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与身体特异性对水平空间隐喻的影响

[关键词] 文化;利手;水平空间隐喻;双语

[中图分类号]H1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2） 01-0046-07

1. 引言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人类对抽象概念的理解需要借助自身的具体经验。左、右是人类最基本的空间概念之一，但是它们却与情绪、道德、时间等抽象概念的加工有关。研究发现，人们更倾向于将积极、道德和未来时间概念同右侧空间相连，将消极、不道德和过去的时间概念同左侧空间相连，形成“右好左坏”的空间联结（Casasanto， 2009; Kong， 2013）。这种以空间概念为来源域（source domain），将空间概念映射到抽象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过程就是空间隐喻。空间隐喻的存在已为大量研究证实（Boroditsky，2001;Fuhrman &Borodisky， 2007; Casasanto， 2009; 刘丽虹、张积家，2009;Kong，2013;和秀梅等，2015;宋晓蕾等，2017）。然而，对于“右好左坏”空间隐喻产生的原因， 学界仍然没有定论（Casasanto，2009），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两种，语言文化假说和身体特异性假说。

语言文化假说认为，空间隐喻深深植根于我们空间和文化的经验之中（Lakoff &John⁃son，1980/2015：17）。人们从语言和文化中学习了空间隐喻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由个体直接经验而来，而是社会环境和文化作用的结果（Casasanto，2009）。在众多的语言和文化中，“右”都具有积极意义，“左”具有消极意义。比如英语中“right-hand man” 为得力助手，“two left feet”则意味着笨手笨脚;拉丁语中“右”（dexter） 表示聪慧，“左”（sinister） 则代表邪恶;德语中“右”（recht） 代表正确和权力，“左”（links） 有灾难和笨拙之意（Casa⁃santo，2009）;日语中“左前”意为倒霉和衰败，“左巻き”是迟钝的意思，“右肩上がり”表示稳定上升之意;马来语中“右”（kanan）有重要、地位高之意;“左”（kiri） 有不幸、被淘汰之意;“右人”（orang kanan） 是重要的人，“左步”（langkah kiri） 指不好的结果;另外，对人影响较大的宗教文化也有强烈的“崇右”色彩。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都将“右”和圣洁、公义相联，而将“左”和卑劣、怀疑相联（Wile， 1934; Hertz， 1973）。正是基于这种普遍存在的“崇右”文化，个体才形成了“右好左坏”的水平空间隐喻。

同语言文化假说的观点相反，身体特异性假说认为，水平空间隐喻形成的原因是身体的特异性。不同生理结构和感官特性的人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体验。就空间隐喻来说，左、右利手者由于空间体验的不同，会形成相反的水平空间隐喻（Casasanto，2009;殷融等，2012）。由于利手可以促使个体的行动更加顺利和流畅，因此会被赋予积极意义，而非利手因为使行动更加笨拙和迟缓，会被赋予消极意义（Casasanto，2009）。由此，左、右利手者将分别形成“左好右坏”和“右好左坏”的空间隐喻。Casasanto （2009） 曾用5个实验证明左、右利手者存在上述显著不同的水平空间隐喻特征。此后，身体特异性假说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验证。例如， Casasanto & Jasmin（2010） 发现右利手的总统竞选者（如布什和克里） 表达积极内容时会更多使用右手做手势，表达消极内容时更多使用左手，而左利手的竞选者（如奥巴马和麦凯恩） 则表现出相反的模式。de la Vega et al （2012、2013）、de la Fuente et al （2015）、Kong （2015） 对不同文化群体采用不同任务的研究都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左、右利手者空间联结的差异甚至在儿童时期就已存在（Casasanto & Henetz，2012）。基于这些研究结果，身体特异性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水平空间隐喻取决于个体的身体特异性，与语言文化因素无关。

