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与思考

[关键词] 华语;华语研究;方法论

[摘  要] 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方兴未艾，发展空间巨大，是全球华语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文章举例性地分析了华语研究中已有的方法论探索，如深度对比与微观对比研究，“古、方、普、外”四个视角以及“历时—共时”“书面语—口语”“共同语—方言”三维框架;在接下来的“思考”部分，从对已有探索不断补充和完善，以及进行更大范围和规模的方法论创新建设两个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和阐述。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22）03-0001-08

1. 引言

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方兴未艾，发展空间巨大，是全球华语学理论建设的重要方面。祝晓宏（2016）曾经举例性地谈及以下几项在华语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探索及认识：

其一，将“华语视角”引入微观层面，提出华语不仅是一个概念或研究对象，也可以是一个研究视角，即从全球华语的视野来看待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各地华语（祝晓宏，2011）;

其二，提出在多样性基础上进行倾向性考察的语法研究思路（储泽祥，2011）;

其三，提出“直接对比”概念，即有意识、有目的地选取能够形成直接对比的语料（如同一英文原著“Steve Jobs”的海峡两岸译本），并以此为基础而进行的“非间接性”对比研究（刁晏斌，2015a）。

以上讨论极具眼光，但是尚不充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华语研究的不断拓展与加深，方法论的探索也时有创获，早已超出上述范围，因此非常值得而且应该作进一步的、“即时性”的总结;另外，也还应该进一步向前看，就此作出更多的思考，进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在一般的具体研究中，人们经常用“华语”来指称全球华语或大华语中与普通话相对（或称“非普通话”）的部分，这已经成为比较通行的做法（刁晏斌，2018：2-27）。本文所用“华语”也是如此，即指普通话以外的全世界华人共同语。

2. 华语研究方法论探索举例

我们对华语研究方法论探索的讨论，大致有以下几个立足点：

第一，立足于华语“本体”研究。周清海（2014）指出，华语“无论是书面语或者是口语，还有许多地方没弄清楚”，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部分（引者按，指上文提到的华语出现的许多特点）我们以前都关心得不够，研究也做得不多”（周清海，2015）。正因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一段时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整个华语研究中最为集中、成果最多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最需要更具适用性和有效性的方法论指导的部分之一。

第二，立足于创新性与针对性。创新性是针对已有而言，即与“传统”方法有明显不同，此前从未在华语研究中完整使用的、带有明显创新意识与特点的认识及理论框架等;针对性则是面向华语独特的事实及其特点，而专门设计的更具适用性的操作模式等，并且已有一定的研究实绩，初步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第三，立足于“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方法”。按我们的理解，所谓“方法论”，应该是超脱某一具体“方法”的理论框架及由此衍生的具体操作模式，因而属于“理论”层面而不是“技术”层面，属于某一学科或领域内的理论建设。

随着华语研究的日益拓展与深入，我们可以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具有以上三方面特征的探索性成果问世，代表了华语理论建设的新进展，同时也对华语本体研究起到实质性的推动。 具体而言，这样的成果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在具体现象的归纳、事实的分析等具体操作过程中尝试使用以前未见或较少使用的方法，能给人们带来新的启发、新的认识，而这样的方法在一定甚至很大程度上具有广泛适用性和可类推性，我们所见以这种类型居多，如邵敬敏、刘杰（2008），郭熙（2012）;二是直接以方法论为探索对象，直接给出适用于某一或某些方面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操作模式等，这样的成果目前还不多见，但是更具理论色彩、意义和价值，如王晓梅（2019、2020）等。以下，我们就围绕上述两个方面对华语研究方法论的探索进行举例说明。

邵敬敏、刘杰（2008）以“手机”一词为例，调查与分析了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问题，其中就有比较深厚的方法论色彩。比如，文中利用Google在2007年10月以及2008年3月两次对“手机”及其同义词群进行搜索，并作了两方面的比较：一是跟CCL语料库的数据对比，二是Google前后半年数据之间的对比，由此显示出同义词群中各词使用量的消长变体。此外，该文还根据邹嘉彦、游汝杰《21世纪华语新词语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的“手机同义词群”图表，整理出一张关于新词“手机”的发展线索对比图表，由此显示“手机”一词的崛起并最后胜出有其重要的语言原因以及深刻的社会原因。此外，文中还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各地华语“互联网”等名称的竞争与选择，还指出这一方法也可以用之于外来词的引进方面。我们在讨论现代汉语史的研究方法时，提出“网络调查法”（刁晏斌，2006：87-89），而本文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并且与已有相关研究（调查结果）相结合，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调查的范围和内涵。不同语言形式的竞争与选择在华语中是一项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研究课题，因此本文的方法既值得借鉴，更应该推广。

