类句子，每类句子5个，其词汇和内容熟悉度分别为4.13和4.27。请3名语用学专家共同确定每个句子的逻辑义、语用义和干扰项，3个选项的平均字数分别为9.3、9.05、9.35，无显著差异（p > 0.05）。

另外，为了防止被试产生定势效应，增加20个句子及选项作为填充项，与正式实验句的字数大体相等。实验时与正式材料随机混合。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3×4×2混合实验设计。被试类型为被试间因素，包括母语者、中级水平留学生、高级水平留学生3个水平；句子类型为被试内因素，包括时间型、等级型、数字型和完成型等4种水平；意义类型为被试内因素，包括逻辑义和语用义2种水平（干扰项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不计分）。因变量是每种反应类型的平均选择率及平均反应时。

2.4 研究逻辑

借鉴Gibbs & Moise（1997）、Nicolle ＆ Clark（1999）、Bezuidenhout ＆ Cutting（2002）以及李然（2013）的研究设计，结合本研究目的，具体研究逻辑是：如果逻辑义的选择率高于语用义或逻辑义的反应时快于语用义，则说明逻辑义占优势；如果逻辑义的选择率低于语用义或逻辑义的反应时慢于语用义，则说明语用义占优势；如果两者间的选择率或反应时无差异，则表明逻辑义和语用义处于平衡状态。

2.5 实验步骤

包括学习和正式测试两个阶段。

在学习阶段，将正式实验句子的60个选项随机呈现给被试学习，结束后完成理解测试，确保被试都能理解选项的意思。

学习阶段结束之后，被试进入练习和正式实验阶段。练习阶段与正式实验程序完全一样，练习句共有5个，可以重复训练，直到被试熟悉程序为止。正式实验中，刺激的呈现和数据的收集都在E-prime 2.0软件完成。实验刺激的呈现序列如下：先呈现“+”刺激500ms，注视点消失后呈现目标句，阅读完后被试按空格键，以随机方式在屏幕中央同时呈现逻辑义、语用义和干扰项3个选项，要求被试迅速选择与目标句意思一致的选项，其中1、2、3选项分别对应键盘上的数字键1、2、3，记录逻辑义和语用义选项的选择率及反应时。完成后自动呈现下一个句子。被试4000ms没有反应，则自动跳到下一题。整个实验持续6-10分钟，实验结束后被试得到少许报酬。

3. 实验结果

表2记录了不同被试在不同类型汉语句子理解中逻辑义和语用义的平均选择比率和平均反应时。

对表2数据进行2 × 3 × 4方差分析，分别进行主效应和交互作用分析。

3.1 主效应检验

组别的主效应在选择率上不显著，F（2.87） = 1.68，p > 0.05），在反应时达显著水平，F（2.87） = 8.68，p < 0.001，事后LSD检验表明，3组被试两两者有差异，母语者（2195ms）①快于高级水平留学生（2524ms）和中级水平留学生（2691ms），ps < 0.001，高级水平留学生快于中级水平留学生，p < 0.01。这说明，组别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反应时方面，汉语水平越高，反应速度越快。

句子类型的主效应在选择率和反应时上均不显著，F（3.85） = 0.98，p > 0.05，F（3.85） = 1.08，p > 0.05，4种句子的反应在整体上无差异，可能与选择的句子类型具有典型性有关。

意义类型的主效应在选择率上差异非常显著，F（1.87） = 12.47，p < 0.001，逻辑义的选择率②（42.10%）低于语用义（56.64%）；在反应时上差异显著，F（1.87） = 6.63，p < 0.01，逻辑义的反应时（2572ms）慢于语用义（2367ms）。从总体上看，汉语句子理解中语用义占优势。

3.2 两因素交互作用检验

组别和意义类型的交互作用在选择率上非常显著，F（2.87） = 23.57，p < 0.001，在反应时上也十分显著，F（2.87） = 16.43，p < 0.001。接着，进行简单效应检验，结合本研究目的，考察了不同类型被试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特点。结果表明，母语者逻辑义选择率（35.19%）远低于语用义（64.81%），t（29） = 5.118， p < 0.001，逻辑义反应时（2409ms）远慢于语用义（1980ms），t（29） = 6.96， p < 0.001；其对语用义的选择占优势。中级水平留学生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率（分别为50.69%、47.38%）和反应时（分别为2661ms、2720ms）均无显著性差异（ts（29） < 1， ps > 0.05）；其对逻辑义和语用义的选择具有无偏性。高级水平留学生逻辑义的选择率（40.43%）低于语用义（57.79%），t（29） = -3.87， p < 0.01，逻辑义反应时（2646ms）慢于语用义（2402ms）， t（29） = 3.69，p < 0.01；其对语用义的选择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