那么，水平空间隐喻形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语言文化因素导致的，还是身体特异性反应导致的？语言文化因素可否调节身体的特异性反应？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纵观以往研究，我们发现，大部分支持身体特异性假说的研究都是在欧美文化下进行的，欧美文化中的人们对“左/右”概念的认知并无太大差异（殷融等，2012），这就造成了文化限制因素的作用不够突出，因此，个体更可能受到身体特异性的影响。要想深入了解语言文化因素的作用，需要寻找一种“左右”禁锢明显的文化。马来西亚是东南亚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20 多个把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国家之一。其执政党联盟的核心成员清一色是伊斯兰教徒（张禹东，1996）。全国60%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Wein⁃traub， 2013），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马来人的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深深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郭茂硕，2020）。从各个方面看，马来西亚都是一个典型的伊斯兰教国家。伊斯兰教有严格的“禁左崇右”倾向（de la Fuente et al，2015）。在伊斯兰文化中，人们进厕所时应先迈左脚，进清真寺时应先迈右脚;教徒被要求必须使用右手进行饮食， 使用左手从事肮脏的工作（殷融等，2012;de la Fuente，2015）。这种“禁左崇右”倾向在伊斯兰文化中相当明显。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推测，个体的空间隐喻很可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本研究选择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文化背景来考察水平空间隐喻。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文化背景对水平空间隐喻的影响，我们还选择了同时存在“崇右卑左”和“崇左卑右”两种倾向的中华文化。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当指官位、职位、地位、财富等时，以右为尊，比如豪族称为“豪右”;贫民称为“闾左”;升迁为“右迁”，而贬谪为“左迁”。当指吉凶、座位、方位、序次等时，以左为尊。如《老子》中提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民间也流传着“左眼跳财，右眼跳灾”的说法（谭学纯，1994;曾传禄，2005）。中国古人“崇右卑左”和“崇左卑右”，不是价值观念的转换，只是认识坐标的置换（谭学纯，1994）。左右方位所对应的尊卑并无绝对的优势，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现代人们对“左/右”概念的认知差异逐渐缩小，尊卑观念逐渐弱化。选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化因素对认知产生的影响。

此外，以往水平空间隐喻的研究多采用具有效价的积极词和消极词。这些词语的意义存在明显的褒贬之分，在语言文化因素的作用下，容易诱发被试形成“右好左坏”的联结。因此，这种联结可能具有词汇的特殊性。为此，本研究采用更加中性的权力词作为研究材料。权力这一抽象概念被社会心理学定义为“ 影响和控制他人的相对能力”（Anderson，2003： 97）。比如：“ 领导” 一词相对“ 手下”或者“下级”存在，具有相对较高的权力。这类词在语言文化中没有明显的、特定的左右联结倾向，因此，可以更好地探测文化因素和身体特异性的作用。再者，以往空间隐喻的研究多是针对母语的研究，这些研究无法考察不同语言文化对同一群体的影响。为此，本文拟比较同一群体在母语和二语两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的表现，直接考察语言文化和身体特异性对水平空间隐喻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研究假设

如果个体的水平空间隐喻只受语言文化因素的影响，而与身体特异性无关，那么在同一语言文化背景中的左、右利手者的反应就没有差异;如果水平空间隐喻只受身体特异性的影响，那么，左、右利手者应该依据自身特性，表现出明显不同的隐喻联结，并且这种差异不仅应该体现在母语的加工中，也同样应该体现在二语的加工中;如果水平空间隐喻同时受两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将不仅看到左、右利手者反应的差异，也应该看到马来母语和汉语二语加工的差异。

2.2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为60 名中国某高校本科四年级的马来西亚母语学生。左利手组10 人，其中男生3 人;女生7 人;右利手组50 人，男生21 人，女生29 人。参照以往研究，左右利手的判定方法采用自我报告法（Coren， 1993;Casasanto，2009），辅以任课教师的观察和确认。被试裸眼或矫正视力正常。

2.3实验材料

由于本研究需要同时进行马来母语和汉语二语的实验，为了消除实验材料的差异带来的影响，研究材料采用相同的母语和二语权力词。鉴于学生母语和二语水平的不均等，寻找汉语词汇的限制条件更多，因此，材料的选取从汉语权力词开始。具体过程如下：