刁晏斌（2017a）专设“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对比研究新视角”一章，这里的“新视角”很大程度上就是着眼并立足于方法论的。其下分为四节，分别是“深度对比”研究、“直接对比”研究、“微观对比”研究和“计算对比”研究。以上四部分内容，前引祝晓宏（2016）已经简单提及“直接对比”研究，而我们在下文还要谈及“计算对比”研究;剩下的两项，具有内在的联系，所以可以放在一起作简单的介绍。

所谓深度对比以及深度对比研究，就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加深，寻求新的增长点，从而无论在局部还是整体上都达到一般本体语言研究所追求的三大目标：对各地华语及其与普通话的差异以及发展变化等事实进行充分的观察、描写和解释。具体的目标与追求则是“以小观大”，由既是词汇单位又是语法单位的微观个体——一个个具体的“词”入手，通过对其意义和用法等进行尽可能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分析，来了解和把握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再深入一步，就是“微观对比”研究：把“触角”下探和内移，深入到词的内部，从更加微观的角度着眼和入手，即在“语素”和“义素”层面，进行不同对象之间的对比考察，我们称之为“语素/义素本位”（刁晏斌，2016a）。例如，马来西亚华语中，以“礼”为语素构成的词特别多，如“动土礼、挥旗礼”等，而这些词普通话中基本没有，由此体现了二者在简缩性语素选择及使用上的不同取向。如果从这一点入手，一方面可以由词的比较进入词族的比较，另一方面也可以在语素层面进一步发掘二者之间的差异（如“礼”与“式”二者之间的对应与不对应及其消长变化等）。再如，普通话中，“乡亲”一词具有[+称呼][+农村人]的义素/语义特征，而在马来西亚华语中，具体使用中的“乡亲”经常是[-称呼][-农村人]的，它一般只用为具有[+指人][+亲切]语义特征的指称形式，而这就是两地之间词汇在义素（即语义特征）层面的差异。这样的差异属于李行健（2013）所说的与“显性”差异相对的“隐性”差异，是微观对比研究的重要着力点。这方面的深入发掘，一方面能够反映华语真实的内涵及准确的实时使用状况，另一方面也能够总结、提升为理性认识，如隐性差异词包括哪些方面的哪些种类，其形成的原因及可能的发展路径是什么，其间有什么普遍或独特的内涵，应该确立什么样的发现程序和工作模式，由此可以给词义以及词义对比研究带来哪些新知等（刁晏斌，2020a）。

20世纪后期，中国学者的理论意识空前增强，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立足汉语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方法不断问世，邢福义先生提出的“两个三角”理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华语研究中，有人利用“大三角”理论与操作模式来分析和解释其独特的现象，取得不错的效果。比如，李计伟（2012）借此分析马来西亚华语的两种语法结构即“介词 + X + 起见”和“以策 + X”，从“小三角”（表-里-值）和“大三角”（普-方-古）两个方面，分析说明两种句式与普通话的差异，以及与南方方言和古汉语语法的密切关系，由此在共时与历时两个层面对上两种句式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描写、分析与解释。文章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两个三角”理论和模式是发掘海外华语语法特点的根本方法。在我们看来，这是把本土原创方法论用于华语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