第一步，初选词汇。根据《汉语水平考试词汇大纲》，挑选出高权力词、低权力词。为防出现语义干扰， 所选词汇均不含有汉字“左”和“右”。

第二步， 汉语母语者权力词评定（n =25）。采用7 点评分，“1” 表示权力最弱，“7”表示权力最强。剔除平均得分在3～4 （含3分和4分） 的词语。

第三步， 马来母语者权力词评定（n =20）。先由两名本科四年级马来语专业的中国学生将词语翻译成马来语，并请两名马来西亚母语者进行确认，确保马来语词汇翻译准确，为常用词且无水平方位信息。由20 名马来西亚母语学生对这些词的权力属性进行7 点评分，“1”表示权力最弱，“7”表示权力最强。剔除平均评分在3～4（含3和4） 分的词语。

第四步， 二语者词语熟悉度评定（n =19）。考虑到二语者的熟悉度评定可能无法像母语者那样精细，本文参照吴思娜等（2019） 的研究，采用5点量表，“1”为非常不熟悉，“5”为非常熟悉，并剔除得分在2分及以下的词语。

第五步， 最终确定高、低权力词各28个，它们在熟悉度（t_（18）= -0.604，p = 0.553）、词频（t_（54）=0.072， p =0.943）、笔划数（t_（54）=1.53，p=0.795） 方面的差异均不显著。

2.4实验设计与程序

本实验为语言类别（母语vs. 二语） Í 一致性（一致vs. 不一致） Í 利手（左vs. 右） 三因素的混合实验设计，其中语言类别和一致性因素为被试内因素，利手为被试间因素。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右利手者倾向于“右好左坏”的联结方向，左利手者倾向于“左好右坏”的联结（Casasanto， 2009; Kong， 2013）。以往文献中并未明确地规定权力词的高低与“好”“坏”的隐喻联结方向。考虑到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倡导人要谦卑、服从，谴责傲慢和自以为是，我们设想“低”（如低微、谦卑、顺从） 同“好”联结，“高”（如权高、自大、骄傲） 与“坏”联结，据此设计了隐喻一致和不一致条件（见表1）。对于右利手者，一致条件为“左高右低”，不一致条件为“左低右高”;对于左利手者，一致条件为“左低右高”，不一致条件为“左高右低”。本研究中，右利手的一致条件是左利手的不一致条件，而右利手的不一致条件是左利手的一致条件。

实验在Macbook 的Windows 10.0 虚拟系统中进行。采用E-prime 2.0 软件将刺激呈现在13.3 英寸计算机显示器上。计算机刷新频率为60HZ，分辨率为1280×800。被试与计算机保持60cm的视距，直至实验结束。

由于汉语和马来语的实验材料为同一批词语，为防止相互影响，实验共分两个阶段。每个被试的测试间隔为5 周。每一阶段左、右利手各一半被试进行母语实验，另一半被试进行二语实验。实验材料随机呈现，被试测试的顺序随机安排。

本研究采用Ouellet 等人（2010） 的空间线索范式。该范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在开始前，被试被告知这是一个对词语类型进行判断的实验。实验开始时，首先在屏幕的正中间会出现一个500ms 的“+”，消失后，在屏幕中央随机出现一个高权力词或低权力词，词汇呈现时间为2500ms。词语消失后，立即在屏幕左侧或右侧随机呈现一个黑点，时间为100ms，被试需要快速地对黑点的位置进行判断，左侧按“F”键，右侧按“J”键。点击键盘或2500ms后未作出反应，黑点消失，出现1000ms 的空屏。空屏消失后，屏幕上会出现让被试进行判断的提示：刚才出现的词语是高权力还是低权力？高权力词按“Y”键;低权力词按“B”键。被试反应后，出现1000ms 空屏，随即进入下一轮。如果被试在4000ms 以内没有对问题作出反应，空屏1000ms 后进入下一轮。实验流程如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