在这样的尝试基础上，王晓梅（2018）结合马来西亚华语实际，以“大三角”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古、方、普、外”四个研究视角，其中“古”指的是古代汉语（包括近代汉语）对马来西亚华语的影响，“方”指的是闽、粤、客等南方方言的影响，“普”指的是普通话即当地华语与普通话的异同，“外”指的是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的影响。文中分别从上述四个方面对一些语言现象进行了分析及探源等，显示了建立“古、方、普、外”四个视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王文认为，进行华语研究应该充分考虑这四个视角，并用于解释各地华语特征的结构特点与形成原因;另外，这一理论视角不仅适用于马来西亚华语研究，同时也适用于新加坡、印尼等华人人口众多、华语变体自成一格的区域，这样就具有了跨社区的更广泛的适用性，自然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几乎与此同时，香港学者田小琳（2018）主要立足于香港言语社区，也提出了“普-方-古-外”四个视角。另外，田小琳（2019）还把“普-方-古-外”上升到“比较原则”的高度，用于讨论香港社区词与方言词、文言词、外来词的关系，以及分析香港社区词构词的修辞特点。田文得出的结论是，用普通话语素构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通用性;吸收少数粤方言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本地色彩;吸收古汉语语素构词及文言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传统性;吸收外来词和组造字母词，令香港社区词具有开放性。

以上王、田二人可谓不谋而合，只是前者立足于东南亚华语研究，而后者立足于香港语言教学及研究，另外四角的顺序也不相同，反映了同中之异。

关于上述“四个视角”观的贡献，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结合华语实际，对立足于汉语普通话而提出的“大三角”理论作了进一步的拓展，从而为华语分析提供了一种更具全面适用性的思想观念与操作模式;

其二，相对于“大三角”理论主要着眼于并用之于语法研究，“四个视角”的提出者强调它可以用于词汇、语音、语法以及修辞等的研究，这样，它就具有了更大的使用和适用范围，同时也具有了更大的意义和价值;

其三，王文明确指出，把四个视角作为“分析马来西亚华语乃至全球华语的理论框架”，其目的在于“引发学界对全球华语理论的探讨和交流，推动全球华语或大华语理论建设的进程”，也就是说，它首先是着眼于华语研究的理论建设。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认为四个视角不但具有浓厚的方法论色彩，同时也因其具有极大的适用性与可操作性而在华语研究中大有用武之地，循此以往，必将带来华语研究质量和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继四个视角之后，王晓梅（2020）又提出了一个华语语法分析的“三维框架”，即从“历时—共时”“书面语—口语”“共同语—方言”三个维度分析华语语法现象，并且强调三者之间并非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这样，四个视角和三维框架合在一起，就基本构成了一个华语分析的立体网络，同时也成为全球华语学方法论探索的一项集成性成果。

此外，华语研究中还有一项内容持续时间很长、研究成果很多，同时也极富理论色彩，就是“社区词”，其在方法论层面也非常值得总结，因笔者另有专文对此进行讨论（刁晏斌，2022），所以此处暂付阙如。

3. 关于华语研究方法论建设的思考

在华语研究中，我们一直秉持这样一个信念：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华语能够而且应该成为已有理论的应用地与验证场，同时也是新理论的“孵化器”（刁晏斌，2020a）。这里的新理论当然也包括新的方法论。

方法论建设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已有华语研究多是沿用语言本体研究的“现成”方法，方法论的创新不足，由此实际上已经造成一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比如对一些现象的考察与分析比较简单化，缺乏应有的全面与深入等（刁晏斌，2016b）。

为了改变上述现状，我们大致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大投入，争取更多的产出、更大的收获。

3.1 对已有探索不断补充和完善

某一方法论的探索可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不同学者的“接力”传递，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完善的境地，并在不断地创造性使用中发挥更大的效益。比如以上讨论的四个视角，大致就是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在四个视角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即中国早期国语的视角。另外，按现有认识，华语属于传承语/祖语，而它的传承对象或称“原祖语”就是早期国语（刁晏斌、周连英，2021），所以这一视角也可以称为“传承语视角”或“祖语视角”。我们建议增加这一视角的理由大致如下：

其一，最初的华语（即东南亚华语）是由中国大陆地区的早期国语即当时的汉民族共同语“整体移植”而形成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曾经作过比较全面的阐述与证明（刁晏斌，2018：145-182）。正因为如此，当今各地华语与早期国语保持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这一点已经为很多研究成果所证明，比如郭诗玲、高虹（2016），王彩云（2016），李计伟、张翠玲（2019）等。所以，早期国语应该是观察华语的一个重要视角，二者之间关系的对比与参照理应成为华语研究的“常规”内容之一。